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第二届“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特设奖金池33万元，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学术、创作、出版、影视界的多方代表共同参与评审，从选题、信息和文本等多维度考量，最终评选出12篇极具潜力的非虚构作品，并将继续推动出版和影视改编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开发。

《加油站纪事》（作者：柯瑞）获此次大赛三等奖，以下内容为《加油站纪事》节选，“镜相”栏目独家首发，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我的爸爸死了，那天是2012年4月29日，离我参加中考还有一个月。在那之前我爸爸病了，被送到福州住院，我妈妈去陪护。而我哥哥在莆田市区念书，准备高考。家里没有其他人，那阵子我一直借住在初中班主任家。那天下午放学后，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为解一道数学题而苦恼。班主任敲开门，面色凝重，她让我快点收拾下东西，等会有人会来接我。临出门前，她罕见地拥抱了我，在我耳边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我心里有了些预感。

家里的亲戚分成两拨，一拨人开车去莆田接我哥哥，另一波则把我带上，然后两辆车直奔福州的医院。在路上我想起我爸爸的样子，突然就不由分说地大哭起来。坐在旁边的婶婶紧紧搂住我。车内很安静，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哭声。

我被带到一间手术室。白色大灯很刺眼，我看到我爸爸躺在正中间的手术台，身上穿着条纹色病号服，胸部往下盖了一块白布。我妈妈跪倒在旁边，她抬头发现了我，哭着说出了我最不想知道的事情：你爸没了。那一刻我感觉浑身僵硬，近乎是掰着腿挪到我爸爸身边。他睁着双眼，嘴巴张得很大，像是受了惊吓。眼前的他瘦了一大圈，颧骨更凸出了，脸色惨白，他的胡子有日子没有修理，又黑又粗。在他活着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刮胡子。有次我去病房看望他，他脸上的胡子很密，半开玩笑地说，剃须刀落在家里，这让他很难受。现在我真想帮他刮掉这些碍眼的胡子。

我妈妈还在跟护士争吵。她大吼，坚信是医疗事故害死了人。我爸爸身体虚弱不假，但那天进去做胃镜前还一切正常。她在走廊里等着，不料护士跑出来说，刚把胃镜从我爸爸的口腔插入，抵达胃部，突然就大出血。他们紧急把人拉进手术室抢救。医生摇着头说，我们尽力了。要判定是否为医疗事故，就得验尸，我妈妈拒绝了，“人都没了，还有什么用？”她绝望地守在我爸爸身边，一定要等到两个孩子赶来看最后一眼。后来，医院催我们把人拉走。凌晨时分，我爸爸最后一次回到了老家。

我爸爸出生于1975年，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可能只念到四年级。告别学校令小小年纪的他感到尤其兴奋，他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在学校每一秒都是折磨。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与此同时也结束了人生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吃苦，打拼，受挫，又从头再来。我爸爸是老幺，有五个哥哥姐姐，等到他11岁时，他们都在外头打工，补贴家用，也就是说，他家不养闲人。不上学以后，我爸爸就在盘算着怎么赚钱。

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孩想找到稳定的活并不容易。有段时间他做了各种各样的零工。他去镇上的戏班子当学徒，也去不远的县城做漆工，借住在爷爷的朋友家，但那个朋友都舍不得给他吃一块肉。奶奶心疼他，直接把他喊回家。回来后他答应帮别人照看龙眼树，一天的工资是一块钱。龙眼树长在山上，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床，摆在树荫下，每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那儿。有时奶奶不放心，半夜举着手电筒，爬到山上看看他。“他浑身都是胆。”奶奶说。龙眼的季节过去以后，有几年他就在村口租了个地方开小吃店，卖海蛎饼和一些油炸物。为了省钱，他既当老板，也做厨师，还是店里唯一的服务员。

偶尔我爸爸会去外面当街溜子，过一把小混混的瘾。据奶奶回忆，开小吃店肯定赚到了一些钱，然而很多食客开始赊账，或者给我爸爸塞一根烟，就当是付了钱。时间久了，他也记不清谁欠他钱，欠了多少，索性就把店关了。到了九十年代，小镇上开始大兴土木。我爸爸有个干工程的姐夫，那时承包了本地一家公司的项目，要盖一座巨大的厂房，于是他被邀请去工地当保安。就在那段时间，他遇到了我妈妈，她在那家公司当流水线上的厂妹。

我妈妈是初中文凭，她本可以继续念高中，为了给家里省钱供弟弟上学，才被迫选择进厂打工。在刚开始，我爸爸身上那种坏坏的痞气就很好地掩藏了他贫瘠的文化水平，深深吸引了我妈妈。他们的进展迅速，超出了其他人的想象，至少当爷爷奶奶知道的时候，我妈的肚子里已经怀上了。外公是个爱热闹的人，他希望把我妈留在家里，因此找了许多人去我爸爸家里做说客，试图说服爷爷奶奶，让我爸当上门女婿。“我当时死都不肯的，”奶奶说，“但是他们死都要在一块，还有了小孩，我还能怎么反对？”她最终收下了两千块聘礼，成全了这对新人。

我爸爸的自尊心很强，有个人用上门女婿这件事去笑话他没本事，他气得大发雷霆，不仅跟人吵架，还握紧了拳头，一副要上去揍几拳的模样，把对方吓得愣在原地。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他都跟自己较劲，一定要赚大钱，一定要争一口气。他18岁结婚，19岁为人父，22岁有了第二个小孩，也就是我。他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然而我们家还是一贫如洗，最窘迫的时候，我妈妈不顾他的反对，将结婚的金戒指拿去卖了。

1997年，我爸爸第一次去外地打工。在云南，一个亲戚跟人合资租了一座加油站，喊我爸爸去加油站上班，一个月工资五百块。他坐了几天几夜的长途大巴，山路弯弯绕绕，他下车后缓了好一阵子，在一个犄角旮旯找到了那座加油站。那段时间一有空他就打电话给外公家的座机，然后外公喊我妈妈去接电话。加油站包吃包住，每个月领到工资，他就往家里寄钱，有时是三百块，有时是四百块。

但是，在半年之后，他回来过春节的时候，我妈妈就坚决反对他再去加油站。“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不喜欢他去那个加油站。”我妈妈说。她了解自己丈夫的身体，去加油站前他在家里修理拖拉机——那显然不是一种轻松的工作——我妈妈为此带他去了好几次医院。由于她的阻挠，我爸爸没再出去，留在老家，重新过上了打零工的日子。他主要是做电焊工，给村里的新房做铁门，几乎有半个村的大门，都是他的作品。这真是辛苦钱，我记得他被晒黑就是从干电焊开始，随着时间流逝，他愈发对电焊工日薪只有几十块钱这件事感到不满。

我不清楚他如何说服我妈妈，总之，没过两年他又跟亲戚去了加油站。起初是在河北秦皇岛，然后换到江苏宜兴。除了上班领工资，亲戚还给他许诺了加油站的股份。一万块钱。只要拿得出现金，他就可以入股，每年领分红。他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找到村里一个有钱的老头，按“三分利”的利息借到了一万块钱。有几年我妈妈没有工作，待在家里带两个小孩。等我差不多能走路了，她突然决定要跟我爸爸一块去加油站打工，“赚一份工资”。亲戚安排她在加油站的厨房做饭，全站十几个人，她后来告诉我，每天光是做三顿饭就耗光了她的全部精力。

我哥哥那会已经在老家念小学，他成了留守儿童。而我还太小，被他们带在身边，辗转去了好几个加油站。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很容易晕车，一旦在车里超过十分钟，我就开始头晕，继而反胃，然后吐出胃里的所有东西。我找不到一辆长途大巴，车内是没有味道的，脚臭混杂着各种食物的味道，紧紧包裹着我的鼻子，因此我经常要吐好几次。我妈妈后来有了经验，在带我上车前都会提前准备好一些塑料袋，每当我露出痛苦的神色，她赶紧从包里翻出一只塑料袋，打开它，贴近我的下巴。我吐完以后，她就推开车窗，将那一袋污秽物直接丢出去。我爸爸一路都在我们旁边睡觉，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们去了三个加油站，没有一个赚到钱，最后把借来的钱都亏了，”我妈妈回忆，他们心灰意冷，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2002年春节前夕，他们带着我离开湖南的加油站，当时湖南下大雪，“特别特别冷”，所幸老家很暖和，接纳了他们。也许是天气治愈了他们凉透了的心，等年过完，两人再次振作了起来。我妈妈接手了我姑姑在镇上开的一家服装店，第一年房租5500块钱，第一次去福州进货要2000块钱。当时他们俩的口袋连一分钱都没有，只能四处找人借钱。

我妈妈负责操持这家服装店，前几年赚来的钱都拿去还债。而我爸爸每个月会去一趟福州的服装批发市场。通常他清晨就去车站等候最早发车的大巴，傍晚拖着两个装满衣服的大麻袋回来。有次他像往常一样去进货，结果两手空空回来。我妈妈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边骂边说，早上坐车的时候，钱包被人偷走了。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裤兜，最底下被人用刀子划开了一道很长的缝。他太困了，在车上睡着了。我妈妈安慰他，人没事就好。

为了一家人，我爸爸努力养家糊口。他又找了一份电焊工的活，攒了些钱，他去摩托车店买了一辆豪爵铃木，黑色，跑起来会发出狮子怒吼般的响声。没有活的时候，他喜欢骑摩托车四处转悠，要么去朋友家喝茶，要么回爷爷家坐一会。

2008年时，他有个好友要去外地做加油站，给他打了电话，他想也没想，重新回到了这个行业。在此之前，他的状态已经不太对劲。因为没赚到钱，他的酒瘾和脾气越来越大，跟我妈妈爆发过几次剧烈的争吵，甚至动了手。有次深夜，他喝得醉醺醺回家，一看到我，就把我拽过去，用他的胡渣不停地蹭我的脸颊。我感到一丝不适，本能地把他推开。这时他突然哭了起来，然后看着我，或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眼球的血丝清晰可见，把我吓了一跳。“你是不是嫌弃你爸没有钱，混得很失败？”他呜咽着说，“等我老了，你会不要我吗？”

我花了很多年去反复回忆我爸爸的这次失态。也许是常年累月的焦虑击碎了他的自尊心，他在我面前暴露出脆弱的一面，然而我只是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丝毫没意识到应该给他一个拥抱。

那一年冬天特别寒冷，南方在闹雪灾，大家都在抢着买过冬的棉服，因此服装店的生意前所未有的好，一屋子的货最后卖得一件不剩。过完年，我妈妈送我爸爸去车站。此后四年我们一家都是聚少离多。我爸爸每年回来一次，有几个春节他在加油站留守值班，等到夏天才会抽时间回来一趟。

我能想起来有一次是早晨七点钟，阳光很耀眼，服装店还没开门，我听到楼下响起一阵敲门声。我爸爸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袖和一条米白色的工装裤，手里拎着一个旅行包，满脸微笑地出现在我面前。连那时的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精气神好多了，对未来有了更多信心。

他坚信这个加油站是发财的机会，四处借钱，往加油站投资了三万块钱。尽管他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股东，但他倾注了许多心血，一直守在现场督工，看着加油站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临近开业，他给自己放了假，回家休息。

我爸爸就是在这次回家之后生病了。起初他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就找村里的赤脚医生挂吊瓶，一周后他开始发烧，我妈妈带他去医院。病情越来越重，医生让他必须住院。他一直发烧，医院始终查不出真正的病因。一个亲戚带着病历飞去北京找医生问诊，也没有结果。有天深夜他又起了高烧，难受得睡不着，他就跟我妈妈交代身后事，只有两件：

两个小孩都是会读书的料，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供到大学毕业；他在外面投了哪些加油站，它们在哪个地方，分别投了多少钱，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妈妈。

后来他就去世了。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包括待在加油站的那些亲戚和朋友们。送他去殡仪馆火化之前，他一直躺在祖宅的大堂，大人们请来法师为他超度。许多人从外地加油站赶回来，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开始大哭。有人甚至出现幻觉，大喊，我看到他的手指动了一下。他在加油站的老板，因为站里事情太多，无法抽身，我爸爸离开后的第一个春节，老板只身一人去服装店找我妈妈，先表达了歉意，然后拿出一万块钱说，这笔钱你先用着。

葬礼结束后，按照习俗，我们要把我爸爸生前的全部东西都烧掉。他的衣服，背包统统被丢进火焰中。那部诺基亚手机烧了特别久。我想把他的一块手表留下来做纪念，但我妈妈说，还是烧了吧，万一他在下面需要用手表。于是我把手表交出去，就站在那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去年秋天，我意外收到了一张我爸爸生前的自拍照。从照片上看，他的短发粗硬，看起来懒得打理，脸庞瘦削，颧骨高高凸起，他的皮肤因为长期风吹日晒，呈现出一种粗糙的质感，透着古铜色。那件蓝色工作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有好几处洗得发白，红色的领子微微翘起，边缘有点磨损，隐约能看到一两个线头。他看着镜头，一脸平和的神情，身后是一排加油泵，金属外壳在日光下泛着冷光。我几乎没见过他在加油站上班的样子，因此仔细地盯了好一会儿照片。

在莆田，像我爸爸这样的人，有个代称叫“油K”（方言发音，意思是去外地做加油站的油商）。小时候，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很单一：无业游民，结婚成家之后，背井离乡，跟随宗族亲戚或同乡好友，去老乡的加油站打工谋生。这些油K们平时几乎不回老家，只有在过年时才会现身，元宵节之前又纷纷前往外地，就像候鸟一般。有一年我爸爸提前半个月回来过年，还待到了元宵之后，让我开心了好一阵子。

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妈妈有段时间坚持认为，他的短命要归咎到在加油站上班，摧残了他的健康，“那儿的宿舍条件很糟糕，几个男人挤在一间房，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脚气伴着各种异味，他睡眠很差，一旦上了夜班，白天怎么都睡不着。”我妈妈能说出加油站的一堆毛病。但同时她会感叹，幸亏有我爸爸生前投的加油站股份，才让她能依靠分红，勉强支撑起我们这个家。

就是在这段期间，差不多是我爸爸不在的十年间，我听到了无数个油K发财致富的传闻，当初跟我爸爸一块出去的油K们，摇身一变，成了事业有成的老板，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回到家乡盖大别墅。受到这些成功叙事的刺激，越来越多年轻人去做油K。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情。

后来谈论我爸爸的时候，不止一个人流露出惋惜的神色，他们说他命不好，“要是他还在，你们家现在的财富肯定少不了”。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爸爸并不长的生命中，有将近十年时间是在加油站度过的，如果他有未尽的事业的话，那必然是加油站。我决定去弄清楚莆田油K和民营加油站，出于一个很简单的心愿：我想看一看我爸爸曾经可能拥有的完整的人生。

（作者：柯瑞；编辑：吴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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