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江南民间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政略，其主旨思想一是在辖境内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用上帝信仰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正如洪秀全所说：“勖哉四民！既列版图，各宜遵守条命，信寔认真，克守天教。”过去传教士批评洪秀全后期完全沉湎宗教，谈天说地，不能自拔，“轻视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说它们是‘凡间事’，不是‘天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帝教是太平天国施政大纲的前提。对于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重视宗教事务，本身也是政务工作的题中之义。后期狂飙式的社会改造运动几乎与洪秀全开始偏执于宗教同期，实际就是太平天国将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普遍实践于现实基层社会的结果，也就是说，洪秀全是这场运动的主导者和发起人。其主旨思想二则是为扭转乖离浇薄、尔虞我诈、颓废奢靡的社会病态，建立一个风俗淳熙、人心正直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洪秀全早期即痛斥“不正”，要求守天诫，习善正，弃奸邪，心仪传说中的古代大同社会。在此背景下，民间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风土人情饱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

概括而言，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主要包括四项内容：禁偶像崇拜，禁流弊恶习，变更岁令时节、婚丧旧俗，改造教育和艺术。

1858年天王洪秀全谕答天豫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旨

禁偶像崇拜

太平天国毁灭偶像主要是从独尊上帝的教义出发，是为确立上帝信仰扫清障碍，至于运动本身并不具有反迷信的意义。江南地区佛教盛行，梵宇古刹蔚为大观。太平天国以“土、木、石、金、纸、瓦像”为“死妖”“死妖魔”，寺庙为“妖庙”，“见庙即烧，神像即毁”。太平军还竭力拆毁寺庙，以满足府邸兴建所需建材。在南京，“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姑就金陵言，城外则白云寺、灵谷寺、蒋侯庙、高座寺、天界寺、雨花台亭、长干塔、吕祖阁、天后宫、静海寺，城内则鹫峰寺、朝天宫、十庙等处，此犹其最著者，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屈，间遇神像无不斫弃，噫，天降大劫，岂神亦难逃耶！”长干塔即著名的报恩寺琉璃塔。时人评说：“城南四百八十寺，所存尚数十处，而牛首、天阙为最绝，兵燹后无复孑遗。此一劫，千年所罕也。”太平军占据苏南和浙江后，文化碰撞尤为剧烈，太平天国采取了更为严厉激烈的手段，毁灭偶像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在大多数占领区均有太平军拆毁焚烧庵、观、寺、庙的实例。与此同时，太平军严禁民众信奉“邪神”。绍兴太平军当局的惩罚极厉，“擅拜妖神者斩”；会稽一老妪因念阿弥陀佛，被太平军割去两耳，时人并闻有“挖目割舌劓鼻者”。此类事例颇多。在此政策下，僧人纷纷还俗、逃亡甚至死难，“贼禁人间僧道追荐，不许奉佛敬神”，“既成者还其俗，焚其书”，“僧尼被害者亦多，于是尽改俗装，归男女馆乃免”。也有不少记载称太平军逢僧即杀，尚不确证，但僧道人数锐减是事实，秀水濮院镇沈梓之姐，“六七之期，拟邀僧礼佛”，“弗能齐集而止”。江南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元气大伤，时人慨叹：“三教俱废。”

但在经历了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禁毁偶像运动后，随着太平天国的败亡，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很快复兴（但相比于战争前的盛况，还是减色不少）。个中原因值得思考。一是太平天国偶像崇拜禁令的松动和执行的地域差异。后期太平军信仰逐渐动摇，部分占领区焚毁庙宇的政策有所松动，废止偶像崇拜逐渐弛禁，各项禁令在不同地区的推行情况并不一致，在同一地区也呈现多样性。有的太平军将领烧香拜佛，重修佛殿，召集僧道祈修，还有的信奉卜筮、星命。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对异教的批判较1860年前已大为缓和。

二是地方社会势力对传统信仰习俗的保护。部分地方社会势力虽被太平天国吸纳入政权系统出任乡官或乡官佐员，但并不表示他们放弃传统习俗而认同于太平天国文化。在出任乡官的地方士绅周旋下，不少名刹保全，香火不绝。常熟乡绅曹和卿以留办难民局为名，出面保护兴福破山寺，又建议“各寺山田暂入难民局”，“俾名刹保全”。盛泽土豪沈枝山，初为乡官，秀水濮院镇横屋街有立关庵，向供曹武惠王（北宋大将曹彬）牌位神像，太平军欲拆之，沈出面干涉，“封起为施粥公所，不许拆毁”。吴县甫里镇有太平军十余人“因陈年墙硝可为药，毁保圣寺头门，坏哼、哈二将之像”，将欲毁十六尊罗汉像，“众皆忧惧，乡官贿之，乃他适”。地方社会势力有意识地保护本土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地拒绝认同拜上帝信仰，并利用与太平天国官方的合作关系，使许多民间庙宇和名胜古迹侥幸逃过浩劫。

三是民间社会对太平天国移风易俗政略的普遍抵制。以佛教为主体的民间宗教文化和风习世代相传，其信仰与仪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已成定式，思想根深蒂固。太平天国忽视传统民俗的稳定性，在政治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社会改造本就缺乏稳固安定的社会环境。太平军当局又以偏激的手段强制推行远远超出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社会改造，激起与传统民俗的强烈冲突。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大部分民众仍然采取较隐蔽或以变相的方式执着于传统宗教活动，有的甚至公开进行。吴江地主柳兆薰在他的日记中就多次提到亲至庙庵中焚香、拈香、叩拜，时因庙中有驻军不便，只得在家中大厅陈设香烛“悬拜”；柳本人经常在家持诵宝训神咒，他的二儿子病重，“请紫云庵僧代诵金刚经一千卷，祈求病体能愈”；芦墟百姓尚有公开“敬神演剧”之举，有时“雅奏一日”不停，颇“有升平景象”。太平天国败亡后，虽然寺院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但民间的信仰习俗很快就恢复了原貌。这种民众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执着，有学者称其为感性经验型的“乡土意识”。民间社会的普遍抵制决定了太平天国禁令的最终失效。

禁祖先崇拜和孔子崇拜同样出于独尊上帝的需要。太平天国严禁祖先崇拜，强令毁木主坟茔和禁追祭祖先，但民间社会私下祭祖的活动却在秘密进行，在太平军新老士兵中的执行情况也不一。上帝和孔子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化代表，具有基督教外在形式的上帝教也因其基督教因素被时人认定为外洋邪教。传播拜上帝思想，必须隔绝人们同“正统思想”的联系。“反孔”成为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主要特征，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大举毁坏古书、捣毁文庙。

禁流弊恶习

一是禁烟。这里包括禁洋烟（鸦片）和禁黄烟（烟草），太平天国初期颁行的一份告示，分析了禁烟的原因：“洋烟、黄烟不可贩卖吸食也。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黄烟有伤唇体，无补饥渴，且属妖魔恶习。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从生理原因分析，吸烟有害健康；从宗教层面讲，吸烟是妖魔恶习，吸烟者是“生妖”之一，必当严禁。当时吸食鸦片是社会上一大恶习。太平天国虽始终厉行禁烟，但后期也有蔓延之势。

二是禁酒。1854年初夏，杨秀清专门颁发禁酒令：“照得酒之为物，最易乱人性情，一经沉酣，遂致改变本来面目，乘兴胡为，故我天父皇上帝最为深恶，降有圣旨，不准饮酒。是以前者我主天王仰体天心，特降诏旨，谕令朝内军中人等，一概不准饮酒。本军师久经诰谕，严禁在案。……重究严禁以后，如再有饮酒者，定斩首不留。……尔等自当互相规劝，毋得涓滴沾唇，倘敢仍蹈前辙，一经有人拿获送案，除将吃酒人犯，遵旨斩首示众外，并将获犯之人奏封恩赏丞相，以奖其功。如知情不举，亦一体治罪，决不宽贷。尔等慎勿乘片时之兴，以致身首异处也。”足见太平天国官方对禁酒事极为重视。后期，官场应酬和军中犒赏均离不开酒，民间饮酒风习也被默许，禁酒令基本上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禁赌。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将赌博列为“第六不正”，列举了赌博“暗刀杀人心不良”“无所不为因赌起”“不义之财鸩止渴”等危害。创立十款天条后，赌博等行为触犯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起事立国后，将赌博者划为19种“生妖”之一，并明文严禁：“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但是赌博之风在江南民间相沿成习，又有枪船武装运营赌场，遂致赌风大作。后期太平军中也深受熏染，赌博现象迅速滋蔓。

四是禁娼。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将淫乱列为“第一不正”，认为是万恶之首，“淫人自淫同是怪”，“人变为妖天最瞋”。后来亦明确为“生妖”之一。太平天国定都后颁布通告：“娼妓最宜禁绝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律令不可谓不严。在太平军重兵设防的城市，狎妓嫖娼近乎禁绝，但在乡间，特别是地方豪强照旧控制的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太湖流域的妓船、赌场、戏棚连为一体，在枪船的保护下生意十分兴隆。这自然有太平天国政府官员的默许和纵容，其背后或有权色交易、权钱交易的发生。秀水县新塍镇色情业泛滥，“白龙潭停妓船二百余艘，琉璃窗，锦绣帐，箫管声细细，厌饫粱肉，长毛、富商出入其中，千金一掷”。忠殿左同检熊万荃就曾光顾这里的妓船，声色犬马，“局中请酒看戏，赏优伶一百元，又为妓女品兰赎身从良费五百元，共用千元”。1862年夏，苏、松、嘉、湖太平军联剿枪船后，其所经营的娼、赌、毒各业随之一蹶不振，未受联剿波及的地区这些行当还很活跃。

五是禁戏。太平天国规定：“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洪秀全将戏、优列入“生妖”。演戏最初是为奉祀神灵，后来演变为娱乐，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戏曲艺术。因为戏曲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小说，褒扬的忠孝节义者大多成为后世敬奉之神灵偶像，有的地方戏带有情爱情节，这与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意识形态相悖。太平天国推行禁戏政策，民间戏曲活动沉寂不少。后期太平天国官场奢靡泄沓之风弥漫，看戏也成为官场应酬和军中犒赏必不可缺的项目。有的太平军将领公开搭台唱戏，侍王李世贤专门豢养伶人为其演剧。

变更岁令时节、婚丧旧俗

一是太平天国改正朔，颁行太平天历，严禁辖境百姓使用旧历。太平天国所奉行的太平天历，是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1852年2月3日）在永安颁行的，洪秀全以是日为正月元旦立春。天历的特点是内容至为简明，继承了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古法，以二十八宿记礼拜，不依阴历合朔望。以二十四节气为依据，每月一节、一气。节为月首，从初一开始，大月十六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六节），小月十五日（惊蛰、立夏、小暑、白露、立冬、小寒六节）。气为月中，大月从十七日开始（雨水、谷雨、夏至、处暑、霜降、冬至六气），小月从十六日开始（春分、小满、大暑、秋分、小雪、大寒六气），都是十五日。天历并将旧历中预言福祸休咎、吉凶宜忌的迷信尽行删除。这些去旧更新、简单易行的做法无疑具有一定创造性。但天历废止置闰，以《尧典》中366日的过大数据作岁时，机械地定大月（单月）31日，小月（双月）30日，实际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约多3/4日，4年即多3日，40年约多30日。为解决这个问题，初定每40年一加，每月33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这样到41年就约多60日，冬至、大寒、小寒、立春等节气也错误近60日。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后有改历之举，奏请“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均”，而此法仍使节气在128年后差1日。此外，天历的纪日干支、日宿比清时宪书错前一日，礼拜之期也比西历的星期日提前一日。这就导致天历的岁时令节与时宪书并不在同一天，非但没有实现太平天国“便民耕种兴作，亦属天情真道不可少”的将天历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初衷，反而造成了民众生产生活的极大不便。这就注定太平天国变易民间岁时风俗以达破旧立新的主观愿望会在民间碰壁。时人评述天历：“彼昏不知天有常，欲废畴人旧时术。躔离朔望皆参差，上弦月满望转亏，搔首望天心迟疑。……不遵时宪乱旧章，小民谁肯相依附。小民不识造物功，但知圣清正朔四裔通。盈虚消息符天象，授时成岁无不同。”

在太平天国境内，春节、中秋节均须按照天历来过，旧历过年送灶神、画门神、贴春联、贴倒“福”、请土地神、祭祖等一切民间习俗均被取缔。犯禁的军民百姓或被杖、被枷，或被杀。但民间还是有百姓甘冒生命危险，以旧历和习俗过年。不过窘迫冷清，已非昔年光景。太平军严禁祖先崇拜，清明祭祖被严禁。中秋节因按天历，当天月亮并不满盈，1860年，苏州太平军欢庆中秋，“见月至不圆也，率众射之”。民间社会普遍拒绝认同天历，除了天历自身的缺陷，还有政治原因，“民间田产契券，但书甲子纪年，悉虑克复之后，不可示人”。

二是变更婚丧习俗。太平军初期以军事编制划分男行女行，取消家庭，虽夫妇不得同居，毋论婚嫁。从高官到普通士卒、百姓，因男女关系丧生者不在少数。从宗教角度讲，太平天国将男女大防用“天下一家”的宗教教义进行解释，《天条书》有“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注解：“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皆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以兄弟姊妹亲情衡量男女关系显然不能服众。非但“奸淫”，无论是夫妻生活，还是两情相悦，只要男女发生了性关系，一律处死，甚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也是犯天条之罪。太平天国严别男女的现实意义是方便了战时管理，一方面使男子无后顾之忧，安心作战，一方面可肃正军纪，严防奸淫。可是这有悖于人性常情，军中、民间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日益高涨，夫妻冒死同居及将士逃亡事件时有发生，鸡奸（同性恋）现象蔓延。遂至1854年9月底杨秀清假“天父”传言废止完全取消家庭的过激法令，准许为官者婚配。军中设婚娶官专司此事，推行龙凤合挥制度（结婚证）。1860年以后，太平军婚娶江南民女，大体入乡随俗，沿袭当地旧俗。在民间，因太平军所禁，婚礼习俗一般从简从速，“不敢筵宴”，不穿传统结婚礼服，但个别地方的太平军已默许民间按旧俗婚娶。太平天国的葬礼不准私用棺木，以锦被绸绉包埋便是。洪秀全死后即以绣龙黄袍裹尸。

三是留发易服。留发易服是太平天国开创新朝的政治象征之一，也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强烈的汉民族意识的反映。起事之初，即废除清朝的朝冠朝服，斥清朝衣冠为“妖装”，凡穿补服，戴顶帽者，不问即杀。定都天京后，为宣示正统，太平天国的服饰制度逐渐完善。朝冠先为风帽，后代之以角帽。朝服为长袍、马褂。袍服沿袭明代，上衣连下裳，窄袖无领，不系腰带。中下级军官一律扎黄巾，小袖短衣，大脚裤，长绸扎腰，外套袍服马褂。士兵扎红巾，故民间称之为“红头”，穿背心号衣，前后各缀黄布，写有“太平”“圣兵”，下穿大脚裤。靴、鞋亦有定制，两广老兄弟多喜赤脚。在民间，太平军严禁女子穿裙，男子戴毡帽。与此同时，太平军大力推行蓄发之令，一律不准剃发，或将头发盘辫挽髻于顶，或披肩，故太平军又有“长毛”之称。

对太平天国来说，留发易服是民众政治归顺的重要象征之一。但对百姓来说，变易衣冠发式却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因为太平天国并未推翻清王朝，仅是实现了政权对峙，面对变化莫测的政局，占领区民众往往左右为难：出境须剃发，回乡须蓄发；否则出则“通贼”，入则“通妖”，稍不留意即因“发”丧生。民间剃发的习俗被双方政权强制赋予政治内涵，但民众剃发的心态未必有明显的政治对立意识。一则剃发已成为民俗，恢复汉族衣冠发式并不是民间社会的共识，林大椿《禁剃发诗》讲“人人摩顶复伐毛，二百余年久归顺”；二是剃发成为生理习惯，留发之风“相习已久，暑天留发，尤蓬蓬腾热，势有难堪”。最关键的还是发式变动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使民众望而生畏，1863年2月嘉兴陡门先是传言清军破绍兴，“百姓长发用铗箸绞拔”，后又传言绍兴清军已退，太平军复出城掳新剃头者，百姓“闻者皆股栗”。对于太平天国留发易服的法令，军中执行得力，在民间则反响不一，士大夫、官僚普遍抵制，有的团练头目首鼠两端，普通民众基本上还是在严刑峻法面前妥协，像乌程、桐乡“附近各镇，俱已依令，勉强从之”。但太平天国简单粗暴的执行手段，以及服饰制度本身具有不合时令、未能整齐划一和沿用满人“长袍马褂”的弊病，必然加剧民众的抵触心理。这也与变幻莫测的战局息息相关，服饰、发型已不单纯是改造民俗的范畴，而是成为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志。

改造教育和艺术

在教育方面，太平天国编印了《三字经》《幼学诗》等启蒙读本，设置育才官、育才书院，教授各官子弟读书。对一般太平军子弟、青少年及女性，主要采取讲道理、讲圣书等形式，进行宗教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设立镌刻衙（后改镌刻营）、刷书衙，雕刻、印刷了大量书籍文告。其中，《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御制千字诏》《三字经》《幼学诗》等皆作教本使用。太平天国的教育思想是以宗教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体现了教育服务于战争、服务于政治的宗旨。在文体文风上，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喜欢通俗朴实的诗歌体，不少诏旨、诰谕、通告、印书都用诗歌体写成。太平天国还提倡通俗易懂、朴实明晰的文风，洪秀全强调：“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像《天情道理书》“语句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畅，以便人人易解”，便利了官方向普通士兵和下层民众进行思想教化，扩大了“天国”文书的宣教力。在文艺改造方面，定都之后，太平天国成立了专门负责绘制壁画等事务的机构——绣锦衙，并从各地招募画士、画工来天京从事大规模的绘画创作，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罕见的。太平天国最富特色的艺术形式是壁画艺术，王府馆衙“门扇墙壁，无一不画”，在社会上蔚成风气。壁画题材以山水花鸟和吉祥瑞物为主体，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花鸟画（壁画和卷轴画）的艺术风格，又带有显著的民间绘画艺术特色，另喜绘飞禽猛兽、劳动景象、战斗场景等内容。现存壁画遗迹中，南京堂子街某王府的壁画颇具代表性。太平天国的壁画艺术反映了如下思想特征：融汇民间绘画的艺术形式，通俗易懂，摒弃佛道教化，以自然界为主题，题材新颖，美观健康；出于反对偶像崇拜，不绘人物是一般原则，但后期出现了描绘劳动、作战的现实主义作品；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门画内容等级森严，不得僭越，主要用来装饰府第馆衙，不普及于寻常人家。

太平天国在民间大力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运动，蕴涵着独特的政治和宗教思想。首先是为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扫清障碍，旨在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确立上帝信仰权威，从而实现民众同传统思想文化和旧时民风民俗民情的彻底决裂。其次是向世人宣示奉天承运，王朝正统，体现了太平天国对旧政权、旧制度和旧文化的逆反心态。最后是旨在挽救世道人心，扭转乖离浇薄、尔虞我诈、颓废奢靡的社会病态，依照憧憬的模式建立一个风俗淳熙、人心正直的理想社会。自明末以来，江南地区奢靡之风滋长，迷恋声色和崇拜富贵的社会风气蔓延。太平天国为“革已敝之颓风，俗皆改旧”，“革除恶习，禁遏浇风”，厉行查禁黄、赌、毒等流弊恶习，提出系统的基层治理方略，并收到了一定成效，这无疑值得称道。不过，单纯指斥社会流弊有“蛊惑人心败坏风俗”的危害，似乎有些狭隘，太平天国并没有看到鸦片泛滥、赌风蔓延，以及娼妓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归根结底还是统治腐败和民不聊生。

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的基层治理方略受到了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是与世代相传的传统民风民俗和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化相违背，有的思想和举措明显荒诞且违背人之常情，严重脱离民众，远超百姓的心理承受力。二是传统风俗文化具有一定惯性，即所谓民族心理定式或民俗稳定性，欲图改变，绝非朝夕之功，需经过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太平天国并没有缓和这一矛盾，反而运用简单粗暴和偏激的手段，强制推行不合实际的新政，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结果欲速而不达，造成了社会的激烈震荡，伤害了民众情感，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三是拜上帝思想坚决拒绝认同基督教是正宗，却又无情打击本土的思想文化。而与广西地区不同的是，江南地区儒家传统文化浓厚，民众的正统观念、忠贞观念根深蒂固，这就使上帝教被江南民间社会视作“洋教”“异端”，缺少在民间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政治上、宗教上的偏见，是太平天国改造民间社会的一个先天性障碍。四是战争的客观环境牵制了太平军的主要力量，耗费财力、分散兵力、牵扯精力，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之前，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把主要精力置于社会改造之上，而且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和思想教化推行社会改造，无异于隔靴搔痒。五是随着太平天国官场奢靡泄沓之风蔓延，吏治腐败现象滋长，军纪日渐松弛，宗教意识形态淡化，安富尊荣的享乐思想泛滥，太平军将士的理想和锐气悄然褪色。特别是盲目扩军，招募了大量清军降卒和各地游民无赖，他们桀骜不驯，散漫成性，不服管束，有的太平军将领自身也渐染疲玩泄沓之习。加上乡官的消极敷衍，枪船武装和团练势力首鼠两端，客观上也加大了社会改造的难度。在部分地区，太平天国社会改革的政令基本失效，如江西湖口的乡村地区，“贼禁民间不许饮酒，不许吃烟，不许戴帽笠，不许带衣领，不许妇人穿红著绿，但乡下尚未大变”。这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基层统治的脆弱性。最终，太平军当局对民间习俗基本上持妥协或默认态度，多数禁令或被传统习俗同化，或在地方社会抵制下弛禁。

总体上看，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强制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运动，猛烈冲击了历代王朝尊崇的官方意识形态，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思想基础。但是洪秀全在基层统治思路上缺少对战略全局客观清醒的认识，激进、暴力的社会改造运动，体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孤立行政的思想，招致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加剧了社会动荡，导致拜上帝信仰无法在民间立足。

（本文摘自刘晨著《太平天国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