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傅雷翻译奖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董强。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董强应该被归类到“学霸”的行列。1983年，他以浙江省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被分配到法语专业学习，就此与法国结下不解之缘。1988年，他以全国统考第一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机会，前往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进修，并于1997年获得法语语言文学系博士学位。其间，他还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师从米兰·昆德拉，成为这位现代文学大师唯一的亚洲学生。

作为一名北大教授、翻译家，董强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中欧派’”。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中法、中欧文化和人文交流发挥自己的力量：在法国协助创办“中国蓝”出版社、创立傅雷翻译奖，计划推动“翻译家驻留计划”……他笑称自己与法语、法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在法国十多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无疑让他对这个位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文明高地”有了深切的认识。“我特别强调‘知行合一’，”董强表示，“你得去过这些地方，你吃过那里的东西，你呼吸过那里的空气，见过那里的人，这样形成的感知才是真正的感知。”

在董强看来，中国和欧洲“本来就是同在欧亚大陆，是连在一起的”，“中国能从欧洲学到很多，欧洲也能从中国学到很多。”“中国人最怕闭关锁国，”他表示，“改革开放不是单向的，永远是双向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影响了对方。其实文化自信就体现在这儿：不是‘我比你强’，而是‘我能和你交流，且在交流中影响你’。”

与法国有关的事：米兰·昆德拉、中国蓝、奥运开幕式

：您在1988年进入法国第八大学学习，而且当时成为了米兰·昆德拉的研究生，您也是他唯一的中国学生，当时是怎么获得这个机会的呢？这段求学经历对您今后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董强：到了法国之后，我发现米兰·昆德拉在法国一个很重要的机构——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做导师，我就寄了材料去申请，结果很荣幸地成为了他的学生。

我们参加研讨课，一起讨论一些有意思的文化和学术问题。那段时间很美好，也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感觉到法国不仅仅是法国，更是整个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职业选择也有影响。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人属于一种文化，只有在那种文化里，才能真正成长，才能有自己的发挥空间。

这些至今仍在让我受益。现在我上课、研究世界文明、文化时，常会想到他的例子：世界由不同文化、文明组成，它们本身没有高低，但像福柯说的，有的“权力”更大，有的没那么大。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如何捍卫自己的文化？这些问题很有意义。

： 1994年，您在巴黎协助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将众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译介到法国。当时为什么会创办这个出版社？这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对法国人了解中国有什么意义？

董强：当时我在法国书店里看到，中国的东西被放在最角落的地方，而且很多都是一些陈旧的、或者古典文学的作品。那时亚洲文化在法国传播比较多的是印度、日本和韩国的，中国的非常少。我觉得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就跟朋友一起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就是想有一个窗口，让中国优秀的文化产品、文学作品能够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法国。

中国蓝后来被法国最大的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收购，变成了这个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书籍的部门。所以有时候要主动去做，不是上面让你做才做，自发很重要，“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发现重要性，然后去改变。

（编者注：中国蓝出版社成立于1994年，先后策划出版了沈从文、刘心武、冯骥才、格非等作家的作品。2010年，中国蓝出版社被伽利玛出版社收购，继续推出“中国蓝系列丛书”，出版了包括韩寒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2015年至2016年，“中国蓝系列丛书”出版了刘震云、慕容雪村、曹寇和周梅森的作品。）

：去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在海外和国内引发了不同舆论。国外很多人觉得开幕式充满法国文化底蕴，但国内舆论对它的争议远超过对其艺术性或文化性的关注。您怎么看这种内外差异？

董强：作为研究法国文化的专家，我觉得巴黎奥运会开幕式非常成功，但确实也有人觉得开幕式的一些表达过分了，这种感觉不只中国人有，美国等国家也有。

奥运会是全民参与的活动，老中青都能参与，开幕式导演确实该考虑受众。有些少儿不宜或可能刺激宗教情感的内容，在这种场合能不表演就不表演，还是要有自我筛选和规定。

但整体上，开幕式体现的精神很重要。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搞体育、办奥运，从来不是为了体育，而是为了通过体育来达到更高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实现和平。现在看奥运，要回到顾拜旦的初衷——奥运是为人文而存在。

跨文化交流要“知行合一”

：您刚才讲到当时在法国书店里，中国书籍不但数量少，而且种类也很单一。但我们知道16、17世纪时，整个欧洲对中国文化非常痴迷，这显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您也曾说过，欧洲人直到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才真正看到中国文学的厚度。您怎么看待中法、中欧在文化交流上出现的这种“错层”甚至“断层”？

董强：这个是个特别的文化现象。比如“中国风”，像布歇这样的大画家曾痴迷于此。（编者注：弗朗索瓦·布歇，法国画家、版画家、设计师，曾创作众多包含“中国”元素的画作。）但实际上，这股风潮只持续了一二十年。再比如，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西方世界又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包括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贾樟柯等人的电影在法国特别受欢迎。

中法之间有时同步，有时错位，这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常态，也和世界发展趋势和国家自身情况有关。如果一个国家自身问题多，可能就没那么开放；如果问题太大，又可能强迫自己开放。如果内部事务太纠缠，没时间关注其他文化，就会封闭；而当一个国家处于比较和平、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就愿意接受外来事物。

：您2020年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今天的法国可能让中国人有点看不懂”，五年后的今天，您怎么看待当时的判断？在您看来，中法民众之间“看不懂对方”，主要是哪些因素导致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董强：“看不懂”是双方的原因：一方面法国变化很快，不再是我们印象中浪漫、印象派、美食遍地的法国了。即便从政治角度看，现在的法国也不是戴高乐时期的法国了。国家肯定会变，但一般老百姓跟不上这种变化，需要不断传递信息。

另一方面，中国人很热爱法国，对法国投射了太多美好想象，结果去了之后却发现法国“挺脏”、有小偷、天天闹事、甚至烧汽车……中国人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情况的，但在法国人看来，这些似乎是“家常便饭”。

当然，法国现在也面临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境，比如移民问题、社会问题、福利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变化很快，法国的体量也很难支撑它的雄心，所谓的“法国梦”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极右的崛起。所以“看不懂”既是一个认知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作为一名知名的翻译家，您曾说过“翻译是阅读的最高境界”。这些年您不仅坚持中法文学文化交流，还推动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您觉得这些工作对推动中法文化交流有什么意义？

董强：到目前为止，我最自豪的是和法国使馆一起创办了傅雷翻译奖，还担任主席。现在要办第十七届了，我们培养、鼓励了大量中青年翻译家，在中外翻译领域是独一无二的。

在AI时代，我们更需要培养真正掌握外语、了解他国文化的人。因为文化与人、与社会深深相连，人工智能做不到这一点。生活确实有表面化的东西，但底下有根源和底层逻辑。学外语的人要能理解这些底层因素，这样在跨国文化交流中才能做得好。曼德拉说过，用对方的母语交流，才能触及他的灵魂，否则只是表面功夫。

“中欧在很多事上有共识”

：近几年中法、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法国的电动车政策、人工智能领域的争执，还有贸易争端。去年习主席访问法国时，双方做出了很多承诺，但落实似乎有困难。您怎么看待目前中法关系面临的波折？

董强：俄乌冲突是改变中法、中欧关系的大因素。俄乌冲突爆发后，法国和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受到冲击，同时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声音在欧盟内部占了上风，也影响到了法德的态度。这种局面也让中国面对的外交环境变得复杂。

以前在开展对欧外交时，中国习惯了“经济靠德国、软实力靠法国”，通过搞定法德，就相当于搞定了欧洲。但现在不一样了，马克龙有时候不是只考虑法国的利益，他也要考虑其他国家和整个欧盟的利益，他的一些行为就是做给其他欧洲国家看的。

中欧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到现在都没弄懂欧盟到底是怎么个“玩法”——欧盟没有宪法，但又有一整套行政体系；每个成员国主体性都很强，但又在有些领域统一接受来自欧盟的指令；欧盟内部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但最后好像总能达成共识。这套机制独一无二，我们得慢慢学。

： 2019年欧盟将中欧关系重新定位为“合作、竞争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关系，之后中欧摩擦分歧不断显现。在您看来，如今中欧在彼此定位和认知上出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董强： 这是双方的原因。一方面，欧盟体系下的每个国家都有很强的主体性，哪怕一两个国家的态度，都可能波及整个欧盟。

另一方面也跟中国崛起有关，尤其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让欧洲人感到害怕，很现实。比如电动车，国内的电动车功能很好，设计也很好，但价格又比欧洲车便宜很多，这对欧洲冲击很大。

这种恐慌和自我封闭、竞争性政策，我觉得很自然。世界在大变局中，棋盘上的规则也得变，老牌欧洲国家一时受不了，所以在新规则形成前，出现冲突很正常。

：有观点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面对美国在政治和经贸领域滥用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行径，欧盟或将重新向中国走近。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董强：“特朗普2.0”肯定会促使中欧更好合作，这对双方都一样。欧洲人长期潜意识依赖美国，不知不觉会跟着美国走，法国也有过亲美的总统，比如萨科齐。马克龙这代人受美国文化影响深，英文说得好，美国文化几乎成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也是一样的。原来觉得搞好中美关系就什么都好了。其实不然，尤其涉及人、社会、文化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互鉴、文明对话，涉及各种文明，不光是美国，这时候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就凸显了。

中欧在很多事上有共识，尤其都有深厚文化，这是走到一起的重要保证。美国带来的是“美国梦”、活力、高科技、财富；欧洲带来的是历史沉淀、人文、艺术。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不可能只向美国要高科技和财富，这个时候欧洲模式就会成为一个我们很好的可以借鉴的对象。

中欧互相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您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向欧洲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

董强：中欧之间首先要尊重传统，然后要发展人文，然后最后一个词就是共生，我们要互相同时发展。

最重要的是保持交流渠道开放，不能封上交流渠道。中国人最怕闭关锁国——我们曾因闭关锁国受苦，改革开放才有今天。改革开放不是单向的，永远是双向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影响了对方，这才是文化自信——不是“我比你强”，而是“我能和你交流，且在交流中影响你”。

：您个人对中欧下一个50年有什么期待？

董强：我觉得随着欧洲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中欧之间的共同点和共同土壤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前的局势下，中欧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很多的共同点和共同的追求会更好地体现出来，所以只会越来越好。

我是坚定的“中欧派”，中国能从欧洲学到很多，欧洲也能从中国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