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1页第2行，出现他一生著述的第一个问号。

从这一问开始，文集十六卷，卷卷有问号。粗略做手工点算，可见费孝通先后写下的将近七千个问号。《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还有一千五百多个问号。这是他对一生所历近百年社会变迁的观察和思索如实记录的重要部分。

费孝通一向敬重的梁漱溟，自视为“问题中人”。若有机会把费孝通留在世间的问号奉于梁漱溟案前，或也可得评“问题中人”，引为同道。

费孝通

1937年1月11日，费孝通在伦敦写信给廖泰初，讨论“我们从这个观点中所产生的研究收获是不是民族生存上必需的知识？有它无它是不是无关宏旨？是不是把握不住时代的动荡？是不是不值青年人用生命和世俗的幸福来换取的？”

1941年1月12日，费孝通在昆明写《劳工的社会地位》，说起“士农工商”，思索“在市镇里，再穷也不能把长衫当去，长衫代表什么？”“靠肌肉为动力的时代的劳动，本是牛马的事。人们和牛马做同样工作，哪里会被人看得起呢？”

1943年4月10日，费孝通在呈贡写《清明怀故乡》，“老母翻开补了又得再补的春衫，针上穿了线，又停住，春风吹来怎么还是这样冷？儿女们带去的棉衣，已经五年了，破得不知成什么样，线没有这样长，有谁在替他们缝补？”

1947年11月26日，费孝通在北平写《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回头看看一般谈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人，眼睛却大多只对着中枢政策，这一大片广大苦海里在法外特殊政治机构中苟延喘息的老百姓的惨景，连提都没有人一提，怎能不令人痛心？”

1948年2月16日，费孝通在清华园写《所谓家庭中心说》，“我们所谓以家庭作为生活中心的说法有多少事实根据？我们一天里有多少在家里？一天里接触的人中有多少是家里人？更具体一些，夫妇之间坐在一起谈话说笑一天有多久？亲子之间又怎样？”

1949年8月31日，费孝通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写下政权鼎革前夜的思索：“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

1980年3月，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仪式上演讲。国际学界在费孝通沉寂二十多年后又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

1982年8月19日，费孝通在吉林社会学学会座谈会上讲话，担心“到2000年很多老年人靠谁生活呢？……现在强调生一胎，到将来就更复杂了，由谁来挑起这副担子，怎么个办法挑起来，是我们现在就要想到的问题。”

1984年6月27日，费孝通在北京写《旧话相应——〈柳无忌散文选〉书后》，感慨“哪一条人生的路上没有‘累积的苦痛，抚膺的怒气，过去现在，有意无意的错误’，种种不如意的事呢？苦笑过后，回过头来，……从宁静的回忆中，优游自在，……”

1987年10月31日，费孝通在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

1990年8月16日，费孝通在莫斯科十月广场科学院招待所写《红场小记》，“久仰的‘圣地’果真出现在眼前。摆弄了我一生的风暴，不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吗？”

1995年4月25日，费孝通在漯河市郾城县黑龙潭镇半截塔村访问农户，想起多年存疑的问题。“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我们摸着的石头是什么？”

1997年7月1日，费孝通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见证历史切换，“中国国旗升上去，英国国旗降下来，一升一降，历史都在里边了。我在那里一边看一边想，为什么会有这一天？”

1999年9月30日，费孝通回顾重建社会学历程说：“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它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化？为什么这样变？”

2002年8月6日，费孝通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座谈会，提出自己暮年里想得最多的问题：“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二

费孝通留意、思索的问题，从柴米油盐到人类命运、宇宙演化，从家乡江村到无穷的远方，从定西老农到无数世人，无不蕴含着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寄托。费孝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留下的八九千个问题，看一遍，或看一半，哪怕只看十分之一，也能多少有所领悟。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发现、提出、分析、解说、反思，贯穿费孝通学术生命始终。他素来视民如伤，学术为本，实证为法，躬身田野，如实记录，为当局者做“善谋”，摆事实，讲道理，出主意，想办法。为此，承平日子里，他甘于吃苦，风餐露宿。山雨欲来时，他不避风险，廓然大公。残酷打击中，他逆来顺受，保持思考。一旦有条件恢复正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他顾不得回味酸苦，立即回归田野，回到民众生活中，为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做调查，写文章，提建议。从1980年“改正”，到2003年年底住院，费孝通以老迈之身不停奔波了二十三年。

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得道，暮年回首前尘，费孝通一生劳作，记录于十六卷本《费孝通文集》代表的等身著述，也有到老未曾化解的心底遗憾。

他始终没有感受到他期盼的、他应得的历史信任。

费孝通有足够的参与热忱，却碰上意外的冰凉。他感慨“我们这个社会总教人做好人，可是总不准备奖品”。1957年，他深切地体会了受误解的滋味。1998年12月21日，费孝通说起当时，“晚上还会做梦，那东西还来。好像一下子给人家……说不出来了。受冤了”。

把话说重一点，费孝通曾有感受，“我能不能划在人的圈子里也成了问题”。这话写在《费孝通散文》序言位置，该多沉痛？他说自己“和‘正道’格格不入”，“入不了世人所规定下的圈子，不能甘心在别人划下的框框里做个顺眼的角色，成了圈外人物”，该多悲凉？

《纪念黄药眠》一书出版时，费孝通题写道：“踏着荆棘饮着苦酒勇敢地面向光明。”

1998年9月20日，在苏州南园宾馆，费孝通又说起“圈外”话题。他说：“我就是这一辈子没有嫁出去。‘圈外人语’，这个话意思很深。我一辈子没有进圈子。唱戏要有台子，我没有，只是清唱。清唱一生。别人不为我搭台子，我自己搭。搭来搭去，快搭好了，别人就拿去了。”

这种经历，费孝通平时不大往心里去。到了生命终点，蜡炬成灰，一生难消的隐痛浮上心头，应是人之常情。他不是过不去，只是想起了。1934年，费孝通就把他人生最后一幕写出来了，“我早预备走，但心里梗梗地好像总有什么放不了的。这世界还有放不了的？自己也难信。今天才恍然，原来是你。但是放不了的不还是要放了？”

属于个人际遇的，放不了的也还是要放了。属于公众事务的，放不了的还是放不了。比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人类学的普世使命。费孝通放不了，还有自责。他说：“我写了这么多年，六十多年，好像还只是在表面，不是深层的。深一层的东西还不敢碰它，适可而止了。超过了当时的文化高度，人家也不能接受你的东西。”

2000年8月，费孝通为第七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起草讲稿。该会有海外学者参加，问题应该谈得深一点。他说：“在最近几次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中，我用‘和而不同’来概括我国文化传统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和而不同’来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现的面貌。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我反复申说这四个字，包含着我个人对百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隐含着我对人文重建工作基本精神的主张，更饱含着我对人文世界未来趋向的基本盼望和梦想。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学术研究既要体现人文世界的实际面貌，同时又必须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提出值得追求的方向。”

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当下履行学科职责的及格线。费孝通对中国学界的履职能力并不乐观。公开场合，写文章，作演说，他会表达得委婉、含蓄些，即便提出批评、“警告”，语言上也留有余地。私下说起来，话就相当不客气了，直抒胸臆。

1997年11月19日，费孝通到上海做实地调查，研究浦东新区失地农民“浮在半空中没有着落”的问题。他对长期在当地做调查的李友梅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学还停留在李景汉时代。吴文藻开始做起来的事情还没有扎根。有人还在那里打架，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拉山头，树大旗。这样搞下去，社会学没有希望。”

此前一天，11月18日，费孝通在无锡，说起16日参加的“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成果鉴定暨验收会”，他在现场听了项目总负责人吴良镛院士的讲述，感到梁思成后继有人，说：“我那天说梁先生后继有人，是感慨我自己。梁先生后继有人了，我是后继无人啊！”

费孝通的孤独感，很早就有，很少流露。1936年，他在江村做调查时，曾在《江村通讯》最后一篇中说：“读龚定庵的《书金伶》，竟使我有些害怕，曲之高者，真不是闹着玩的。话说得太远，没有经验过的当然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若是本领更强的或早已超过了这种境界，只有在这边际上的人物才会觉到这种情绪，不幸的就是我老是在‘边际’上过活着！”

这段文字，是费孝通孤独感的早期表达，也是他一生总在“圈外”的预言。从他带着江村调查资料到英国，到他1938年完成博士论文，马林诺夫斯基为这篇论文写下序言，再到1996年费孝通重读这篇序言，其孤独感一直默存于心。

蓄之既久，不妨最后一说。费孝通在长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最后一节说：“马老师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实际上已经点明，介绍我时首先他说我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的爱国者’，他同情我当时关心自己祖国‘进退维谷’的处境，更同意我以我这个受过社会人类学训练的人来进行为解答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我提出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志向，为此我走上了这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一直坚持到暮年。实际上，真正了解我学人类学的目的，进入农村调查工作的，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在同行中除了马老师之外，为数不多。我在西方的同行中长期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有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自称是被视为在这个学术领域的一匹乱闯的野马。野马也者是指别人不知道这匹马东奔西驰的目的何在。其实这匹四处奔驰的野马并不野，目的早已在六十年前由马老师代我说明白的了。”

三

2003年年底，“乱闯的野马”跑完全程，住进北京医院。他东奔西跑的目的，了解的人不多。奔走一生的感受，知音更少。一生职志，费孝通已说出，辞世前，他还有最后的话。

费孝通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中，从学术角度和他接触较多的是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教授。

潘乃谷说：2003年10月，“可能他自己感到再出去开会和大家交流已不容易了，所以嘱咐我把他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我协助他整理了四篇简短的信件和书面讲话。它们是：《老来还是要向前看》《给南京纪念“小城镇大问题”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的信》《给“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信》《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他走了，回过头来重读它们，才领悟到这就是费先生最后想要和我们说的话”。

另一段文字，是费孝通在病中写出，嘱咐潘乃谷琢磨、誊清，可看作他的遗言。

这是“最后”的最后，全文如下：

病时所思，作为留言可也。

成人以来立志以脑力劳动为人民大众谋些福利，即所谓志在富民。回顾此生这个志愿基本上做到了的，至于有什么效果就让别人在身后去评论了。自觉在我这一代人中是尽力为这目的去努力的一个。但所学不够，更不深入。学习得不够认真，不够高要求。这是直话。成绩不如条件好，多得于人而出得不够，也可说辜负此生的机遇。这是真心话。受于人者远过于援于人，这个天平上我不是个成功者。我是想做得更好更多些的，但到自觉时，存信者不坚是件大苦事。作为一个教训，不要失去时间和机会，要有自觉。这是为什么我说要补课的真实原因。其实我是想自责耳。有心理条件时不主动充分争取，多留着一些尾巴，失之极易，追已难及，这是我自己最后的一点心理，也是忏悔，是一点自己的悔恨，一点自知之明。

当此初，作力追取要及时，莫悔恨失之措臂。举个例子说，我所师从的几位老师是很难得的，但我并没有好好地学，把他们的成就继承下来。比如史禄国的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其涵义很深，我没有搞清楚。又如潘光旦的新儒学的见解，我也没有好好学会。其他如Park和Malinowski我只是掠了个皮毛，没有深入。学习不认真是我的大毛病。

一介书生，留下的最后文字，是忏悔。带走的，有未了心愿，还有未解的问题。

未了心愿中，属于著述的，至少有五个题目。

1948年8月28日，费孝通写道：“储安平先生暑假里到北平来，他希望我把在《乡土重建》后记里所预告的《中国社会结构》早一点整理出来，我对这件工作着实踌躇，因为这件工作要做到自己能满意的程度决不是这几年内可以完成的。”

1998年1月21日，费孝通对助手谈读《史记》心得，从司马迁的“天人之际”说到钱穆，说“我准备写一篇文章，……叫《有朋自远方来》。钱穆对于我，很远啊。可是他对事情的看法有些地方和我很接近”。

1998年1月23日，知名出版家沈昌文登门拜访费孝通，两人长谈。说起身世，自然说到绅士。费孝通说：“‘绅士阶级’这么一种人，gentry，是怎么分化的，怎么消失的，我想写出来。”

1999年1月15日，费孝通对方李莉说：“有关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写成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发挥发挥写出来。”

1996年10月13日，费孝通对助手谈写作计划。“现在是在公务活动的缝隙里边抓时间写，等我从民盟和人大退下来以后，就有时间好好写文章了。把已经想好的这个大文章系列一篇篇写完，最后再写一本，叫《传外杂俎》或是《传外札记》，从家庭写到最高的政治，写出我看到的、我经历过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我经历过的一些历史大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反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出来，留下来，让后人知道更多的真相。反正我快要死了，死前把它说出来，也是一种责任。”

未解问题，如本节文字前述，从十六卷本《费孝通文集》逐册选取一二。弱水三千，此为一瓢。他做“另案处理，免于收入”其文集的“检讨”“交代”文字中，目前新发现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音磁带上保存的声音中，以及他辗转病床的浩茫心事中，还有“多得很”的“新问题”。他都希望有思考，有交流，希望有机会找人请教。他十七岁时心中的“人类究系何物”这问题，到老仍在心上。

1943年3月，在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高峰期，在昆明呈贡古城，他为《生活导报》写《鸡足朝山记》末篇，最后一句是：“这叫我去问谁呢？”

这是费孝通当年自忖，也适用于他2005年4月24日往生之前最后一瞬。

1928年，费孝通自问：“何怪乎在我生命道上会有重出无穷的荆棘怪兽来阻我吓我呢？”何其准确的预感。他的一生中，从青少年到暮年，确有荆棘怪兽，“重出无穷”，“亦阻亦吓”。所有这些，最终没有挡住他“生命道上”的寄托和奔赴。

2005年的早春，荆棘，怪兽，阻，吓，都已远去。费孝通日趋安静，得大自在。

四

1928年，费孝通为自己确定了“唯一的责任”。一生中，他恪尽职守。对“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经历的“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他尽力如实记录，留下等身著述。“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正接续着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变迁的观察、记录、思索、表达、交流。

1995年，费孝通提出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驾马车”构想，促进了同道的研讨和实践。写出《人类学之梦》的群体，写出《走出乡土》的个体，都在“努力赶来”。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许倬云洞察这一传薪续火的场景，表达感想说：费孝通、杨庆堃的工作，“要到三个世代以后”“才有人真正接下去”，让他伤心。“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又使他欣喜。

“三个世代”前后的人，都有了。许倬云应属“三个世代”之间实质上的连线人。

费孝通辞世后，他晚年留下的话题，能接得上、谈下去、谈开来的人，尚不多见，《许倬云十日谈》（2022）引人瞩目。其中古与今、中与西、天与人之间的广泛话题和恢宏气象，不妨看作费孝通暮年话题的延续和拓展。

费孝通当年写下“这叫我去问谁呢？”是问询桃源踪影。他知道那是乌托邦，问号只是自忖，并不曾想真去问谁。如果他有机会读到《许倬云十日谈》，听听许先生的“九十自述”，讨论一番“人类如何建立‘理想国’”，再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作开怀谈，确认吾道不孤，也许会想：不妨问问许先生。

也许还是保留自忖状态，迹近坐忘。

1993年2月16日，费孝通写《〈史记〉的书生私见》一文，留下一句话，两个问号：“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么？更好些么？”

这台戏，是人类社会文化变迁历史活剧，是天人之际，古今之变。

费孝通留的问号，是一位中国人类学者对“人类究系何物”的永恒追问。

（本文摘自张冠生著《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