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艺术家，40年前开始骑着自行车绘写丝绸之路，而今，年近七旬，仍在以丝绸之路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

上海海派艺术馆近日展出的“丝绸之路——杨晓阳丝路四十年美术创作暨文献展”，集中呈现了原国家画院院长、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艺术家杨晓阳四十年来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艺术探索，以作品展现这条千年商路的文化魅力，这也是杨晓阳首次在上海举办大型个展，就40年丝路艺术创作专访了杨晓阳。

1985年，20多岁的杨晓阳在丝路

上海海派艺术馆一楼展厅内，一幅30米巨作《丝绸之路·苦水社火》前人头攒动。作品以奔放的写意笔法凝练甘肃苦水镇“二月二龙抬头”盛景，高高跷、舞大龙等非遗元素在墨色交融间焕发新生。这幅气势恢宏的作品，正是 “丝绸之路——杨晓阳丝路四十年美术创作暨文献展” 的巨作，记录着杨晓阳用画笔丈量丝路的壮阔征程。

而在展厅尾声，1985年的新疆速写静静陈列在展墙上，稚拙而充满生命力的线条，记录着艺术家初遇丝路的视觉感受。旁边悬挂的2014年作品《丝绸之路·陕北纪行》，则展现出从写实到写意的风格转变。

展出现场

杨晓阳早年速写作品

“40年前的7月，那时我20多岁，青春年少，一个偶然的动议，和六位同学一起骑自行车从西安出发，历时四个月，经过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每一天都在惊奇发现的兴奋中度过，不断看与画，直到疲劳得抬不起眼皮，手脚不听使唤。”杨晓阳对说，“从1985年到2025年，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来时不时回忆起当时的所见所闻，很多经过的事情沉淀了以后，不可磨灭的印象反而越来越清晰。当时只知表象的奇特炫目，现在对深层的精神才逐渐地领悟。”

40年前的相遇，黄土高原的沟壑、河西走廊的风沙、西域古道的驼铃，从此深深烙印在杨晓阳的内心深处。

艺术家杨晓阳在丝路

杨晓阳，1958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79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曾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2009年至2018年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现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 从最初背着速写本记录丝路风情的青年学子，四十年来，杨晓阳踏遍传统丝路三十余国，亲历 “一带一路”六十多国的文化现场，丝路始终是他创作的不竭源泉。

此次展览采用 “创作+文献”的双线叙事，呈现了四大板块：生活写生、主题探索、丹青意蕴、水墨精神，系统呈现杨晓阳四十载艺术探索的完整轨迹。他的作品既精准捕捉丝路沿线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与历史印记，又融入对文明交融的深刻思考，形成了“重精神、重气质、重整体”的艺术风格。

现场呈现了多件巨幅作品，既有青绿山水的《阿房宫赋》，工笔重彩的《丝路长安》，以及水墨呈现的《苦水社火》，均表露出其扎根文化而诉诸新语的艺术探索。

《丝路长安》局部

1990年代，波斯系列画作局部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曾成钢说：“杨晓阳始终保持着‘黄土画派’的质朴粗粝本色，其画面追求一种苍劲老辣的高古气象。他用线描表现虚实、阴阳的相生相克与对立统一。”

展览的“主题探索”部分，2025年的新作《人来人往》系列成为全场焦点。十二幅200×240厘米的巨幅组画环绕展厅，驼队商旅幻化成流动的墨韵，具象的丝路风情与抽象的生命律动在此交融。杨晓阳以 “题材模糊化、主题多义化” 的艺术手法，打破时间、空间和地域的局限，重构了丝路人文图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许江评价：“《人来人往》系列，其创作之心路与笔墨之新语，挟以磅礴气象直白地感受到了创作者似‘土’年华——泥一般的朴拙人物，土一般的浑茫天地。”

展出现场的巨幅《丝绸之路》

上海海派艺术馆执行馆长张建华代表艺术馆接收杨晓阳（中）捐赠作品

展览开幕式上，杨晓阳将作品《松风图》《母子情深》捐赠给上海海派艺术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说：“‘丝绸之路’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象征。此次展览的主题正是对这一伟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与精神的生动诠释，同时也是新时代下海派文化内涵的一次丰富与拓展。”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磊认为，杨晓阳是“黄土画派”的继承者与开拓者。他不仅继承了“黄土画派”的醇厚笔墨，更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图像视觉及西方当代的多元构成相融合，形成独特的视觉样式。

对话｜杨晓阳：我的创作没有离开过“丝绸之路”

：这次展览副标题是《丝路四十年美术创作暨文献展》，您对丝路怎么理解，初遇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杨晓阳：丝绸之路从有记载的来看，有两千多年，40年来我的创作没有离开过“丝绸之路”这个主题。偶然也有对其他题材的一些涉及，如长城、黄河、长江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涉及，但最后我还是聚焦到“丝绸之路”。第一次行走丝路是骑自行车，那是我20多岁时，从1985年7月10日出发，11月10日从乌鲁木齐返回，回来没有骑车，车子都摔坏了。最后剩我一个人，最后一个月在新疆就是我一个人，在库车、哈密、鄯善、拜城，住在部队，一是安全，一是免费，给部队也上点课，跟部队的官兵们交流交流。

：那也是你第一次到新疆，给你的文化冲击和艺术的感染力怎么样？

杨晓阳：对，第一次去，影响是终身的。我以前连兰州都没去过。

由于有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考古、传说等长达四十年的关注研究，从实践过程到创作成果，再到理论，再到下一步设想，我想应该有40年的回顾这样的一个节点。

从学术上来讲，对于丝绸之路，我读历史，沿途考证文物，体验人和事，对文物遗存进行研究。在体验过程中把历史、哲学与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体验就较深入，更丰富，收获也更大。40年写生，早年多是基本训练式，搜集体验素材、记录所经历的生活。随着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了解，透过现实追溯其背后的渊源，探究美学哲学深层，逐渐地画风就由写生慢慢地走向写意。

1985年丝路速写作品

：在展厅里看你1985年的速写，虽然是20多岁时的作品，但线条轻松，留白也好。

杨晓阳：其实之前已经打过扎实的美术功底训练。我现在回忆，1985年上本科之前，对身体结构、透视、解剖、构图，包括色彩，已经掌握很多了。我后来对于纯粹的那种固定课堂写生就比较回避，尽可能画鲜活生活。从西安出发，“丝绸之路”沿途画了大量的速写，有一些是三笔两笔，有一些也有很多个小时的描绘。后来随着眼界开阔、手段熟练，逐渐从眼目所及，画到心中所想，从眼中之象、心中之象、画中之象，到画外之象四步。

：说说您从小求艺的经历？

杨晓阳：我父亲是学油画的，当时我最早是和谌北新老师学习油画，后来又向杨健健、武德祖、张雪茵等老师学习，后正式学习中国画，拜陈光健、刘文西为老师。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后，暑假期间跟随刘文西老师去陕北写生，在延安冯庄画速写300余幅，得到刘文西老师很多鼓励。刘老师有一个习惯，所有的行囊，所有的画具都自己背着，不让别人动，为啥？他的橡皮在哪里，刀子在哪里，他连看都不看，伸手就能找到，如果别人背着，他都嫌浪费时间（担心找不到），我后来也有这个体会，但我跟着刘老师，他想要做什么，我都知道。我本科毕业创作是在他亲自指导下，《黄河稍公》那两张画就是刘老师亲自带我们下乡，最后的完成是他看着，说哪个地方再重一点，哪个地方再轻一点，哪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一切都是在刘老师指导下完成。

1980年代的《黄河稍公》

：你曾与刘文西先生一起访问过很多名家，与上海的朱屺瞻先生、唐云先生都有交往，谈谈你那时与上海的渊源。

杨晓阳：刘文西老师亲自带着我到上海中国画院、浙江美院，还有广东，见一些名家，包括朱屺瞻、方增先、黄胄等先生，这些我都有幸接触过。记得那时我们去朱屺瞻先生家的时候，敲门、按门铃，没有反应，突然一抬头楼上有人出现了，是朱先生的夫人，她一看说：“刘文西啊，等着！”就把钥匙扔下来，我捡起钥匙打开门，他们在二楼。我才发现朱先生的国画和油画是不分的，他的案头上画着中国画，画架上画着油彩，他的油画也像国画，国画也像油画，而且他的笔都是混着用的。有一种笔，就像刷马桶的刷子，是竹子做的，他用这笔画的花篮、藤，毛笔能比吗，那种苍厚的笔法跟工具有关。在画彩色的时候，当然也要跟这个框架相协调，笔头就很粗很老辣，而且他调颜色不调匀，基本上调到三成，就直接在画面上画，画的过程中再融合，就像李可染先生说，“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他画的时间长，而且耐看，就像黄宾虹先生说的“墨团团、黑团团”。

1985年，杨晓阳（左一）在丝路

：其实你受到浙派、海派以及长安画派都有影响，与很多写意大家的交往，对您后来提出写意的理论架构，有没有关系？

杨晓阳：客观来讲，从刘文西老师学习后，让我对浙江美院的传统，从海派到广东，实际上还有长安画派，还有京津画派，都熟悉了，后来我做了西安美院院长以后，也把全国各家各派的名家都请到西安美院做客座教授，而且当时西安在中国做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内陆，对外交流还是封闭一些，于是我有意与世界各地交流。这样在我的画法里，中西不分，古今不分，南北不分，这三个不分使我在画的时候不考虑哪一个正宗，不考虑我的风格到底怎么样，这个画应该怎样画。

2004年刘文西（左）与杨晓阳

：这次展览采用“创作+文献”的双线叙事方式，围绕生活写生、主题探索、丹青意蕴、水墨精神四大版块展开，你是如何规划的？

杨晓阳：我还是得说明一下，可能有人认为这个展览是比较有规划的，其实全部是即兴的，这四个部分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有意的——并没有说我要集中画水墨，也并没有说哪个时期要专门画一些重彩，都是偶然的。展览跨度有40年，每一个阶段都力图有展示，但都只是我整体创作的冰山一角。在画展背后，每个时期，每个类型可能都有很多失败，呈现在这儿的也不代表成功，就是探索过程而已。

第一部分是我从学校毕业后早年的作品。第二部分的“主题创作”。在我的主题性创作中间，就是由写实、写意到抽象、象征，到综合材料的使用，到莫名其妙偶然效果的捕捉。这五个部分我都是独立进行，不是一个部分进行完了，永远不再去了。

《丝绸之路》局部  1990年代

像这次在上海首展的12幅的系列作品《人来人往》，开始的稿子里人物眉眼都有的，我后来用了三天的时间盖掉，有一些全部盖掉，有一些打破成残缺。《人来人往》是临运到上海的前一天才完成，最后都在破坏，我想这就跟巴尔扎克的《罗丹》的手一样，局部有了自己的生命就影响整体，所以局部尽量要舍掉。

《人来人往》展出现场

第三部分是叫“丹青意韵”，实际上就是重彩画。重彩画在我主题性绘画部分已有所涉及，有些作品就是用重彩画。但是有一个阶段，或者在每一个阶段的某一部分，纯粹做色彩的练习，就用重彩来表现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第四部分的水墨更是丰富多彩了。我们的水墨就是从小写小楷字、画白描开始的，从楷书到行草。从工笔到小写意到大写意。从勾勒法到勾皴法、泼墨法、积墨法，到综合材料的反复的叠加和替换使用，还有各种材料颜料和笔法互相的破坏，使得它产生偶然效果。

杨晓阳新疆题材作品局部

：刚才您谈到水墨写意与变形，您对民间艺术，包括丝路文物的一些影响，包括拴马桩、汉俑、唐俑，您是如何借鉴的？

杨晓阳：以形写神，中西是没有区别的，形聚而神生嘛，只要画得准确，实际上理解不理解是靠感觉，认真客观表现了对象，即使初学者，也能传达对方的一种精神。古人“存形莫善于画”与以形写神是一个意思，就用图画的方式留存了我们的记忆。前苏联素描体系就说素描的初步就是尽量接近照片，但后面有一句话，“适当的时候停下来”——说明并不是无休止地追求真实对象的光影。

在中国来说，齐白石就说“不见笔法，不若画品”，白石先生早年是个画像高手。“以形写神”可以调过来，“以神写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这个人最有特点的加以强化，其他的放松、减弱、忽视、省略掉，取舍之间嘛，有舍才能显得取非常珍贵，“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现在看，西方的现代主义与它有共通的地方，还有民间艺术，最神的，最有感染力的，最强化的，最突出的，最先进入你印象的那个东西，总是某一个特点，而不是面面俱到。

：民间艺术这一块对您的影响大吗？

杨晓阳：美术史是不分古今中外的，实际能观察到体验到接触到的民间艺术也遍地都是，之前中国的美院都照前苏联的办法，学生对民间艺术不了解，但我们学美术史，那就全面了，美术史也有民间艺术，也有工艺美术，有历朝历代的经典。

我们在深入生活过程中看到的东西，就绝对不是课堂作业能限制的，因此我深入到生活中时，这个感受就特别深，加上1985年那趟西域之行，见什么都有兴趣，艺术在历史里不是一个概念，在生活中间它就是一个具体的感受。所以这个民间艺术，我照着写实，把民间艺术品一画，我就知道了，这个比例、色彩是这样的。

：水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杨晓阳：在水墨技法上，我是不分东西的。对我们来说，我们面对未来，不能守着老师，守着这个地域，既然已经国际化了，我们是中西不分的，古今不分的，南北也不分，在用线用点和用水方面也要结合，专门有几年就专门实验水墨，我也支持实验水墨，当代水墨。

：看你画作的题跋，书法风格也有一个变化，谈谈您这方面的体会？

杨晓阳：我是根据画面来选择字体，但我们在学书法的过程中，也是包括书法、碑学、帖学、美术字，我们都会学习。像早期的《黄河之歌》，用的是魏碑，也是那时我在写魏碑。《愚公移山》就彻底是魏碑体，入笔的时候不回峰。这次二楼展厅全部是水墨作品，我昨天自己看，写的时候不没感觉，写得最工整的小楷书，是“陇南旧忆”系列的作品，一半黑，一半灰，那组画里没有亮，但那个字是作为里面一个点和线的构成，可以说是画面需要。

“陇南旧忆”系列的作品

：你曾经担任国家画院院长，但对一些边缘的艺术名家也特别关注，为什么？

杨晓阳：像李世南、石虎，还有河北的韩羽，我2009年到国家画院后，就把这些有特色的老先生聘请过来，坚持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展览，我就希望多样化，不要最后主流千篇一律，好不容易有几个有特色的画家，千万不能被遗忘了。

：这个展览您希望对上海观众说些什么？包括你自己有什么期望？

杨晓阳：上海到底是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因为我是没有离开古都的，在西安生长生活工作，在北京工作，虽然比欧美国家要离得近，但对上海、广东，到底文化的基因不一样，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倾听海派，倾听上海各界的声音，这样的反应也可能有一些是一种对立，有一些是我的欠缺，我希望在上海多吸收营养，做到海纳百川，接受各种批评建议、疑问、挑战，希望继续丰富自己。

《吴哥》系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