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欧盟对外行动署前亚太总司长古纳·维冈（Gunnar Wiegand）。

5月14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前亚太总司长古纳·维冈（Gunnar Wiegand）在纪念中欧建交50年之际接受了（www.thepaper.cn）专访。维冈于2016年至2023年任亚太总司长。作为在欧盟外交体系工作多年的资深官员，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了欧盟多个关键区域的对外事务。

在履职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长之前，维冈于2011年至2015年任欧盟对外行动署俄罗斯、东部伙伴关系、中亚、欧安组织及北方维度事务的负责人，还曾担任欧盟委员会与美国和加拿大关系处处长，欧盟对外关系总局总干事和欧盟负责与东盟关系的高级官员。卸任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长后，维冈目前在欧洲学院布鲁日校区及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正因有跨大西洋、欧亚大陆与亚太近乎全方位的履职经历，让他对大国、地区间的互动逻辑有着全景式的观察与深刻理解。

因此，当谈及中欧关系的外部维度时，维冈直言不讳：乌克兰问题是目前中欧最大的分歧点，他希望中方能对俄罗斯施加影响，促成停火。他也指出，“把欧中关系视为跨大西洋关系的‘衍生品’是错误判断；我想中国也不会接受‘中欧关系的质量取决于中美关系’这一说法。”

以下为专访实录（略有删减）

古纳·维冈在北京接受专访。记者 聂舒翼 图

50年前中欧核心议题是贸易，至今仍是

：作为长期在欧盟对外行动署工作的资深外交官，您对中欧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您如何评价中欧建交这50年来关系演变的主线？过去50年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维冈：当欧中宣布建交时，我只有18岁。欧共体委员会主管外事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在1975年专程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达成共识。当时核心议题是贸易关系，而我认为，贸易至今仍是欧中关系的基石。若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加总，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是企业层面的客观现实。除贸易之外，在过去15年到20年里，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50年前，双边年贸易额仅20亿欧元，如今已达到约每天20亿欧元。这是一段成功故事。但贸易逆差也逐年扩大，两年前，逆差创下纪录。去年，在超过7300亿欧元的总贸易额中，我们（欧盟）的贸易逆差为3040亿欧元。我们并非唯一遇到类似问题的中国合作伙伴，中国对约75%的贸易伙伴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目前存在一些失衡问题，归因于我们所说的“产能过剩”。这是当前经济领域最大的挑战。

但是，欧中关系早已超越经贸，向更多领域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欧中都认识到，作为多边领域的重要伙伴，必须紧密合作，以双边合作促多边成果，涵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债务重组、减灾等方面。我们的合作已带来良好成果，并能有所作为。

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是另一个重要的对话领域，从缅甸、朝鲜半岛局势，到南海、东海，再到中东问题，也涵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发生在欧盟边境附近的战争，这是欧中最大的分歧点。欧盟期待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秉持原则并支持领土完整和主权，为停火止战、推动和平进程发挥更大作用。

：回顾过去，中欧关系经历了“黄金十年”。2014年中方提出了中欧在“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随后2019年欧盟通过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中关系战略展望》，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2021年欧盟发布“印太战略”文件。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在中欧关系整体发展中的作用？这些文件提出的背后基于怎样的考虑？

维冈：尽管欧中在某些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但中国领导层始终与欧盟保持接触；欧盟领导人也一直把对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

我们称之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期，欧盟曾两次制定对华总体战略，第一次是2016年，第二次是2019年。这极大提升了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性，因为不同成员国在与中国的双边互动中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每个成员国都承认对华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也形成了对华“三重定位”：在共同关注的领域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欧中）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存在竞争；并且由于拥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我们也是“制度性对手”，面对某些挑战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因此，在同一政策领域里，往往同时包含合作、竞争与对手三种成分。

这很复杂，但也能为一些具体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有时通过双边协商解决，有时借助欧盟层面工具，协调成员国的不同做法。比如，针对在新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外来投资，不仅是来自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投资，欧盟制定了统一的审查机制。我们并未阻止中国投资，而是设定了允许投资的标准。

正是在这一时期，欧盟愈发意识到必须形成共同的对华政策，以应对深化欧中关系进程中存在的诸多可能性。

中欧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俄罗斯？

：下面两个问题关于外部因素，首先是美国。您如何评价欧洲近年提出的“战略自主”概念？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对欧政策更趋强硬，加之关税政策的影响，看起来似乎给中欧合作带来某种机遇，您认为这是否会加速欧洲和中国某种意义上的靠拢？

维冈：我认为，把欧中关系视为跨大西洋关系的“衍生品”是错误判断；同样，我想中国也不会接受“中欧关系的质量取决于中美关系”这一说法。

诚然，大多数成员国在北约框架下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且与美国拥有相近的治理和经济模式，这一现实让我们（欧美）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无论白宫由谁执政，盟友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力量不会改变。但众所周知，欧盟在多个领域与现任美国政府存在政策分歧。正如中国在努力寻求方案避免贸易战升级一样，就欧盟而言，我们与美国拥有全球范围内最庞大的经济关系，我们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类似，但欧美经济的互融程度甚至更高。

有人会说，当欧盟试图“去风险”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时，是否也要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去风险”。这就引出了“战略自主”概念。它最初源于防务领域，指欧盟应具备在内部生产关键防务装备的足够能力。如今，这一概念已扩展至经济领域的关键产品。战略自主的讨论也与提升欧洲核心产业竞争力紧密相连。

总体而言，欧盟将增强韧性，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这并不会导致某些人希望看到的“欧美脱钩”，欧美仍将保持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紧密关系。只是欧盟会付出重大努力，在本土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并通过与全球更多伙伴建立紧密的经贸联系，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其次是俄罗斯，不可否认乌克兰危机给中欧关系带来了挑战，甚至是负面影响。但中方认为从中欧关系本身来说，不应该让这些因素影响到中欧关系的核心层面。中方曾多次表态，中方坚持劝和促谈，不向冲突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两用物资，并发起了“和平之友”小组，为停火止战汇聚更大合力。对此您怎么看？

维冈：当前，各方都在努力促成停火并达成和平协议，我由衷希望，中国能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影响。这关系到欧中双方最直接的安全和利益。绝不能让任何国家有理由入侵邻国、占领甚至吞并其大片领土。如果这种行为再度被国际社会接受，那么全球体系的稳定都将受到严重威胁。这就是我们对此反应强烈的原因。

“欧盟不认同任何形式的脱钩，尤其不认同与中国脱钩”

：回到中欧关系本身，技术脱钩、产业去风险化等正重塑中欧经贸关系。您是否担心未来的中欧经济联系会“渐行渐远”？有没有什么领域可能成为下一个“稳定锚”或“桥梁”？

维冈：我不认为我们正在“脱钩”，也不会“渐行渐远”。我想特别强调，欧盟从未主张任何形式的“脱钩政策”。“去风险”的真正含义是减少因依赖单一供应方而产生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让某些目前或许仅从中国获取的技术或材料，转而从多个供应方获取。这就是通过多元化实现“去风险”，绝不是停止进口，而是不再100%或95%依赖单一来源。因此，欧盟不认同任何形式的脱钩，包括不认同与中国脱钩。

除了常规贸易，在一些中国大力推进的新技术领域，欧中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到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欧盟也并行投入取得了一些成就，并仍在部分领域保持领先，另一些领域则由中国领跑。我认为，在欧洲缺乏传统产业优势的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开展紧密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部分领域已走在前列。过去在与投资企业的谈判中，焦点始终围绕如何支持欧洲企业扎根中国、开放曾对外国投资关闭的行业、完善合资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保技术转让，这些历来是中方提出的诉求。而今在欧洲，我们对中国投资企业提出的要求，恰与当年中方诉求如出一辙。

这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令人振奋的新阶段，我们的整体关系更趋平衡，尽管贸易往来数据尚未体现平衡。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欧盟）希望后续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欧中应全力推动构建让各国都能自主决策的全球体系”

：对于中欧关系的“下一个50年”，您最担心的是什么？最希望看到的又是什么？

维冈：我真正担忧的是，尽管在现实层面，我们的社会、人民在全球范围内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已是现实，每一个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身处其中，但是，如今人们谈论多极化的复兴时，实际上是在谈论倒退。

我们本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有效的全球体系，不仅是有效的全球贸易体系，更应涵盖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问题。然而现实是，我们正在目睹昨日重现——形成不同的势力范围，由不同的“极”主导这些势力范围，然后要求小国“效忠”。

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不是欧洲的理念。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曾通过不同的帝国推动过这种“势力范围”体系。这让我们吸取了教训，无论国家大小，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规则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

我认为，这正是欧中需要共同努力的核心使命。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而应全力推动构建一个让各国都能自主决策的全球体系。国家可以选择更倾向于加入某一方，或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但不应被强迫依附于任何一极。因此，多极化本身无可厚非，但胁迫行为绝对不行。必须有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多边规则。

：最后，我们给所有受访嘉宾提的一个问题：您对中欧关系的未来有何期望寄语？

维冈：希望欧中双方的决策者，能为这段广阔、深厚的双边关系注入最好的动力。这段关系建立在四个关键能力和潜力之上：

第一，智慧与经验，欧中双方都拥有古老文化和文明，让我们规避最坏的情况，追求最好的未来；第二是创造力；第三是双方都蕴含的能量，即便面对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驱动力也能推动我们前进；最后是妥协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双方常执着于己方的最优先议题、愿景或诉求，但我们也必须理解对方关切。

如果我们能将这四点融入国际体系的改革中，必将成功造福于双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