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技术与文化》杂志在一期专辑中呼吁，当我们“将性别身份与意识形态在塑造技术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技术反过来塑造观念的过程纳入考察”时，技术史的书写“便被重新照亮”。之所以有此呼吁，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后的150年里，技术史家探索的内容集中于钢铁业、煤炭业、纺织业和石油业。这些行业对人类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应的研究汗牛充栋也不足为奇。但是，到了20世纪末，技术史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行业史，而是要扩大技术史研究的范围。在“涵盖人类全部经验”这一壮志雄心下，新一代的技术史家转而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他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事物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完成或制造？这些方法和物件对社会其他要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会和文化中的其他要素又是如何影响了事物被如何、为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完成与制造的？”用更简便的话说就是，在新技术史的引领下，技术史不仅关注技术本身对发明、设置、生产和使用过程的影响，而且要分析人类的选择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关键性角色。

1997年这期杂志的主编之一是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技术史协会主席阿尔文·莫恩。莫恩教授不仅是新技术史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她对新技术史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蒸汽洗衣房：1880-1940年美国和英国的性别、技术和工作》（The Steam Laundry: Gender, Technology, and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880–1940）这本著作中。在这本书中，莫恩教授并非仅讲述洗衣业的技术变迁史，更是书写了一部文化观念、阶级关系和国家政策如何与技术发展相互塑造的社会史。它以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家庭琐事为切入点，深刻地剖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逻辑、民族主义的修辞以及家庭劳动的命运。

《蒸汽洗衣房：美国和英国的性别、技术和工作（1880—1940）》，中国工人出版社2025年7月

该书的出版广受好评。埃塞克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米里亚姆·格拉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n）就认为该书“信息极为丰富，极大地丰富了工业史，并再次证明了性别与技术的相互塑造关系”。与诸多评论者相似，笔者在翻译《蒸汽洗衣房》的过程中也受益良多，在深入了解1880-1940年工业化历史细节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一场跨大西洋的性别与家庭关系问题的对话之旅。书中所展示的洗衣业技术知识的形成、英国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以及家庭劳动商品化问题吸引了笔者的注意，这些问题在过去多少被研究者所忽视，而今在《蒸汽洗衣房》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本文即围绕这三个问题做一初步的介绍，也将谈一下笔者对这些问题的不成熟的思考，以期获得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从家庭琐事到工业知识：洗衣技术的性别与专业化过程

洗衣，在漫长的历史中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家庭“劳作”（Work）——繁重、低技能且带有强烈的女性化、私密性色彩。然而，《蒸汽洗衣房》的洞见之一，便是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揭示了这一传统家务是如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被“去家庭化”，并被系统地构建为一种工业知识、一种“科学”（Science）的。

在19世纪80年代蒸汽洗衣房兴起之前，洗衣主要由洗衣女工（laundresses）在家庭环境中完成。这种知识是经验性的、非正式的，与个人体力和技能紧密联系。蒸汽洗衣房的出现，标志着洗衣工作从经验的、女性主导的领域，转变为技术的、男性主导的工业领域。

蒸汽洗衣房的业主们努力模仿亨利·福特的工业模式，将洗衣过程视为一个工厂化、集中化、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他们应用了去人工技能（de-skilling）、劳动分工、组织化和信息控制等关键策略。洗衣不再是妇女凭借经验使用搓板和尖头熨斗的过程，而是变成了对洗衣机、离心脱水机、熨平机和浆化剂等专业设备的操作知识和化学知识。这是一种新的、可复制的、可教授的“技术资源和知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恩花了大量笔触揭示了工业洗衣房知识体系中存在的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业主掌握了资本、组织和核心的机械技术知识，他们将自己视为“工厂”的管理者。而女性工人则被雇佣来操作机器，她们的“技术知识”被限定在流程中的某一环节，被视为廉价且可替代的劳动力。

社会和文化背景也是塑造洗衣业知识的重要来源。当时城市灰暗的天空和污染的水源使得传统的家庭洗衣方式愈加困难。中产阶级对清洁标准不断提高，也为洗衣业的兴起开辟了市场。商业洗衣店通过宣扬其机械化、规模化带来的卫生优势和效率，将自己定位为现代卫生观念的产物，从而在知识体系上获得了超越家庭经验式劳作的合法性。

知识的构建还体现为“洗衣店行业”（“laundry industry”）这一公共实体的崛起。行业杂志如《洗衣时代》成为知识传播的核心载体，不仅交流技术，还致力于弥合男性业主与女性消费者之间在理解上的鸿沟。洗衣店业主被迫学习市场营销、公关以及如何管理消费者（即“家庭主妇们需要什么”），这标志着知识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侧，而扩展到服务和消费关系的管理。

通过这一系列转化，洗衣工作完成了从“家庭劳作经验”到“工业化科学知识”的专业化过程。正是基于这一点，莫恩才在书中反复强调洗衣业“不是服务业”，而且“蒸汽洗衣房就是工厂”（第4页）。

挑战“美国例外论”：英美洗衣业的跨国互动与比较史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尤其是在研究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史的过程中，存在着强调美国式工业文化“特殊性”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倾向。然而，本书的核心学术贡献之一，恰恰是通过细致的盎格鲁-美利坚比较史，有效地挑战了这一叙事。

莫恩教授指出，洗衣业并非美国独立创造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跨大西洋现象”。英美两国洗衣业的历史，由持续的机械和技术交流、改革观念和实践的流动所构成，其交流的复杂性远超简单的单向输出。例如，英国业主会将美国的商业意识形态和方法引入英国。在英美洗衣业之间持续进行的跨大西洋购买、借用和交流访问，使得两国高度资本化的洗衣店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的连续性。伦敦和芝加哥的洗衣店在技术、劳动分工和企业组织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在改革的观念和实践上，交流则是双向流动的。工业改革的思想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塑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洗衣业的管制方法。例如，作者强调在洗衣业的劳工立法上，“美国进程要晚于英国，而失去了耐心的美国改革家们转而向英国寻求帮助和启迪”（第148页）。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确实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改革提供了某种范本，但是在莫恩的书中我们发现，美国的改革依据却是来自英国1909年颁布的《行业委员会法》（Trade Board Acts）。这部法案旨在为包括洗衣业在内的“血汗行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工作条件。美国的改革者，尤其是推动女性工人权益的团体，便将英国的这一成功实践作为论据，在州和联邦层面争取立法。甚至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穆勒诉俄勒冈案中，改革者路易斯·布兰代斯在辩护中也援引了大量英国卫生与工人保护法案的研究数据与经验，强调“工业劳动中的女性需要国家的特别保护”，而这一立场可以看作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善政”（good governance）与社会干预理念在大西洋彼岸的延续与变体。

莫恩教授通过跨国比较，强调了在单个民族背景下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并确认了大西洋交流的持续性。这有力地证明了“美国例外论”的不足，即美国的工业化并非一个孤立、特殊的过程，而是嵌入在广阔的、互动性的盎格鲁-美利坚历史框架之中。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谈及的，在英美洗衣业中存在着“强调彼此差异的民族主义修辞”。作者指出，在当时的英美洗衣界之间，存在着互相调侃、嘲讽对方的“怪异做法”或“落后思维”的做法。表面上看，或许是一种娱乐行为，但更深层次上，它们是为了强化本国洗衣业的独特性、正当性和优越性，从而在一个越来越趋同的工业体系中重新划定文化边界与国家认同。英国《洗衣杂志》的编辑们经常调侃美国洗衣店受到华人洗衣房的竞争影响，比如刊登有关“Plute squaws”（印第安女性）在特拉基镇（Truckee）接替中国洗衣工工作的报道，并请读者帮助解释那些难懂的美式表达。这个过程不仅制造了文化差异，也暗示了美国洗衣业环境的“复杂”与“低端”。

双格洗衣槽，纽约长屋博物馆藏。文献来源：Adam Matthew, Marlborough, Migration to New Worlds

同样的，英美洗衣行业杂志尽管在形式上高度相似，甚至频繁抄袭彼此的文章、在跨大西洋交流中共享技术与经验，但它们在强调“本国特色”时却是不遗余力。例如，美国杂志可能会宣称“我们的服务更民主、更面向中产阶级”，而英国杂志则强调“我们的制度更稳定、技术更规范”，构建出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对比结构。

甚至在贸易展览和行业组织中，这种文化偏见也未曾消失。洗衣行业的大会常常强调“我们”国家的标准化与进步性，而将对方描绘成“过度机械化”或“缺乏艺术性”的代表。

这一切都指向了作者强调的矛盾：工业化带来了全球洗衣业的趋同——例如使用类似的机械、标准化的工艺与管理模式——但与此同时，人们却更急于划清文化边界，以捍卫民族认同。这种差异化修辞不仅是一种“行业自我叙事”，更是一种回应现代性焦虑的文化手段。

家庭劳动的工业化与再家庭化：洗衣业的非线性轨迹

在家庭劳动商品化的宏大进程中，洗衣业呈现出一种尤为独特的命运轨迹：它既是家庭劳动社会化与工业化的先行者之一，又是少数在20世纪中期重新“回归”家庭的行业之一。洗衣业的这一路径——先从家庭走向蒸汽洗衣房等工厂式外包服务，再因商业模式的局限与家庭技术的成熟而回流到家中——在家庭劳动历史中独树一帜。相比之下，同时期经历商品化的烘焙与缝纫两大类家庭劳动形式，则在工业化路径上持续演进，几乎未出现回归家庭的趋势。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家庭洗衣工作面临多重困境。城市住宅普遍空间狭小，缺乏专门晾晒衣物的“洗衣绿地”，而饮用与生活用水的供给尚未系统化，使得在家洗衣成为既不卫生又不便捷的劳动形式。与此同时，随着卫生理念的普及和中产阶级对清洁标准的提升，市场对专业洗衣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蒸汽洗衣房应运而生，并迅速占据城市女性劳动与消费这两个领域。一方面，它吸纳了大量低薪女性劳工，使洗衣从私人家庭劳动转变为低技术工业化岗位；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减少家务负担、获取“体面生活”感的一种象征。洗衣公司利用广告突出其高效、卫生、机械化的特点，例如“8000件衬衫一天之内清洗完毕”，这些叙述塑造了一种工业优于家庭、市场优于私人劳作的现代生活图景。

然而，这种商业模式在实际运作中暴露出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由于衣物质地、颜色、形状和情感价值的多样性，洗衣服务极难标准化。顾客投诉不断：褪色、缩水、穿孔、衣物遗失，成为洗衣业长期难解的痼疾。即便在机械操作与组织管理不断改进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依旧大量存在。此外，商业洗衣过程中的“不透明性”使得消费者对服务缺乏信任，特别是在涉及贴身衣物或特殊面料时，更容易引发焦虑。洗衣房在文化上始终未能摆脱“危险、不洁、陌生”的刻板印象。

芝加哥烘干机公司衣物烘干机和洗衣电器宣传册，1928年，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藏。   文献来源：Adam Matthew, Marlborough, Trade Catalogues and the American Home

正是在此背景下，家用电动洗衣机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行业格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家用电器成为家庭现代化的象征，而洗衣机则是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工具之一。与其说洗衣机因效率高而受到欢迎，不如说它提供了家庭对“私密性、自主性”的重新掌控。莫恩的这一观点在学者鲁思·施瓦茨·考万（Ruth Schwartz Cowan） 的《更多的工作留给母亲：从明火灶到微波炉的家庭技术讽刺史》（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中有着更深入的研究。考万就强调，洗衣活动因其贴身性和周期性，与家庭成员的身体、隐私与日常秩序紧密相关。因此，相较于外包给他人，消费者更愿意将控制权保留在家庭之中。电动洗衣机以技术手段满足了家庭对卫生与效率的要求，同时保留了对身体与家庭节奏的主权，完成了洗衣劳动的“再家庭化”。

相比之下，烘焙与缝纫等其他家庭劳动领域的商品化则展现出不可逆的趋势。工业烘焙通过标准化、批量化生产，实现了产品的一致性、美味性和价格优势。复杂的烘焙工艺、专业炉具与配料控制，使家庭烘焙难以与之抗衡，后者逐渐演变为节日、兴趣或社交活动，而不再是日常家庭必需。成衣业的发展更具革命性：工业缝纫技术、大规模裁剪系统与全球化供应链共同构成了一个高速更新、款式多样的消费体系。即便家庭拥有缝纫机，也难以在风格、成本与劳动时间上与成衣市场竞争。缝纫逐步被边缘化为女性的兴趣手工艺，而不再是经济性的家庭劳动。

总之，洗衣业的发展轨迹揭示出家庭劳动商品化过程中的非线性与差异性。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演进，更是文化价值、消费偏好与性别认同交互作用的结果。蒸汽洗衣店的兴衰不是单纯的市场成败，而是家庭、市场与技术之间持续协商与重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在权衡隐私、自主、成本与效率的多重考量中，主动选择了家庭化的解决方案。正如《蒸汽洗衣房》一书所揭示的，家庭劳动的商品化既非不可逆，也非全然理性，其背后是一场关于“如何定义现代生活”的深层文化辩论。

《蒸汽洗衣房》这部著作，以其微观的视角与宏大的关怀，成功地将一个看似边缘的行业——蒸汽洗衣业——转化为反思工业化、现代性与社会结构的核心视角。它提醒我们，工业史的书写不应局限于钢铁、铁路、工厂这些宏大叙事中的“男性技术”，也应重视那些与家庭、性别、服务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被忽视的工业”。在这部作品中，技术史与性别史、劳动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交叉融合，而对英美两国洗衣行业互动的精妙考察，也打破了美国中心主义的“例外论”框架，呈现出一幅跨国视野下民族主义修辞与技术标准相互协商的复杂图景。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这本书的意义并不止步于对西方经验的历史再现。它更启发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的工业史书写，是否也应从“大工厂叙事”中抽离出来，将目光投向那些与性别、家庭、服务和身体密切相关的产业？在当下有关新质生产力、城市家庭结构变迁、服务经济兴起的讨论中，《蒸汽洗衣房》提供了一种穿透日常生活、重新定义劳动与技术关系的范式。它不仅是关于洗衣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变迁的思想史文本。在全球性别化劳动分工与产业转型仍在持续的今天，这样的作品无疑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并在本土语境中继续回应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