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简讯中的梅原

我国考古学界的权威期刊《考古》1983年第4期刊发了一则简讯，标题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梅原末治逝世”，全文如下：

[本刊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梅原末治教授，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二月逝世，终年九十岁。

梅原末治生于1893年8月13日，大阪府羽曳野市人。1929年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1933年任副教授，1939年任教授，并获该校文学博士学位。1956年由京都大学退休，获该校名誉教授称号。

梅原末治在日本考古学上，先是致力于古坟的研究。后来，为了确定古坟的年代而研究出土铜镜，又从研究铜镜进而全面地研究有[以]青铜器为中心的东亚古代文化，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考古学方面，对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战国、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以及汉代的漆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绩。主要著作有：《鑑镜的研究》、《铜铎的研究》、《汉以前古镜的研究》、《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河南安阳遗宝》、《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战国式铜器的研究》、《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研究》等。

通过这则简讯，可大致了解梅原末治的生平与业绩，但对于其人其学无法形成较为深入的认识。那我们再看看梅原的自传《考古学六十年》。

梅原末治

《考古学六十年》中的梅原

梅原末治八十岁之际，回首往昔岁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与考古学打交道的一生，而后由其长子整理成书，于1973年付梓。之所以取名“考古学六十年”，是因为英国著名埃及学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著有《考古学七十年》。梅原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得到其指导，采取相似的书名，含有纪念之意。

自传的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题作“走上考古之路”“在异国”“开启新篇章”“战后的考古学”。明治二十六年（1893），梅原末治生于大阪府南河内郡古市村軽墓，是梅原宗八的第七个男孩。也就是说，梅原有六个兄长（最上面四个是异母兄），又是末子，因此名叫“末治”。梅原家说不上贫寒，但也不算富裕，大致属于“中农”。十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不过家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梅原六岁上古市寻常小学，十二岁上誊田高等小学，期间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小四年毕业后，在长兄宗作的资助下，梅原考上了同志社普通学校（中学），对史地愈发着迷。然而，梅原自幼身体虚弱，中学二年级时从单杠上跌落，陷入不省人事的状态，疗养了三个月，身高长了六厘米，更显瘦骨嶙峋，朋友给他起了“白骨”的绰号。中学三年级时，梅原购买了《历史与地理》杂志，并参加了历史地理学会在山口县长府举行的夏期讲演会，这对于梅原后来的人生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盛大的夏期讲演会上，梅原听了内田银藏的演讲，认识了小川琢治、黑板胜美、喜田贞吉等知名学者。梅原很善于学习，努力亲近这些学者，从中获得很多教益。后来，喜田贞吉就开玩笑地说：“一般都是教授门下有几个弟子，梅原这小子却有一堆教授。”（8-9页）——《考古学六十年》的一个特色是，它记录了梅原与不少前辈学者的交流，但基本上不涉及与同辈、晚辈之间的来往。

大正二年（1913）三月，梅原从同志社普通学校毕业，时年二十岁。征兵体检的结果为“丁种不合格”，这导致梅原无法进入高等学校（高中）及大学深造。该年九月，京都帝国大学在日本首开先河，设立考古学讲座，其负责人是滨田耕作（当时在欧洲游学）。在学界前辈的关照下，加之梅原擅长拓拓本，得以自由出入考古学教研室。翌年，京都帝大文科大学（文学部）陈列馆开馆，梅原担任助手，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在此期间，勤勉精进的梅原受到东洋史大家内藤虎次郎（湖南）的赏识，这对于梅原的学问生涯来说，又是一次转机。（18-20页）

在内藤的提携下，梅原尽可能旁听文学部的讲义。其中之一为富冈谦蔵讲授的中国金石学。其内容包括日本出土的汉魏时期的古镜，日本的仿制镜，各地相关古坟的实地调查等。（24页）古镜的研究后来成为梅原学问的一个重要领域。

大正七年（1918）年底，梅原遭遇两大不幸。其一，异母兄宗作因感染风寒壮年去世，无疑加重了梅原的家庭负担。其二，富冈谦蔵以四十六岁的盛年遽归道山，这对于梅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内藤湖南的帮助下，梅原开始寄宿于富冈家，整理老师富冈谦蔵的遗著《古镜研究》。在此之前，梅原参与编纂住友家收藏的古铜器的图录《泉屋清赏》。附带一提，为躲避辛亥革命而移居京都的罗振玉在回国前捐赠了很多藏品，梅原受内藤之命加以整理，由此对中国古文物的兴味和认知又着实提高了一层。

大正后半期，梅原的研究与朝鲜脱不了关系。尤其是大正十一年（1922）以后，作为朝鲜总督府发掘调查团成员，梅原每年春季和秋季都会赴朝鲜半岛参与调查。参与庆州金冠塚、乐浪汉墓等重要墓葬的发掘，在梅原的学术生涯中有着非凡的意义。

总之，从滨田耕作1916年回国，到梅原1925年底赴欧，这十年间梅原末治极为活跃。他寄居在富冈家，每天不是去考古学研究室，就是参加古坟调查，白天撰写考古报告，晚上整理研究成果，几乎从没有休息日。对梅原而言，除了考古，其他世界一概不知。“遵照先生的指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乐在其中，无暇考虑其他，在周围的人看来，确实会形成怪异的个性。”凭借着兢兢业业的态度和对学术的极端热诚，年轻的梅原成了滨田不可或缺的助手。用穴沢咊光的话说，这一时期梅原是千里马，内藤是伯乐，滨田是马主，日本和朝鲜则是马场。（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论》，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228页）

《考古学六十年》第二章“在异国”只字未提出国的缘由。毕竟，对没有资产、没有学历、没有地位的三十二岁青年，长期的海外游学是很难想象的。根据穴沢咊光的考察，梅原之所以在大正末年远赴欧洲，是因为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拟开设法文学部，梅原被内定为考古学教官，其前提是在海外游学两年半。于是，在内藤、滨田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梅原从神户港出发，踏上了新的旅途。实际上，这次长达三年四个月的旅行是梅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增广见闻自是当然，梅原访问了很多知名学者，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美术馆，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经过这次欧洲游学，梅原从刻苦、优秀的考古青年一跃而成国际闻名的东亚考古学者。如此，当梅原于昭和四年（1929）自美国横渡太平洋抵达横滨港时，滨田、内藤就不肯放他去仙台了。（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论》，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231-236页）

于是，梅原成了新建立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研究员，兼任京都帝大文学部讲师。对梅原来说，这无疑是“开启了新篇章”。昭和五年（1930），梅原和远藤廉子结婚。不过，举办婚礼的第二天，梅原就到研究所上班了，让羽田亨长叹“你啊……”

昭和八年（1933），梅原被任命为京都帝大助教授。翌年正月，长子梅原郁出生。六月底，梅原的“守护神”内藤湖南驾鹤西去。内藤之死让梅原“眼前一黑”，不言而喻，这对于梅原不啻为晴天霹雳。——这也是《考古学六十年》最感人的段落之一。于此可见，梅原是发自内心地将内藤湖南和富冈谦蔵奉为“先生”的，据说他的书斋里一直挂着内藤、富冈两位的照片，从这个角度亦可揣想梅原的学术倾向。

昭和十二年（1937），滨田耕作出任京都帝大校长，翌年因病辞世。其间，梅原因《支那青铜器时代的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不久担任教授。一般认为，滨田离开考古学教研室，并没有打算让梅原接班。考古学讲座的职位由西域史专家羽田亨兼任，梅原仍担任助教授，换言之，讲座教授的职位有待合适的人才。比如，山内清男认为，“要是滨田长寿一些，角田（文卫）可能成为滨田的继任者。”角田文卫生于1913年，1937年毕业于京大，他的优长在于出众的语言才能，以及宏观视野下讨论古代文化的学术倾向，这两点都是美术史家型的滨田所青睐的。实际上，滨田晚年和角田关系很亲密，甚至计划师徒一起去意大利进行古典考古学的研究旅行（因滨田出任校长而未果）。无论如何，结果是梅原掌握了考古学教研室的实权。梅原升任教授后，考古学教研室的氛围为之一变，失去了往昔的欢快和融洽。（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论》，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258-260页）当然，《考古学六十年》里并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内容。

梅原仍一如既往地恪尽职守，一如既往地忙忙碌碌，到了战后，授课和杂务比战前还增加了很多。在新制大学的计划中，一般教养（可理解为“通识”）课程中没有考古学，梅原主张将考古学纳入历史学概论，并自告奋勇到教养学部授课。和战前一样，梅原会把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请出教室，授课结束前让学生提交本节课的内容梗概，一一修改之后下节课再返还给学生。

昭和三十一年（1956），梅原从京都大学退休，同年就任天理大学教授，八年后再度退休，时年七十二岁。不再担任公职后，梅原将生平收集的资料卖给了东洋文库（《梅原考古资料》《梅原文库》），将外文书捐给了仙台的东北大学，与东南亚有关的资料捐给了庆应大学。（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论》，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281页）自传《考古学六十年》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梅原从学界隐退。十年后，长期卧病的梅原在京都左京区洛阳医院逝世。

《考古学六十年》是梅原晚年的口述自传，那是他希望告诉世人（也是希望世人了解）的梅原的一生。自传正文凡236页，几乎没有一页不透露着忙碌的身影。附录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著书与论文目录，占了八十多页，其中著述一百余种，论文据说有上千篇；二是发掘调查略年表，从中可知，梅原自昭和四年（1929）回国后到昭和四十二年（1967）参与古坟发掘、遗址调查共190次。可以说，梅原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考古学，那光辉璀璨的业绩足以彪炳史册，无愧为一代考古学巨匠。

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

同僚眼中的梅原

梅原末治去世十年后，曾经的同僚、历史学者角田文卫（1913-2008）撰写《梅原末治博士》一文，（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75-81页）希望更全面地看待梅原，尤其是他“阴暗”的一面。

该文先全文引用了角田自己发表于《读卖新闻》（1983年2月22日，梅原去世于三天前的2月19日）的弔辞，当然绝大部分都是褒奖，比如“梅原先生是日本考古学界的泰斗，留下了大量业绩”，“特别是古坟、铜铎、古镜等方面的研究处于第一线，成果丰硕”，“先生身体虚弱，高度近视，很少亲自参与发掘，专擅遗物的彻底考察”，“实际上日本考古学界类型学方法的确立，先生居功至伟”，“笔者勉强能考察遗物，也是拜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所赐”。弔辞最后一段写道：

不过，先生也有特立独行的学者所常见的狷介的一面，有时会损害圆融的人际关系。就此而言，先生应该不是统率一军的将帅，而是持剑的天下无敌的达人。

十年后的《梅原末治博士》则重在揭露作为“卓越学者”的梅原的“人格缺陷”。

梅原对身边的人过分严苛，毫不宽容；性情喜怒无常，常常没弄清原委就发火。例如，角田大二的时候，有一次他出席梅原的实习课，学习拓本的方法。突然外面电话响了，梅原便起身去接电话，回到座位后，拿起桌上的拓本，大概觉得拓本拓得不好，于是就责备角田，连带着以往的“劣迹”也翻出来，差不多数落了二十分钟。实际上，刚才是梅原自己弄错了，他以为拿的是角田的拓本，实则是他自己的，角田不敢分辨，生怕又招来梅原骂骂咧咧的说教。

再如，昭和九年（1934）九月，角田、梅原和滨田等一同到朝鲜旅行，在开城角田和梅原同一个房间住宿。梅原劝角田一起入浴，到了浴室，梅原示意角田为他搓背，角田一时不知所措。角田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此前从未给前辈或友人搓过背。由此，角田推测，只有中学学历的梅原在内藤、富冈面前，大概时不时嘘寒问暖。如果同浴，为他们搓背，则是梅原的处世之术。

遇到杰出的前辈或名人（如新村出、羽田亨、天野贞祐等），则像对待宾客一样，梅原态度骤变，一边搓着手一边殷勤问候。另一方面，即使是有恩之人，一旦影响力减弱或利用价值下降，梅原也会与之疏远。比如，二战结束前，梅原的住所离日本史学者、京大教授西田直二郎（1886-1964）家很近，因此颇受西田夫妇照顾。然而，战后西田被解除公职，此后梅原就没有去过西田家。西田夫妇对此慨叹连连。

滨田耕作的遗孀去世后，葬礼和告别仪式在滨田家举行。但是，作为滨田后继者的梅原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参与葬礼的准备工作。告别仪式倒是来了，焚香祷告后就以天理大学要开会为由匆匆离去。众人为之哑然。

梅原在天理大学任职期间，与中山正善发生过冲突。在角田看来，正善是少有的大肚能容的人物，连这样的人都会被惹怒，可见梅原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

无论是普通的大学教授，还是贡献卓著的硕学，门生一般都会在其花甲之时、退休之际、古稀之年呈献学术论文集以表庆祝，可是梅原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角田认为，这雄辩地证明了梅原不孚众望。梅原在追怀往事时也曾自我反省：“作为老师，我是不合格的。”（《朝日新闻》1956年6月22日）

角田表示，在高度评价梅原的学问及其对学界的贡献这一点上，他不落人后。他也不会因年轻时对梅原的愤懑而贬低梅原的功绩。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回顾京大考古学教研室的往昔时，有必要记录梅原的人格。

如果只读角田这篇文章，可能会觉得梅原是一个很不堪的人。无论梅原有多大的成就，也会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甚至心生嫌恶。

身为同僚，角田应该是比较了解梅原的，但由于两人之间有瓜葛，而且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可见情感导向对历史评价有着深刻的影响）。角田的弔辞和《梅原末治博士》所述大体都是事实，但在褒贬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仍是一个难题。

后学笔下的梅原

在我看来，穴沢咊光的《梅原末治论——“究物”式考古学家的伟大与悲哀》（角田文卫编《考古学京都学派》，218-299页）应该是理解梅原末治乃至二十世纪日本考古学的一篇必读文献。我暂时没有查到穴沢咊光的详细资料，不过从该文后记得知，穴沢早年读了滨田耕作的名著《博物馆》（后改题为《考古学入门》），由此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中学时购得梅原末治的《东亚考古学论考》，从而对梅原的东亚考古学怀有憧憬。然而，由于家庭的缘故，他没有以考古学为专业。穴沢既不是职业考古学者，也不是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但他长期关注考古学的动向，撰写过不少考古学方面的论文，对考古学史也有独到的见解。在角田文卫的劝勉下，他前后花了三年工夫，五次大修大改，才形成这篇长达八十页的《梅原末治论》。

《梅原末治论》实际上一篇学术评传，期望公平严正地评价梅原末治其人其学。该文完成于1993年，可以说它大体反映了日本学界1990年代初对梅原末治学问与人生的一种认识。虽是三十多年前的文章，但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中文学界，尚有介绍的价值。

因篇幅较长，这里只能择其要点，取其精华。全文主体分为五章：（一）大考古学者的光与影，（二）东亚考古学者的诞生，（三）梅原末治的研究策略，（四）光荣与颓落，（五）孤独的晚年。其重点是第二、三、四章。下面稍作展开，以揭示梅原其人其学的真面目。

首先，该文高度评价了梅原末治的学术贡献。梅原著述等身，其中很多是古坟和遗迹的报告、重要遗物的图录，极具史料价值。甚至可以说，要是不参考梅原的资料，今日日本和朝鲜的考古学研究是很难成立的。文章认为，梅原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考古学领域都有突出的成绩。就日本考古学而言，古坟和寺院的遗迹、以铜铎和古镜为代表的青铜制品；就朝鲜考古学而言，乐浪坟墓、三国时代坟墓；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古镜和漆器的研究，梅原末治都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迹。

接着，文章认为，梅原能取得骄人的业绩，跟他个人的秉性和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一，梅原对考古学的献身精神；其二，天性加上自我训练，梅原有着精密的观察力；其三，模范学人必备的勤勉精进。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述梅原考古实测方面的技术和周到细致的观察方法，这是考古学初创期的基础和关键。对梅原来说，考古学就是他的人生，此外别无兴趣爱好。正由于远超常人的不懈努力，他才可能跨过学历的门槛，成为京都帝大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的得力助手，为此后的学术生涯打开局面。

同时，文章指出，梅原的成就离不开时代的“支撑”。毕竟，梅原崭露头角之时，日本考古学刚开始制度化。当时摆在考古学界面前的重要问题不是“如何解释过去的遗迹遗物，复原其社会文化”，而是“如何科学地发掘遗迹，整理出土文物，正确地记录考古学事实”。而梅原恰好是能满足时代要求的稀缺人才。滨田耕作将皮特里的科学考古学引入日本，对日本考古学有着革命性的影响，而梅原接过滨田的接力棒，将这套崭新的考古学设想付诸实践，并通过《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报告》公之于学界，同时培育人才，向整个日本辐射和推广，由此形成了日本考古学的大传统。

第二章着重刻画和分析了梅原早年的生平和研究。上文就引用了穴沢的考察，指出梅原赴欧游学的背景。另外，穴沢还分析了梅原欧美之行圆满成功的原因。梅原访问欧美，与著名学者交流，实际上是互通有无的“知识交易”。其时代背景是，中国古文物大量流入欧美，欧美学界期望更深入了解东亚尤其是中国文物的价值，可是他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缺乏深湛的研究。日本学者在朝鲜的发掘和调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欧洲学界也注意到这一点，恰好梅原就作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以“投喂”相关知识。内藤和滨田的介绍信，为梅原接近欧洲学界提供了便利。当时没有金融危机，日元汇率稳定，梅原资金充裕。当然，梅原在海外游学期间排斥一切娱乐，目的明确，专心致志，收集到大量中国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方面的材料。梅原的行动力、观察力为他争取到很多稍纵即逝的观察古物的机会，从而迅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亚考古学家。

第三章“研究策略”是对梅原学术研究的考察和批判。文章引用了田中琢的看法，以欧美游学为界，将梅原的学术生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回到日本后，梅原逐渐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考察日本文化，研究内容也偏向大陆考古学，聚焦青铜器珍品的论文很多，对日本“国内”的考古学发展则不甚重视，开始墨守自己的旧说。田中认为，梅原在学术上的发展在赴海外游学之前基本上已经终止，其后直到晚年没有实质性变化。梅原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几乎都是一个模式，越到晚年，问题暴露得越彻底，这是他后来被学界孤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基本上赞同田中的观点，并认为梅原后期在学问上止步不前并非偶然。他在文中以宾福德的“新考古学”（即过程主义考古学）为参照，剖析梅原的学术。大体说来，梅原的学术特质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严格经验主义，二是以遗物为中心，三是中国文化传播主义。

先说“严格经验主义”。作者承认，在大正时代之前，梅原的严格经验主义在日本考古学界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时过境迁，固守陈规，很容易成为学术进步的羁绊。所谓严格经验主义，就是不辞辛苦、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如实地整理资料，让资料自己说出结论，极度排斥解释。如此，考古学的工作就是考察墓葬制度的变化、古镜样式的变迁、青铜器纹样的变化，变成狭义的“文化史”。而梅原确实在狭义文化史的个别研究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可是，梅原的学问此后基本上就停滞了，缺乏思想性和创造性。原因何在呢？这也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解释。一是时代背景。战前，在皇国史观的重压下，日本很多考古学者为了坚持研究，不得不采取韬晦的手段，执行严格经验主义。特别是昭和十年（1935）以后，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古代日本文化是极其危险的。于是，很多学者着重记录事实、整理史料，局限于“文化史”的研究。二是个人因素。梅原的天性非常适合严格经验主义。他办事一丝不苟，热衷于整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天才般的绘图技能，因此他擅于把握“事实”。梅原的性情和滨田耕作、森本六尔、小林行雄等差异甚大，后面三位都有艺术家、文学青年的气质。相比之下，梅原烟酒不沾，不善社交，少有浪漫情调，缺乏幽默感。他的日常生活就是观察遗物、整理资料，在记录事实的基础上，如何阐释事实，如何从其他层面（如历史、科学、哲学、艺术、思想、文学）理解和消化事实，是梅原的短板。由此，作者甚至怀疑梅原是否充分领会了滨田翻译的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的精髓。

再看第二点，“以遗物为中心的考古学”。作者认为，梅原研究策略的显著特征是，以“遗物”（而不是“遗迹”）为中心。为什么梅原会走向“遗物考古学”？仍可以从时代环境和个人因素来分析。就时代环境而言，大规模的遗迹发掘需要大量资金，需要学术团体，而这两者当时都很难满足。再则，古坟调查和研究受到宫内省的严格限制，已发掘的古坟大半以遗物调查为中心，至于大陆的考古学，古美术商带来的盗掘文物占据了半壁江山。就个人而言，考古调查需要强壮的身体作后盾，能够忍受严寒酷暑，长途跋涉，野外探访。很不幸，梅原生来身体瘦弱，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晚年视力低下，基本上无法出现在考古发掘现场。其三，梅原的师承。梅原将内藤湖南、富冈谦蔵奉为自己的老师，他们在金石学、古典文献上的深厚学殖让梅原崇敬。脱离了考古学的现场，无法确定文物的地层关系和出土状态，以及大量青铜器的魅力，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牵引着梅原走向“青铜考古学”，乃至纯粹的“古物学”。

然而，梅原终究无法写出可与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相匹敌的经典名著，原因何在？第一，梅原基础教育训练的问题。先秦时代的考古学对古文字学和中国古典有着很高的要求，需要特殊的训练。在这方面，梅原可以请教内藤，可是内藤于1934年谢世，无力回天，梅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考古学”的梦想遭到严重的挫折。第二，研究资料的问题。盗掘品来历不明，出土状况、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无从知晓，难以断代，“考古学”自然很难“考”下去。第三，方法论的问题。作者认为，滨田所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是蒙氏的古典式类型学，这种类型学方法在资料不足的时候难以适用，他后来开发的进化式类型学克服了这种困难，但日本学界没有弄清楚这一点，造成了诸多混乱，梅原就是牺牲者之一。

最后看“中国文化传播主义”。作者认为，欧游归国后的梅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考古学”使他的东亚古代文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梅原的这种构想，归根结底一句话，“光自中国来”，即东亚文明的根源在中国。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朝鲜、日本、东南亚古代文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受容。这种传播主义的文明论，完全无视了中国周边社会的主体性，将朝鲜、日本、越南的文化视为对中国先进文明的拙劣模仿。与此同时，对中国文明中具体哪些事物、如何、为何被当地社会受容，却未作任何解释。比如，梅原相信弥生文化是中国文明波及到日本的结果，前方后圆坟、土圹墓、箱式石棺墓、甕棺墓等都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坟墓。这种文化传播主义对日本学者的朝鲜考古学也有巨大的影响。日本帝国侵占朝鲜半岛后，发掘了乐浪汉墓，将其完全视为汉代文明影响下的成果，而无视朝鲜半岛土著社会的主体性的选择和发展。

不过，文章也指出，中国文化传播主义并非梅原的独创。实际上，这种传播主义既有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得到新兴的文化观和文明观的支持。具体而言，皇国史观作为当时日本社会的原则和方针，表面上绝对遵从，实则混杂着战前日本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憧憬和明治以来对朝鲜文化的偏见。另外，一般认为世界人类的文化都是从几大文明扩散开来的，这种传播主义风靡了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梅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套学说。

然而，战后东亚考古学的发展对单向的传播主义作了很大的修正。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文明本身就是由不同的文化区域相互竞合、逐渐发展形成的。朝鲜、日本土著社会在主体性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作了选择性的摄取。

第四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审视梅原的“人格”。第一，作为京大考古学教研室的“领导”。梅原在学问上是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伟才，但作为一个组织的管理者，他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德望有缺。尤其是与他的前任滨田耕作相比，这种差距更为显著。滨田时代的京都帝大考古学教研室人才济济，气氛活跃，自由开放，他经常和羽田亨、小川琢治、新村出等一边喝咖啡，一边切磋探讨。与之相比，梅原时代的考古学教研室缺乏自由感，沉闷阴郁，弥漫着权威主义的作风，内部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纠结。梅原是个“毒舌”，发表评论基本上不顾他人感受。滨田对梅原用红笔修改他的错误毫不介意，但在梅原那里，教研室成员发表论文之前不给他过目，他会非常不高兴。他对竞争对手明里暗里施压，让教研室成员感到冷遇，战后末永雅雄、角田文卫、三森定男、能势丑三等纷纷离开京大。这样一来，滨田时代培育的人才，到了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只剩下小林行雄还留在京大考古学教研室。作者认为，梅原最大的失败在于他和末永雅雄为敌。当时众人一致认为，以末永的业绩，应该授予他博士学位，梅原却拒绝受理末永的博士论文。战后末永在龙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京大之外继承滨田的学问，组建了强大的“橿原军团”（末永长期担任奈良橿原考古研究所所长）。同样，梅原拒绝受理角田文卫的博士论文，角田后来在大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执教于大阪市立大学。

第二，作为教师的梅原。梅原的竞争对手末永雅雄对弟子既严厉又充满温情，培养了许多英才。与之相比，梅原不遑多让。在一般教养（通识教育）、考古学专业教育方面，他一贯严格要求，对教学工作也很热心，被学生称为“京大的怪教授”、“令人害怕的老师”。在梅原的教育方针中，他对外国考古学的关注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战后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从事中国、俄国、伊拉克的考古研究，这一优秀的传统应归功于梅原、小林行雄和樋口隆康。不过，作者认为问题出在研究生培养上，这跟梅原对研究生教育的认识有关。在梅原看来，研究都是研究者自己独力完成的，所以他大体采取“散养”的方式。

第三，作为社会人的梅原。长期置身于“象牙塔”，对考古学之外的一切基本上不闻不问的梅原，几乎没有“学者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考古学者”，梅原的“东亚考古学”研究的轨迹，和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轨迹几乎如出一辙。梅原在战后对日本侵略造成的屈辱、贫穷、悲惨、困顿的东亚民众没有深刻的反省，也没有自我批判。相反，他对恢复独立的韩国的研究者和当局的民族主义非常反感。当然，梅原在考古学界仍是有操守、有良心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尽力开展朝鲜的遗迹调查和文物保护。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他整理中研院来不及带走的殷墟文物，对急需保护的木漆器的印痕采取了保护措施，竭力拍了彩色照片。梅原的这些努力，理应得到正当的评价。

另外，梅原没有为普通民众写过一册考古学指南之类的读物，而滨田有《考古学入门》，小林行雄有《日本考古学概说》，现在都成了经典名著。这固然跟梅原艰涩的文笔有关，也说明他不太关心“象牙塔”之外的社会。虽然担任了文化财审议委员的要职，但他却对文化财保护运动持冷淡的态度。1955年，大阪府堺市白舌鸟的巨大古坟濒于破坏，关西的考古学者和市民团体发起保护运动，京大很多教授都参与其中，梅原却拒绝署名：“前方后圆坟少一两个，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吗？”随即流言四起，很多人由此对梅原产生了幻灭感。

这篇评传强调，世上没有哪位考古学者像梅原那样勤勉精进，取得伟大的业绩，同时也没有谁像他那样遭人诟病，负面插曲层出不穷。面对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梅原，必须认真地对待梅原所留下的遗产。作者最后将“梅原末治论”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并认为日本考古学者身上都有一个小梅原，既包含了梅原所参与缔造的日本考古学大传统，也包含了必须克服的种种缺陷。

上文从四个角度介绍了梅原的生平和学问，也可以说是四个版本的梅原。四个版本，犹如四面镜子。当然，高明的读者完全可以在文本的交错和重叠中形成自己的版本，铸造自己的镜子，由此照见梅原，照见众生，也照见自己。

参考文献

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平凡社、1973年

穴沢咊光「梅原末治論」、角田文衛編『考古学京都学派』、雄山閣、1994年

角田文衛「梅原末治博士」、角田文衛編『考古学京都学派』、雄山閣、1994年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梅原末治逝世》，《考古》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