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英]杰西卡·罗森著，李晨、陈北辰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出版，495页，88.00元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新著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的中文版《厚土无疆》，是一部讲述中国文明的关键时段、国家文明的形成历程的作品。从距今约5200年开始，延绵到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即秦实现空前的大一统之际）这一长达近三千年的阶段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第一个段落，在考古学上正是青铜时代。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这是最值得浓墨重彩、洞幽察微的段落，因为它上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山川形胜、资源物产和生计生活，下启中国文明最本质、最深邃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由此滥觞的书写、图绘及种种艺术、宗教和意识形态。关于这个关键时段的作品并不少见，但面面俱到、宏大而平均的叙事居多，《厚土无疆》却另辟蹊径，宛如避用主调音乐，转而采纳赋格曲一样，以跨越广袤的时空距离的十二处特殊埋藏为节点，循序渐进地反复深描，最终勾勒出中国的国家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文明的同步、独到，以及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交融。因此，《厚土无疆》提供了一场跨越近三千年，既有顺时而下的潮流，又有跨越山海的呼应，在关键节点上盘桓，乃至一唱三叹的壮游。这是一场与国同行的壮游。

杰西卡·罗森

一

这场壮游的首要特质是它建基在考古学，尤其是中国考古学之上。这并不仅仅指十二个主题都是考古新发现和收获，更是指全书的核心观念建立在考古学上。考古学不仅提供了壮游的素材，更提供了壮游的时空尺度、主题以及叙事可能性。

“青铜时代”最早由十九世纪上半叶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C. J. Thomsen）提出，至今仍然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中。在汤姆森眼中，包括青铜时代在内的三期说原本只是博物馆展陈叙事的一种排序和编辑方式。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G. Childe）对三期说的旧瓶新酒式改造才奠定了《厚土无疆》的第一种基调。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是人类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是青铜时代的本质。从反山M12大墓、遭遇破坏的陶寺酋邦首领墓葬到安阳花园庄东地M54，即亚长墓，都是这场变革在东亚大陆登场之际的表现形式。来自南北不同地点、不同时段的十二个主题无一不是柴尔德城市革命的经典样本：超越一般墓葬的尺度规模，青铜、玉石、黄金甚至精致陶器等珍贵物质的奢侈调用，对来自异域的物质和技术的垄断，对他人生命的支配和占有。这些表现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稳定的社会复杂化和层级化进程。

亚长的青铜手，和他一起葬于其位于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附近的墓葬，这使他在死后仍能守卫这座晚商时期的都城。

亚长牛牺尊，长四十厘米；盛酒器，觥，通高十八点七厘米，有吉祥的寓意。

所有的主题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收获。不少地点，如广汉三星堆和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虽然统称为十二座墓葬，但它们的考古学内涵更加丰富。大多数君主并非孑然独立，反山、陶寺、殷墟花园庄、宝鸡茹家庄、韩城梁带村、军都山玉皇庙、蚌埠双墩、天水马家塬都是尊卑有别、绵延有序的权贵墓地。有的从属于陵墓，帝王的威权和气势扑面而来，但无人安葬于此，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百戏俑坑和青铜水禽坑。在最新发掘收获的支撑下，广汉三星堆埋藏坑应该可以确认并非墓葬，只是是否为祭祀坑，此地是原生还是次生埋藏现场，与之相关的仪式活动和信仰，都尚未成定论。在严谨的考古学分析中，它们都可以被归为同类。无论是墓葬祭祀坑，还是本书没有详细介绍的窖藏，都属于特殊埋藏，或者有意埋藏，与中国考古学中被称为“灰坑”的任意埋藏，组成考古学文化单元的全谱系。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匠共同完成了这一创造，他们显然遵循了一位强大统治者的野心和指示。

甘肃马家塬武士墓俯视图，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

《厚土无疆》的十二个主题都在青铜时代的特殊埋藏类别之中。所有的特殊埋藏都是有意图、有动机、有预期的个人或者集体行为的结果，而行为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传统或者个人有意识的选择和表达的驱使。从葬于反山的未知其名的良渚首领到横扫六合的秦始皇，所有个人和从属的集体，所有的言说和言外之意，所有的规则和变通，都在考古学视野下呈现出来。

良渚遗址反山大墓，长三点一米，宽一点六五米，深一点一米。

二

当以十二处特殊埋藏为关键案例得到考古学的背书后，它们的阐释力就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这场壮游究竟能够带领我们抵达何处，是浮光掠影的考古新发现，还是早期中国甚至整体性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也构成《厚土无疆》的第二种基调，即超越生死、超越个人、超越现时的墓葬观。十二处特殊埋藏反复说明生死并不截然对立，墓葬也绝非一己私事。在中国文明之中，它就是现实憧憬的投影，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之一，因此成为探寻文明深处的观念和记忆的关键门径。

在中国文化中，墓葬具有格外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墓葬不是生死的边界。正如《厚土无疆》英文版的标题用词一样，与“生”相对的不是“死”或者“逝”，而是“来世”。《白虎通义》有“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动养万物也”。因此，墓葬不是人生的终点，也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相反，它是无始无终的人生循环的一个转化环节，意味着未来生命的到来。其次，当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关键纽带，而社会和国家治理建立在血缘制度的暗喻或者转换形式基础之上时，祖先崇拜就将墓葬推向了社会的聚光灯下。因此，墓葬不必是凄苦悲恸的，它可以是充满表达和期盼的。相对于离别和断裂，墓葬更强调聚合和连续；相对于逝者，它更多关注和表达生者的世界。

在世界所有主要早期文明中，墓葬，尤其是权贵的奢华墓葬，是重要的宣示之地。墓葬，成为和公共建筑、纪念性建筑一样的公开展示的艺术。所有的墓葬、随葬坑和器物坑都是支配社会人力和财力的指标。《厚土无疆》的十二处特殊埋藏因此就是十二座中心舞台。虽然如同凤翔雍城秦景公大墓到秦始皇陵那样空前的尺度并不多见，但是几乎所有的陵墓都远大于同侪。而且，要么如同陶寺、随州插鼓墩、平山三汲乡那样，权贵墓葬与其他人的墓葬保持间隔，要么如同殷墟花园庄东地、延庆军都山那样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所有的特殊埋藏都以令人咋舌的数量和质量为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有我优是所有权贵都熟谙的法则，无论是墓葬中的青铜器、玉器、金器，还是象牙、殉人，都是这个法则的表达形式。在奢侈性展示之外，所有的中心舞台上的角色都需要解释权力与文明的来路和走向，这造成了陶寺大墓的彩绘龙纹陶盘、鼍鼓，三星堆埋藏坑的神树、面具，双墩大墓的包金铠甲，中山王墓的铜版兆域图，等等，闪亮登场。

陶寺残墓所出为数不多的彩绘陶杯之一，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

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大立人像，年代为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前十二世纪。这一神秘人像躯干部分的形状可能借鉴了圆柱形的树干。

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

三

这场壮游的实现方式引出了《厚土无疆》的第三种特质，兼具政治学和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下，纹样、器物、墓葬和景观都不再神秘而隔离，早期中国文明是可游的。

罗森教授曾经荣膺有中国人文研究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唐奖汉学奖，颁奖词中，“为静默的器物发声”就是对她在如何理解中国文明尤其是物质和艺术上的贡献的最精准的褒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罗森教授供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器物部近三十年，她使中国的玉器、青铜器乃至整体性中国文明成为西方博物馆的常见展陈主题，她不仅通过一系列专业著述和图录向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生示范和传授，她的《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Chinese Art）更是教会更广泛的西方观众如何观看中国艺术。

杰西卡·罗森编《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

物其实并不沉默，只是以文字先入为主的观看者不一定听得到物的声音。十九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伟大旗手拉斯金（Ruskin）曾经说过，“伟大国度以三种文本——事迹、言辞和艺术书写自传，没有一种能在不参考另外两种的情况下得到理解，但是三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才是可信的”。罗森教授“写一部全新的、不同于早期文献和正史的历史著作”的愿望正是这种思想一脉相承的结果。中国考古学迄今都不擅于讲述“物的历史”，物常常被当成科学规则的证据，或者不受约束的文化标签。我记得罗森教授多年前以殷墟妇好墓随葬器物组合为例，说明晚商社会的物质语言系统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墓主人的尊崇地位可以通过器物形态、规格、数量、组合关系，寻常器物形态组合成罕见形态，以珍贵材质制作常见器型，远距离输入的奢侈品，等等，表达出来。这一思路发人深省，在《厚土无疆》的所有案例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值得走向阐释的中国考古学学习。

物的表达可能是“政治学的”，可以精确地计算和整饬地排列的。从《周礼》开始，绵延至后世的基于所有者身份和等级的层级式鼎簋制度、舆服制度甚至建筑制度，《考工记》的都城营造格局符合这种规范。然而，物的表达从来都不是严丝合缝地符合规范的，既可能处心积虑地将文化或者政治认同、倾向、记忆和期盼揉进去，也可能将个人私慕、思绪情愫或者临机应变带入物中，也就是“诗学的”。

《厚土无疆》的所有案例都在集体有序传承的文化和制度里，但也不乏个人的灵光乍现。所有的特殊埋藏都不是地不爱宝，有意遗留给未来的我们的，它们一定服务于当时的赞助人和行为者。这就是我们能够通过特殊埋藏看到背后的人影，揣摩暗藏的心态的原因。安徽蚌埠双墩墓葬的形态和随葬器物组合传递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在遵循甚至可能复制楚制的表象之下，巨大的圆形墓穴、模仿石墙的土坯墙、被陪葬墓环绕的主墓、墓主人心爱的环首弯刀都在表明钟离君与遥远的北方割舍不断的文化脐带。这样的例子何其多也！我相信领会了罗森教授的壮游之术的读者必定能够发现更多、更独特的早期中国文明之美。

安徽蚌埠双墩钟离君柏墓

钟离君柏的一把青铜剑，长四十七厘米；两把草原风格的青铜刀，长二十八点八厘米；八名殉人各有一把较小的青铜刀，图中的这把长十三点五厘米。

此时距我初读罗森教授的《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剑桥早期中国史》西周考古章（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和《赛克勒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器》西周卷（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已近三十年。罗森教授一直在中国早期考古、艺术和物质文化上笔耕不辍，引领前行。《厚土无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用了以个案带动整体、以时刻勾连时代的写作策略，希望向更为广泛、更为多元的读者展示一种超越“重大发现”的表面喧嚣，走向作为基磐的早期中国文明洪流的方式。

罗森著《莲与龙：中国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