江南烟雨里，白墙黛瓦下，撑着油纸伞的姑娘，染着丁香的颜色和芬芳，彷徨在寂寥又悠长的雨巷……这一帧如慕如诉的经典画面，这一首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的佳作，穿越百年的光阴，宛然在当代青年人心田和文化复兴的共振间往复回环……或许是因了这雨巷的唯美独特，先摄世人印象，某种程度上也遗漏或遮蔽了戴望舒其余的光华？

是的，戴望舒不只是浪漫多情的“雨巷诗人”，他还是一位非常优秀高产的翻译家。除译介欧美现代象征诗歌外，他一生还翻译了法国、西班牙、俄罗斯、苏联、比利时、意大利、土耳其等多国的小说、散文、政论、文艺评论等近四百万字，对中国的翻译事业贡献巨大。他的译作常常附有译者前言/后记和许多注释，或详或简介绍作者背景和在本国的文学史地位以及生僻的海外风土地理民俗，展现出十分严谨专业的学者风范。同时，他也是一位十分杰出的编辑，终其一生最密集的工作就是编辑和翻译。他在古典戏曲研究和民俗学方面也造诣颇深，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抗日爱国志士。

1905年农历九月初七（10月5日），戴望舒出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大塔儿巷10号。自入杭州宗文中学始，就发起成立了文学社团“兰社”，以自己的家为编辑部主编小说旬刊《兰友》，最初创作的小说和翻译作品在旧形式下已然凸显爱国主题，曾出“国耻特刊”，透露出十分热烈的救国血性。1923年受新文化感召与施蛰存等文友一起考入共产党人主导的上海大学。1926年在北伐的革命洪流中加入共青团。

中学时期的戴望舒

1926年在上海

1927年3月因参与发传单等地下革命活动遭到缉捕。幸而获释后为躲白色恐怖避难松江施蛰存家，在那里开启了他们文学梦工场的缔造，也在那里爱上了“丁香般的姑娘”，写下了《雨巷》，被叶圣陶慧眼识珠，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并高度评价“开了中国新诗音节底新纪元”，从此诗名鹊起。

之后在上海与刘呐鸥等一起创办一线书店，编辑出版新文艺期刊《无轨列车》，因内容太过革命而遭封禁。后再与刘呐鸥、施蛰存重整旗鼓开办水沫书店，编辑出版《新文艺》，又因宣传普罗革命文学而遭查封停刊。1930年2月加入左联，大量译介苏联革命文学理论和作品，并创作了两首讴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诗作《流水》和《我们的小母亲》。1929-1930年间，在冯雪峰的影响下与鲁迅合作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革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

戴望舒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的版权页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之一种

有一种说法认为戴望舒是创作后期才突破个人小我走向了民族国家的壮阔境界，其实不然。戴望舒的爱国“大我”，是深蕴个性素养里的一眼红泉，革命低潮时似乎水声微隐，却从未中断过涌动。也正因此，在民族危难时期才能喷涌而出。

1938年5月戴望舒赴香港，8月1日开始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词即表明希望他开辟的这一小块文艺园地，能在阴霾气候下代替星星“尽一点照明之责”。 

《星座》创刊号版面

自此戴望舒以笔作刀枪以《星座》作旗帜全面宣传抗战；面对频繁压迫的殖民审查制度则以空方框、开天窗、登启事等编辑策略进行公开斗争，凝聚团结了海内外各个流派的抗战爱国作家。在《星座》副刊上发表宣传抗日诗文的作家包括茅盾、郁达夫、徐迟、许钦文、萧乾、萧红、端木蕻良、沈从文、罗洪、芦焚、沙汀、施蛰存、卞之琳、方敬、郭沫若、艾青、袁水拍、楼适夷、梁宗岱、罗念生等，正如戴望舒自己所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上写过文章的”，使得《星座》成为无可替代的抗战文艺中心；此后他又陆续主编了近10个报章副刊，通过编辑定位、选稿内容和作者群培育等进行“文艺抗战”：

《顶点》封面

1939年7月与艾青两地联手合编诗刊《顶点》，明确诗歌要为抗战服务，但不能失去“诗性”。正是这样的不懈坚持，诞生了日后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融合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首爱国佳作。

1940年8月受茅盾委托，创办英文版《中国作家》杂志，首次向海外介绍中国抗战文学。此外，他还作为“文协”香港分会领导人，长期与汉奸文化作斗争，甚至大义灭亲将附敌的青年时代密友杜衡、妻舅穆时英开除出文协。而对爱国文艺青年则无私付出，呕心培育扶持；在创作方面，突破自我含蓄伤感诗风，创作直白有力广为大众传播的抗战爱国诗篇《口号》等以及十几首嘲讽日寇的童谣（如诅咒日本神风飞机的“神风，神风，只只拨空，落水送终”）。也正因此，1942年被日寇投入牢狱，经受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

关押戴望舒的香港域多利监狱，如今作为历史遗迹“大馆”开放给民众参观。

其中一间监房内陈列的戴望舒的诗歌《狱中题壁》，抒发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1年“秉静安先生的遗志，继鲁迅先生余业”，戴望舒在《星座》副刊上创设《俗文学》周刊，“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意识来参与抗战，使周刊成为全国及东南亚的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他还身体力行，以学者智慧跨越浙江人地域语言的隔阂，考古广东风俗俚语，创作发表了81篇“广东俗语图解”，别开抗日文艺新形式。即使身陷囹圄奄奄一息出狱后，在殖民文化势力的控制监视之下，与叶灵凤合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等三个报纸副刊，无奈写作回避现实、返回古代的读书杂记类文章，貌似潜心考订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也不忘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感对殖民文化进行“曲线抵抗”。

《新语》创刊版面，《致语》即为发刊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2月15日陈君葆主编的香港《新生日报》创刊，戴望舒受聘主编了《新语》《文协》《生趣》三个版面的副刊。开宗明义指出文艺界目标过去是抗战，如今是“需要建设新的文化，它需要扫除法西斯的渣滓，它需要给民众以再教育。”为此，戴望舒致力于要给香港民众带去“滋养的，健康的精神粮食”，三个副刊构成一个有机系列：《新语》以“纯文艺”为定位，通过译介世界文学资源，刊载纪念悼亡诗文等，实现集体哀悼与战争创伤疗愈；迅速恢复出版的《文协》，立意促进香港新文艺的复兴以及战后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与价值引领；而《生趣》则立足市民生活重建，采用通俗小说连载、科普短文等策略，在精英文化与大众趣味间寻求平衡。三者各有侧重构成“创伤疗愈+政策引领+生活渗透”这样一个立体的珍贵的“战后文化重建”模式。

此外，戴望舒的抗战还具有广阔而前瞻的国际视野：早在1932年留学法国期间，他就开始翻译报道欧洲反法西斯作家作品和文艺活动，如1933年3月的《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报导了纪德著名的反法西斯演讲。甚至亲赴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游行。从1938年8月到1941年12月近3年的时间跨度中，不间断地翻译发表法国作家马尔罗描写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长篇小说《希望》；翻译出版《西班牙抗战谣曲》等等。通过这些翻译作品，讴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勇气和信心，鼓舞抗战士气，也反思战争对人类的伤害。

戴望舒的抗战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既有战前的敏锐报道、战时的多点开花全力以赴，又有战后重建的自觉使命；更兼具诗人的、编辑的、翻译家的、学者的丰富多维的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非凡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也正因此，受到党的肯定和召唤。1949年3月由专人安排从香港回北京，一路享受高规格的接待护送。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国际新闻署担任法文组组长，负责毛主席著作的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工作。1950年2月因病逝世后，《人民日报》发表吊唁电讯，胡乔木发表悼文。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此后戴望舒遗属一直由政府抚养。至此，回观特殊时期被举报的所谓“附敌”疑云，其实早已拨云见日；时至今日，更不应再让这个模糊的疑云遮蔽戴望舒集诗人、翻译家、编辑和抗日文化战士于一身的璀璨光芒。

戴望舒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以往的了解面和重视度都很不够。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恰逢戴望舒诞辰120周年（今年农历九月初七是10月27日），谨以此短文纪念这位杭州文化名人，愿他的在天英灵笑慰家乡改天换日的变化，愿他的故土人心上，雨巷不再幽暗，丁香不需彷徨，堤上繁花永如锦帐。

戴望舒之女戴咏素（中）与杭州市戴望舒研究会筹备组成员。左二为本文作者、《戴望舒年谱》作者姜云飞，右二为杭州市上城区社联主席朱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