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文明互鉴论坛于2025年6月25日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论坛主题为“古典智慧与全球南方”，设立“从全球南方阅读柏拉图”“从全球研究当代希腊”“文明互鉴下的中欧关系”三个平行论坛，旨在从中希两大古老文明中寻求化解当代世界问题的智慧，为全球学者交流对话搭建平台，尤其关注倾听来自南方国家学者的声音。

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康斯坦蒂诺斯·桑帕尼斯（Konstantinos Sampanis）参与论坛，发言题目为《道与逻各斯：作为文化遗产资本与软实力工具的古典语言》。

康斯坦蒂诺斯·桑帕尼斯（Konstantinos Sampanis）

首先，我要感谢会议的组织者，感谢他们策划了这样一个精彩的活动。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其次，我需要说明一点，这次报告并不是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这次报告的目的是谈论我们对于人文学科如何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例如全球政策）建立联系的一些思考，也就是说，如何让人文学科在当前局势中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受到关注。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这本身就说明，当我们提到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使用一种叙事方式来建立联系。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古代文明，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或许并没有完全对应的类似传统。因此，对于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并未长期接触、彼此交汇较少的群体而言，正是通过共同回顾过去、谈论那些本质性的古老文明，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沟通的叙事框架。

除此之外，正如大家在这里所看到的，我们关于中希比较研究（Sino-Hellenic comparative studies）的成果也在不断增长。例如，坦纳（Jeremy Tanner）在2009年的研究指出，中希研究（Sino-Hellenic studies）这一新兴领域为课程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机会与背景。

那么，当我们谈论过去，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利用这个“过去”来推动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想以一种语言学的方式来开始——因为我本人也是语言学家。

我们都知道中文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讲的是“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道”，有一种无法被完全翻译的深意。因此，“道”这个词往往必须保留原文，否则它的意义就会丧失。

其实，在希腊语中我们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那就是“Lógos”（λόγος）。这个词和说话、自我表达有关，也包含了“语言”、“理性”甚至“宇宙秩序”的意思。所以，“Lógos”就像“道”一样，往往也需要保留原文，才能承载其多重、深层的文化与哲学内涵。“Lógos”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的开头常被翻译为“Word”。但如果我们阅读像歌德这样的作家，就会发现他在处理这个词的翻译时也遇到了困难。他曾提到，他其实无法将“Lógos”翻译成“地道的”德语，认为这是不可译的。

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我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我认为所有语言内容都是可以被翻译的，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古老词汇的象征性功能。它们来自古代语言，承载着文化、哲学与历史的深意。这些词汇不仅可以被使用，也可以被激活或转化，从而具备象征性的力量——正如我之前所说，它们可以被资本化，在文化交流、外交甚至软实力话语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可译性”这一概念，根据库尔（Nicholas J. Cull）的观点，它实际上可以成为国家语言民族主义的一个支柱。也就是说，将某些语言或概念视为“不可翻译”的，可能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语言民族主义的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对那些并非专业学者的人群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强调某些词语独特性、神秘性的叙述，常常能够唤起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认同，从而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产生共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概念——比如“不可翻译性”或特定文化语言的象征意义——其实是可以在文化外交或软实力的框架中找到某种应用的。当然，这并不是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所以在谈到文化外交和软实力时，我更像是“抛砖引玉”的角色。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外交和软实力这两个术语并不是同义词，它们有不同的含义和应用范围。我们会在下一张幻灯片中具体讨论文化外交，但在这里，关于软实力，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定义，来自奈伊（Joseph S. Nye）——他说软实力是“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犬儒，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它确实揭示了一些真实的国际交往逻辑。

至于文化外交，奈伊也尝试给出了一个定义。他提到了各种文化机构的作用，例如今天我们说的文化外交，往往包括了像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意大利文化中心（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这样的组织。当然，也包括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代表德国）、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代表中国）、尤努斯·埃姆雷学院（Yunus Emre Institute，代表土耳其）等等。这些机构在传播本国文化、语言和价值观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举个例子，很有意思的是，尤努斯·埃姆雷学院在希腊不仅开设现代土耳其语课程，还提供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课程。而在希腊，我们并没有类似的系统性做法。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文化组织，但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的中央机构来推动类似的文化外交工作。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例如维也纳孔子学院的网站，它不仅提供现代汉语课程，同时也是中国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尽管这些课程看起来是语言教学，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外交的工具。通过语言教学、文化活动和跨国交流，这些机构有效地提升了本国在他国的文化存在与影响力。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过去来推动现代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径。以中国为例，这一点尤为直接明了。比如，有研究指出，传统中国文化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最宝贵的来源。这是一个当代的现实策略，而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或历史书写。同样，另一份参考资料也表明，中国在文化外交中积极推广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以此强化国家形象。

但如果说到希腊，情况就没有那么理想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已经采取了一些战略性措施，投入了相当的预算来推动语言的国际推广。的确，希腊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希腊能够在文化层面上被视为一个全球参与者。

然而，我更倾向于认同库里（Maria Kouri）的观点：尽管希腊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希腊的潜力是多维且丰富的，其文化资本既未被政府和公民充分重视，也未被人文学者完全理解。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是否能像许多国家那样，把古代过去和语言当作一种资产来利用，推动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很多国家通过各种文化机构，利用推广本国语言作为一种软实力工具。这一点非常重要——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如我们之前所说，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力量。

约瑟夫（John E. Joseph）曾写道，语言与身份认同是一个课题，现代视角与历史视角密不可分。他最后总结说，正是通过语言，人们为地方命名，传承遗产和祖先的记忆，记录历史，并发展和仪式化信仰。语言承载着文化的连续性和身份的根基。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语言教学如何被用作软实力工具。正如大家所见，这一现象在亚洲尤其显著，比如汉语教学的推广，也包括俄语的推广。

然而，我没有找到太多关于欧洲语言作为软实力工具的相关出版物。虽然我们都知道，像英国文化协会或法语国家的法语联盟（Francophonie）在推广英语和法语方面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但关于这类语言推广的目的和背后的策略，似乎存在一种回避或不愿正视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希腊，“过去”也以类似的方式被利用，尤其是在希腊金融危机期间——或者说，不论我们如何称呼那段时期。当时在希腊国内以及欧洲，都有许多声音认为，希腊的历史遗产是欧洲欠希腊的一种债务。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应当在经济规则上对希腊予以宽容。

对希腊来说，过去在塑造现代国家叙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其结果是好是坏。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我们现在只是尝试客观地观察现实。事实上，当希腊社会陷入动荡时，有关“过去”的叙述再次浮现，并被用作一种王牌：大致意思是，“欧洲应该容忍我们，是因为我们拥有那个伟大的历史”。

然而，这种叙述的使用往往是非常表面的。这类对历史的意识，并未真正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被用于希腊的文化外交策略中。

具体到古典语言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障碍，一些阻力。

首先是现代语言的优先地位。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古典学科和人文学科整体衰退的问题。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我认为在现代希腊研究中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即所谓的“非连续性话语”。

至于古典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衰退，尽管仍有不少古典研究系存在于世界各地，但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人数在不断减少的趋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终点。

也许在未来，或许在下一个十年，人文学科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复兴。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人们开始重新对人文学科产生兴趣。你可以看到这里展示的几本出版物，右边的两本提到我们某种意义上需要古典学科，也需要古典传统。左边的第一本出版物提到了古希腊是西方的基础和根基。

我要再次强调，我在这里所做的是展示目前的论述，而不是在宣称事实就是如此，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本意。我认为最重要的讨论之一是，围绕希腊民族的延续性还是非延续性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如何利用其古典文化资本变得复杂化。在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在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革命期间，这种对希腊文化遗产的热情曾经高涨。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于希腊民族是否延续的第一次质疑：现代希腊人是否真的与古代、理想化的古典希腊人相同？这反过来催生出一种或多或少“教条化”的希腊史学叙述，强调这种文化和民族上的“连续性”。然而这种连续性叙述也受到了质疑，并被“非连续性”研究所解构。在现代希腊研究和史学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并有不少相关出版物。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真的将古希腊文明的过去从其地域性与民族性文化框架中剥离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风险：古希腊遗产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遗产，表面上全球，其实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换句话说，希腊遗产会被归入“西方”所有，而不再被视为希腊人自己的。这就意味着，现代希腊人将不再有资格去使用这种文化资本，希腊遗产也就不再真正属于希腊。而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明依然被视为是中国人的。

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真正的问题。一方面，希腊要应对一种非常表层化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觉于那些建设性的理论可能也并非无懈可击，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批判这些观点。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希腊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利用其古代遗产这一资产。例如，您可以看到希腊与中国共同建立了“文明古国论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

当谈到古希腊语言时，其实我们很难真正说希腊是古典研究的中心。现如今，我们只有一个用英语授课的硕士项目。希腊在引入新的英语授课硕士项目方面并不算灵活，原因有很多，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不过，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进展。

另一方面，比如你可以看到在维也纳大学，关于“传统中文”的研究活动非常活跃。这不一定是中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但在奥地利，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中国研究的可见性和存在感。这也许有些印象化，我承认，但这仍是一个初步尝试，试图对比希腊与中国在我此前讨论的议题上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点是推广现代语言，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接下来是主动推广古典语言——我认为这在中国是成立的，但我不确定在希腊是否也如此，特别是在如何处理“连续性问题”上。

我认为这里就是中希之间的主要差别所在：中国拥有一个全球性的文化机构网络，而希腊没有；在对自身语言遗产的认同和利用方面，两国都有所作为，但由于中国体量更大等等，它在这方面显示出某种抵抗的能力。

最后，我不想耽误大家更多时间，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或许我的最终结论是：在希腊，将古典研究与软实力战略结合的想法仍然鲜有人接受，甚至已经被视为一种陈词滥调。正如报告中所提到的，在涉及软实力时，人们往往不愿将国家文化遗产视为实际可用的资源，而是将其视为庸俗或者民族主义的表现。

当谈到进一步的问题时，这也正是一个挑战：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类遗产，而不使其变得狭隘、民族主义化？我们如何以一种更具普遍性、更具文化相关性和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推广它，但与此同时，又能够使它忠于自身的根源？

我认为，对中国和希腊而言，挑战在于：如何让对过去的阐释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不那么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而更符合国家叙事和全球不断发展的观点。因此，“全球南方”正在接近我们的过去。

（译者：谢志林，西南大学—帕特雷大学“中国希腊文明比较”联合硕士项目202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