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振消费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从数据上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6月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金刻羽在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新领军者年会上强调，中国能否转型为消费大国将决定中国能否跻身富裕国家。此论一出迅速成为网络上争论的热点话题。

近日，就消费以及提振消费相关话题专访了金刻羽。

金刻羽表示，当下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格局，传统大宗消费和基础民生消费增长乏力，以“悦己消费”“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力量正蓬勃兴起。

对于提振消费，金刻羽建议，一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二是将财政支持从企业转向家庭；三是投资于能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利于工薪家庭；五是加强社会保障托底。

此外，金刻羽还建议，可以考虑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这是扭转“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的关键制度创新。

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格局

：中国当前在积极提振消费，您如何判断当前中国消费形势，以及近几年来中国消费趋势？

金刻羽：2025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格局。一方面，传统大宗消费和基础民生消费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以“悦己消费”“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力量正蓬勃兴起。

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达48.8万亿元，但同比增速仅3.5%，同时，中国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差距显著（2023年中国消费率为55.7%）。

与传统消费疲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消费的爆发式增长，且新消费具备三大特征：轻量化（低单价高频次）、设计化（强美学属性）、文化内涵化（情感价值附加）。

此外，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加速显现，呈现多维分化特征。从年龄维度看，银发群体在保健滋补品、白酒、中式糕点领域需求突出，其快消品消费增速远超年轻家庭；从地域维度看，上线城市银发族偏好健康与宠物消费，而下线城市更关注米面等基础品；从消费形态看，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销售，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提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我认为，中国的消费主要空间还是在服务业。商品消费的饱和程度已经不算低，但是服务消费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尤其在餐饮、旅游、医疗、运动、健康等领域有很大的机会。如果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在80%左右，中国2024年是56.7%，服务业就业比重在发达国家是70%左右，中国不到50%（2023年末，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639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8.1%）。

西方消费市场的成熟形态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美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80%以上，其强大消费力源于三大支柱：信贷体系完善（消费信贷渗透率超90%）、美元霸权红利（低成本获取全球商品）、社会保障托底（医疗、失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这种制度环境使美国居民敢于消费，2024年美国居民消费率达67.8%，显著高于中国。

另外，如果人民币汇率在不久的将来升值的话，实际上也是在增加中国人民的有效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

打通核心堵点，实现“能花”“敢花”“有地方花”

：中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您认为影响消费的阻碍因素有哪些？

金刻羽：中国消费率偏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结果，核心堵点可归结为“能花”（收入制约）、“敢花”（保障缺失）、“有地方花”（供给错配）三大维度。

“能花”的障碍在于收入与分配的双重制约。一是收入增长滞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收入分配格局亟待优化。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远高于低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达70%以上，高收入群体仅30%左右，这种分配失衡显著抑制了总体消费率。二是资产结构失衡，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不动产占比超7成，这种“房地产化”的资产结构导致财富流动性差，抗风险能力弱。当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家庭净资产大幅缩水，特别是对在2018-2021年高峰期加杠杆购房的家庭，资产减值压力尤为突出。

“敢花”障碍在于保障仍显不足与未来焦虑，导致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医疗、教育、养老等不确定性是很多居民减少消费的首因，这种后顾之忧使居民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高负债也在挤压消费。高负债率直接挤压日常消费，特别是对中产阶层形成“财富幻觉下的消费贫困”现象。

“有地方花”的障碍在于供给错配与场景缺失。带薪休假制度执行率低、文旅设施不足、城市消费空间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消费场景拓展。特别是对银发群体、年轻家庭等差异化需求，缺乏针对性场景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整体经济结构偏向生产，而不是偏向消费，整体宏观调控的思路也是重视产业、生产、产能，地方政府很多机会和一些机制也是偏向于供给端、生产端，这些都不利于消费。

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只注重产能建设、生产和供给，但对总需求的考虑不够充分，这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要更多地关注需求。

：您认为，提振消费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金刻羽：一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二是将财政支持从企业转向家庭；三是投资于能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利于工薪家庭；五是加强社会保障托底。

另外，我还想强调有花钱的情景，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全球竞争力，当然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本地经济”上。实际上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场景，不管是餐饮、咖啡店，还是其他服务等，要形成能到处走来走去、有不同的环境和场景去消费，在周围地区建设更多的能维持下去的消费场景，而不仅仅是比如在某个国家、某个地方的一个节日性消费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既能快乐又能给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其他人有了就业机会就又会消费，然后又会给更多人带来就业，循环起来。

：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需要改变？

金刻羽：肯定有观念上的东西需要改变。一方面是个体微观角度，要劳逸结合，生活追求的是什么？不是一直工作，而是能够在当下也生活得更快乐轻松一点，当然这是一种结合，我们不能像西方一样不想明天，但是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想明天、只想未来。

另一方面是宏观角度，我们在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设计上，只重视产业、生产力和制造业，实际上远远不够。为什么美国是有钱的大的经济体，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大的消费经济体，其他国家想成为富有的国家，必须得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依赖出口，现在几乎不可能，因为当前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不能光追求谁效率高、竞争力强、能够把所有产品都卖到世界，这种观念现在在国际舆论场上已经很难被接受。我们的宏观管理手段，实际上从需求端入手也是最快的，短期的宏观管理政策一定要在需求端起到很大作用，防止大家信心失落、降低预防性储蓄的习惯。

虽然美国采取了5万亿美元刺激政策，造成后面的通货膨胀，但是也躲过了很重要的经济衰退，它的经济衰退也只持续了两个月时间，肯定是在消费端的刺激非常充足，当然这并不完美，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起码让美国经济很快恢复。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在需求端采取了一些政策，您觉得力度怎么样，还是说可以有一些更激进的刺激政策？

金刻羽：首先，消费者的预期要有改变。一方面，有一些比如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样肯定就想提前消费，而不是对通缩的预期，那样再刺激可能也形成不了持续性的循环。第二，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第三，肯定还是要更加注重就业，从科技发展角度看，我们非常强调制造业，但是机器和自动化的出现同时在发生，如果过于注重制造业，未来的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强调服务业就业，因为服务业会提供比制造业更多的就业，当然短期内大家对就业的不确定性还很警惕，所以要从政策端大力度地让消费运转起来，把整个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

“成为消费大国和富裕国家要同时并行”

：您提到中国要成为消费大国才能成为富裕国家，但有人认为这里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富裕以后才能消费，您如何回应？

金刻羽：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成为消费大国和富裕国家要同时并行，一个是短期的部分宏观调整要靠消费，消费直接变成就业，就业直接变成收入，收入变成更多消费，一个是一个国家长期的潜力，当然在于效率、资本等。但是不能永远考虑的只是长期，短期都过不去，怎么考虑长期？

这个概念是什么？比如，我省了一块钱，就剥夺了其他人一块钱的饭碗，我今天出去消费，就是给其他人就业，其他人就业就是让其他人会去消费，这些消费就变成另外一些人的就业，另外一些人的就业又变成一些其他人的消费。这个不是鸡与蛋的问题。我们早已经过了要先生产、先储蓄的阶段，现在已经不像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只消费不储蓄不投资，我们是投资过多、消费太少，这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提高居民收入，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制约消费的一个很大因素是收入低，在当前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对提高收入，您有哪些建议？

金刻羽：在经济承压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重点突破三个维度。

初次分配改革方面，向劳动者倾斜。一是工资增长机制上，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免税收入门槛。二是财产性收入拓展，多措并举稳住股市，打通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强化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和违规减持；丰富个人投资者债券产品选择。拓宽居民财富增值渠道，改变过度依赖房产的财富结构。

再分配调节方面，强化公平性。一是税费结构调整，降低工薪阶层税负，提高资本利得税比例。2025年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通过转移支付增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二是社保体系完善，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动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研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托育和学前教育补贴。

此外，要重视农民增收，盘活农村资产。一是土地收益分配改革，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户合法住房。这有助于释放农村巨量“沉睡资产”。二是产业兴农，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有人认为，居民的一大部分财产在房地产里，导致大家不敢消费，您认同吗？如何解决这一部分问题？

金刻羽：居民财富过度集中于房地产是抑制消费的关键因素，这一判断有坚实数据支撑：中国家庭资产中不动产占比高达77%，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这种结构导致两大问题：一是财富流动性差，难以转化为消费能力；二是房价下跌引发负财富效应，居民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有几种解决办法，一是存量去化：允许专项债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此举既能消化库存，又能补足保障房短板，还可释放改善性需求。二是释放住房需求，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同时申请贷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三是优化资产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产占比。

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您建议，可以考虑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具体可以怎么做？

金刻羽：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是扭转“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的关键制度创新。

其制度效益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导向纠偏，扭转GDP锦标赛导致的过度投资，引导资源投向民生改善和消费环境优化。如日本在1987年转型中将政策重心从出口补贴转向服务消费支持，带来内需持续增长。二是供给质量提升，激励地方政府培育消费新场景。三是资源配置优化，推动土地、资金等要素向消费领域倾斜。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完善城乡消费设施，加强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这正是考核可落地的领域。四是培育区域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地方发展特色消费。如成都发展首店经济（2024年引入首店820家），带动消费增长。

考核指标体系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基础指标方面，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服务消费占比、消费便利度指数（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等。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可成为重要观测项。特色指标方面，可因地制宜设置文旅消费（云南）、银发消费（海南）、数字消费（浙江）等特色指标。环境指标方面，可设置消费者满意度、带薪休假执行率、12315投诉办结率等。《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可作为监督重点。创新指标方面，可关注消费新业态培育（AI消费场景、低空经济等）、国潮品牌孵化数量。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消费指数”纳入地方考核，推动釜山电影节、K-pop产业集群等特色项目崛起，使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新支柱。中国可借鉴此经验，通过差异化考核激发地方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