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今福建福州）人，素以“笃行直道”蜚声于世。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怿与抚州知州高商老二人联名奏辟黄榦为临川令，奏状称其“禀资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绰有余才”。时抚州（今江西抚州）下设临川、崇仁、金谿、乐安、宜黄五县，临川县因“盖南楚之俗纤僳巧，法吏舞文相侠为欺诋，以多所证，逮积岁不竟，困细弱”，而号江西剧邑，尤为难治。黄榦于嘉定元年（1208）正月正式到任临川县，就任期间曾着手处理一起地产纠纷案。因案件牵连甚广，涉及县、州、安抚使司三级官府，在当地影响颇大。由于形势之家危教授横加干涉阻扰，又使案情扑朔迷离。透过此案见微知著，我们对宋代地方守令周旋于政令推行、豪绅掣肘、民生诉求等诸多难题之间的艰难处境略知梗概，深切体会到他们“为政”之难。

黄榦断案：临川风云

嘉定年间，临安府学危教授报案称自己家被盗，丢失若干财物。宋代的教授总领一州学政，掌学生功课、考试等事宜，地位颇为重要。危教授当时回乡丁忧，寄居乡里。黄榦身为一县之长，不能坐视不管，当即派出尉司捉拿盗匪，但毫无所获。不久，临川县突遭蝗灾肆虐，黄榦趁灭蝗之际亲至危教授家拜访。交谈过程中，黄榦方知危教授家所丢失财物“不过米盐琐屑之物”，并非贵重之物。即便如此，考虑到危教授既已报案，自己又身为临川令，黄榦当即表态定当全力以赴查明案件。危教授声称自己知晓盗匪是谁，黄榦追问下得知危教授有邻人名为熊祥，为人豪横霸道，此前与他互争山地，两家结怨。危教授据此咬定盗窃一事的主谋必定是熊祥，而陈九、饶细乙、舒九三人则是帮凶。

黄榦知闻嫌疑人线索后，果断命令尉司将熊祥、陈九、饶细乙、舒九四人缉拿归案，以图快刀斩乱麻，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然而一番行动下来，仅陈九、饶细乙、舒九三人被捕，关键人物熊祥却好似人间蒸发，踪迹全无。无奈之下，尉司对陈九等人预先审讯，随后黄榦亲自审问三人，三人却“历历通吐，略无隐讳”，陈九对自己的盗窃行径供认不讳，一口咬定是熊祥唆使其盗窃。饶细乙、舒九二人虽未参与盗窃，但二人均指认熊祥窝藏盗匪并且经常教唆他人盗窃。此与尉司审讯结果惊人一致，案件真相似乎已经明了，真凶竟真如危教授所言。

案情如此顺利令黄榦心生疑窦，随即追问陈九三人是否被尉司刑讯逼供或者受到危教授施加的压力，三人均矢口否认。既然三人并未受到外力因素的干扰，为何会如此迅速地承认盗窃行径？黄榦深知继续审问也无济于事，因此命尉司将三人关押，待调查清楚后再行处置。

不久，熊祥被捕，黄榦命尉司将陈九三人带至堂前对质，但尉司此时却执意要继续羁押三人，并让黄榦将熊祥交给尉司审问。黄榦本就对之前案件查处太过顺利而心存疑虑，这下尉司的反常举动，让他再次警惕起来。宋代的尉司专门负责捕盗之事，而案件审讯分明是县令之职责，故黄榦暗自思忖：“岂有反押词人下尉司之理？”这其中定有猫腻。黄榦命专人绕过尉司将陈九三人带至堂前，大吃一惊，上次审讯时能“历历通吐”的陈九此刻却遍体鳞伤、羸弱不堪。黄榦令医人看验，发现陈九“拾指皆被夹损，脚踝亦被椎损”，显然是被严刑拷打过，黄榦厉声喝问是谁人所伤，陈九哆哆嗦嗦地称是受到弓手徐亮、黄友在龙舟院严刑拷打，还受到危四官人（危教授之子）的勘问，前次招供是在无法承受皮肉之苦情况下的诬陷，并非事实。

黄榦又命专人“追龙舟院僧行供对”，确保陈九所言属实。饶细乙与舒九见大势已去，当即承认二人“受危教授者赂之使言”，在公堂上诬陷熊祥。至此陈九三人全部翻供，熊祥盗窃罪名自然无从谈起，原本看似清晰的案情瞬间反转，一切线索此刻都指向了危教授和他的儿子。然而案情发展到这一步，又出现了新的疑问：危家不惜勾结尉司，动用私刑拷打陈九，还大费周章地让他们诬陷熊祥，这般行径背后的动机究竟何在？黄榦明白，真相或许就隐藏在熊祥接下来的供词之中，唯有顺藤摸瓜，才能彻底揭开这层层迷雾。

原来，危教授虽为临安府学教授，但却寄居在离临川县四五十里的乡间，所居之旁有山林陂塘，乃乡民熊祥的地产，该地由乡民陈如圭先卖与熊祥，后又卖与危教授，正是陈如圭的一田二卖引起这场纠纷。危教授并未采取合法手段获得该地的所有权，而是倚仗自己的势力多方胁迫熊祥就范，熊祥慑于其权势一再退让，不敢正面与之抗争。危教授则趁机蚕食，但其并不满意于这种现状。恰在此时，盗贼侯圈五、陈细乙等人盗窃危家财物，这本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危教授却从中嗅到了机会，动起了歪心思，妄图借此机会诬陷熊祥，以达到彻底霸占地产的目的。后续情况正如案件发展，危教授买通尉司，将陈九等人分别进行拷打和贿赂，使其在公堂之上诬告熊祥，坐实其盗窃行径，一旦熊祥入狱，危教授便可获得全部地产。

对于此案，黄榦感慨“夫无所争而论人以停盗犹可言也，有所争而以停盗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不能无疑者”，危教授诬陷熊祥，凭借的是陈九三人的伪证，而今三人皆已变其前说，熊祥莫须有之罪名自然无从谈起。细究之下，黄榦发现危教授这般行径并非个例，实则是抚州当地的一股歪风邪气。乡居士人平日里惯于“杂用霸道以陵驾乡闾”，他们凭借自身的权势、人脉，肆意欺压乡里，即便是那些饱读诗书、本应秉持公正的士大夫，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未能免俗。黄榦深知自己身为县令，乃朝廷命官，绝不能对这类败坏风气的行为听之任之、助长其焰。他暗自下定决心，定要以此次案件为契机，拨乱反正，还临川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黄榦详勘此案，裁断如下：熊祥窝藏盗匪之嫌，目下尚未查明，暂令其于居所禁足，交予都保严密看视，不得擅离。陈九因为遭受殴打身负重伤，“遂从而释之”。着尉司全力追缉侯圈五、陈细乙二盗，限期归案，不得延误。黄友、徐亮逞凶伤人，致陈九伤残，先各予杖责六十，以正律法威严。诸事毕，随将案件详情呈递抚州府衙，并呈送使司存档备案，以备详察。至此案件得到初步解决。

未几，此案陡生变故。陈九因为遭受殴打不治身亡。死者之子陈寿哩报官，状告其父之死乃为危教授之子所殴，乞求对案件重新勘察，但此时狱司却坚持是熊祥教唆陈九之子诬告。熊祥畏惧危教授之势，索性隐匿不出，使得寻找真相的道路愈发艰难。同时，熊祥弟侄熊谦、熊渐向黄榦状告危教授诬陷熊祥，又使案情陷入僵局，错综复杂的线索再次纠缠在一起，让黄榦倍感压力。

针对陈寿哩报官一事，黄榦认为熊祥是否教唆尚未可知，但陈九因危教授之子所殴而死是实情。熊祥即使教唆陈寿哩状告危四官人，追根溯源，也是因为危教授诬告熊祥窝藏盗匪而起，甚是可怜。但因此案处理涉及暂居乡里的士大夫危教授，黄榦处理起来未免捉襟见肘，加之案情随着熊祥的隐匿不出陷入僵局，只能将此事上报州府，并派人护送陈寿哩赴州供对。而对于熊谦、熊渐状告危教授一事，黄榦认为熊祥之事“三尺童子皆知其冤”，仅凭狱吏片面之词不能定罪，况熊谦、熊渐二人为熊祥弟侄，罪不相及，因此上报抚州，请求将二人释放。

抚州州府接到黄榦的报告和陈寿哩的供词后，委派专员验明陈九尸身，确实发现陈九身上存在殴打伤痕，但不是致命伤。与此同时，危教授也展开反制措施，气势汹汹的到州府状告熊祥暗中教唆陈寿哩妄诉，要求必须缉拿熊祥予以治罪。州郡官吏畏惧危教授权势，严命尉司捉拿熊祥，短短数日，熊祥“一族数家，尽室逃窜，室庐器用、鸡羊狗彘，百十年家业扫荡无余”，严刑拷打熊祥弟侄熊谦、熊渐二人，关押陈九之子陈寿哩，进行刑讯逼供，企图屈打成招，“欲以流罪加之熊祥”。

这段时间内，黄榦“适以职事趋大府禀议”，公务缠身不得不离开临川前往别处。就在他离开的间隙，局势急转直下，等他匆匆赶回临川之时，惨案已然酿成，黄榦深知案情存在不白之冤，立即向抚州递送札子，请求重新勘验案件。黄榦认为熊祥即使教唆他人诬告，也是因为危教授诬告熊祥窝藏盗匪在先，如今熊祥官司缠身，十分可怜。尉司又对熊祥一家痛加搔扰，使其不堪其苦、濒临破产。危教授身为士大夫，不顾官府公议，千方百计祸害乡民、鱼肉百姓，令熊祥遭受无妄之灾，自己身为一县之长，不能坐视不管。因此，黄榦请求州府赦免熊祥，收回追捕熊祥的成命，并追究州府恶吏私自下乡扰害的罪行。

州府在斟酌之后，一定程度上采纳了黄榦的意见，对熊祥的追捕态势稍有缓和。但熊祥弟侄仍然被羁押在巡检司。黄榦自知此案已由州府负责处理，自己身为县令参与此案已不合常理，“然守令之职均于字民，临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古代圣人为政亦会向乡野之人求教，自己身为抚州僚佐，更不能置身事外。因此黄榦再次向州府申辩，提出四点意见：

其一，危教授身为士大夫，强夺熊祥地产失败后，随即诬陷熊祥窝藏盗匪，令其深陷官司泥潭。陈九之死虽不是危四官人所杀，但也是被其殴打所致，“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气，而谕其子以兴讼”。归根结底，一切皆因危教授强夺地产而起。而今熊祥四处逃窜，家业破荡，其惨状怎不令人心生恻隐。危教授操纵尉司刑讯逼供无辜百姓并且随意罗织罪名，现在州府又命县尉司追捕熊祥，如果再不惩治危教授，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其二，危教授位处士大夫之列，熊祥则为一介平民，二者虽身份悬殊，然俱是我天朝子民。危教授悖逆天道恶意诬告、强夺地产，官府畏惧其势力对其罪行佯装不见。危教授诬告熊祥，官府不过虚应故事，敷衍了事；熊祥状告危教授，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长此以往，倘若再有类似案件发生，士大夫岂不占尽先机，而平民百姓则只能在不公不义中苦苦挣扎，求告无门？国家张官置吏，所为者何？难道仅仅是为维护士大夫之特权，而将黎民百姓之生死存亡弃若敝屣吗？倘若真如此，国将何以为国，民将何以为民！

其三，从律法视角审视，此案脉络明晰可辨。危四官人“以一衰老朝不谋夕之百姓，监系累月，复加箠楚之毒，十指两踝皆有痕损，夫安得不死”。本县经严谨勘查，已然查明陈九之死确系危四官人暴力殴打所致，铁证如山，据此如实申告官府，此乃维护公义之举，何来诬告一说？再者，陈九因父惨死毅然告状，熊祥则遭不白之冤，无奈之下指使陈寿哩助其维权，二人所为皆出于正当诉求，又怎可仅凭臆断便以诬告之罪论处？

其四，危教授以高科自负，以高材自居，临川县民畏之如虎，百姓苦不堪言。倘若任由这般恶徒继续逍遥法外，为所欲为，那临川之地恐将彻底沦为危教授的私人领地，成为其一手遮天之所。彼时百姓慑于其淫威，必将噤若寒蝉，不敢前往县官跟前申诉冤屈，寻求公道。危教授正是欲借熊祥一案杀鸡儆猴，进而达到控制临川的目的，其行径之恶劣，用心之狠毒，实在令人发指。

最后，黄榦深知自己作为临川县令，代表天子治理一方，不能以一己之利害而将百姓弃置度外。既然熊祥窝藏盗匪案件已经查明，其诬告之案纯属欲加之罪，故而恳请州府赦免熊祥之罪，力求嚣张跋扈者的阴谋无法得逞，蒙冤受屈之人终能得见天日。在黄榦的据理力争下，抚州州府赦免熊祥弟侄。又恰逢郊祀之赦，鉴于巡尉两司仍在追捕熊祥。熊祥之子又向州府陈词报告，这才停止追捕，但这一番折腾对熊祥一家带来的灾难不亚于寇盗劫掠。尽管这样，熊祥及其弟姪都被脱免，此案获得第二次解决。

然而，危教授对于抚州州府作出的相关判决拒不接受，竟妄图翻案，旋即向江南西路安抚使司提起上诉。企图“重困其家，使之流离转徙，尽据其产业而后已”，安抚使司遂介入此案，并派人取索本案相关文书判词，黄榦深知危教授一贯行径乖张，素日常与部分心怀不轨之士勾结，难保不会在文书上动手脚，暗中调换关键内容，迷惑使府。为防患于未然，黄榦随即将熊祥之子的陈词和本案文书具状亲自交付使司，并附带一道札子汇报案情经过，为熊祥申辩。

黄榦所呈札子除去对案件来龙去脉做基本梳理外，提出“为政之道，抑强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贫，要当两尽”。危教授身为教授学官，凭借其权势行诬陷勾当，“侵渔乡民，毒害很鸷，如虎狼蝮蝎，荡人家产，以霸乡闾”，自己身为临川县令不能坐视不管。故而请求使司选派干练官员查清此案，“使形势之家不得侵害闾里，远县乡民实荷生成之赐”。

上述内容来源于黄榦撰写的三道判词《危教授论熊祥停盗判一、二、三》，以及向抚州州府、江南西路安抚使司提交的《申抚州辨危教授诉熊祥札子》《申安抚司辨危教授诉熊祥事札子》和《申抚州辨危教授诉熊祥状》。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黄榦为追寻真相付出诸多努力，案件却并未真正落下帷幕。由于史料缺佚，安抚使司最终是否成功解决此案已经成为历史谜团。危教授及其儿子危四官人在这场风波中是否得到应有的惩罚，具体又实施了何种判罚，同样尘封在历史的迷雾深处。就连引发这场纠纷的核心——熊祥地产的最终归属权究竟花落谁家，也难以寻觅确切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案件中危教授与黄榦惊心动魄的三次博弈，揭示出南宋基层治理中的隐秘角落，表明县域治理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之事，地方官员除了要克服官吏自身可能存在的懒政怠政问题外，还不得不殚精竭虑地应对来自上下级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以及豪强世家凭借势力施加的重重压力。这些人事因素相互交织，如同重重枷锁，给宋代基层治理增添了无尽的艰难险阻。

案件真凶：骊塘先生

通览此案，危教授横加干涉是本案难以判决的首要原因。那么这位兴风作浪的危教授究竟是何方人物？有关本案文书判词均收录于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其最早刊本是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危教授之名被刻意涂抹，仅留存“窃见本县有教授危█者”字样（参见下图）。事实上，黄榦身为县令，在撰写申辩状时应当是保持公正态度直书危教授名讳的，只是后续版本刊刻之际，或出于为尊者讳的考量，才将危教授的名讳隐去。如此一来，危教授身份是否就无从得知了呢？

黄榦《申安抚司辨危教授诉熊祥事》部分原文

实际上，这起地产纠纷案中的危教授是世称骊塘或巽斋先生的危稹。

黄榦在札子中称危教授家为形势之家。危氏家族自唐末至南宋，世代居于临川，始祖为唐末抚州刺史危全讽。元人黄溍曾为危素之父危永吉作墓志铭，其中论及危氏一脉发展变迁：

按危氏出于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录事参军凝有子曰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洪州别驾。亘之子曰全讽、曰仔倡，居抚之南城，当江淮冦盗充斥之时，合乡人立壁垒以自卫，而大破贼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讽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守抚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钱唐县开国男，累加太傅，封南庭王。仔倡特进检校太傅、处州防御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开国侯。仔倡后归吴越，子孙皆仕于其国，赐姓元氏。宋之盛时，起进士至大官者，参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简公绛为最显，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讽。由南城徙金谿，则自全讽六世孙怦始。

黄溍将危氏一族始祖追溯至唐代泉州录事参军危凝。危凝有子危亘官至检校刑部尚书，洪州别驾。危亘生二子危全讽、危仔倡，居住于抚州南城。彼时江淮地区正值寇盗充斥、局势动荡之际，危亘二子挺身而出，联合乡人修筑堡垒自卫，大破贼兵，其英勇之举引得朝廷特加赏赐：危全讽守抚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危仔倡特进检校太傅、处州防御使，守信州刺史。危仔倡后代皆仕于吴越国，赐姓元氏。待北宋肇基，传至元绛一代，其家族臻于鼎盛之境。而全讽一脉世代扎根于抚州南城，至危怦一代迁徙至金谿县。危素在《临川家谱序》中记载：“居金谿县者，繇讳怦而下七世，列为支三。居临川县者，繇讳忱而下，列为支三十有六。”抚州危氏迁徙金谿后逐渐分化为金谿、临川两脉。危素隶属金谿一脉，其家族渊源清晰可考，“曾大父讳时发，宋赠承事郎。大父讳炎震，景定三年进士，调吉州司理参军，治狱明允，用举者改秩，以通直郎知临安府仁和县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权臣，乞休致而去。父讳龙友，入皇朝危潮州、小江等处监司提举。”可见金谿一脉依旧延续着官宦世家的风范。相比之下，临川一脉的发展因史料缺佚，诸多事迹已难详考，但其家族能分为三十六支，足见规模之庞大。又有元人虞集《道园遗稿》卷三《送道士危亦乐归临川》中提及：“骊塘危氏，临川之望族，文学雅正之士世世而有之，故予所谓不得尽交者也”，临川一脉亦属于衣冠世家，这恰好契合黄榦称危教授为 “形势之家” 的说法，印证了危教授背后家族势力的深厚底蕴。

危稹，字逢吉，抚州临川人。本名科，孝宗时更名为稹，淳熙十四年（1187）王容榜进士出身，擅长诗赋之学。其生平事迹在诸多典籍中均有记载，《宋史》卷四一五有传，《宋元学案》《两宋名贤小集》等文献中也能觅得其踪迹。文集早佚，留存于世的仅有《巽斋先生四六》，收入宋刻本《四家四六》之中。西山先生真德秀曾为其作墓志，只可惜这篇墓志未能流传下来。明代林弼《林登州集》卷二三有《书骊塘危先生墓铭后》一文，可知在明代这篇墓志铭尚且存世。弟危和，字应祥，号蟾斋先生，开禧元年进士，在嘉定年间出任上元县主簿一职。曾立祠以祀程颢，真德秀为此专门作记。任职德兴县（今江西上饶）期间，施行诸多惠政，深受百姓爱戴。直至绍定年间，调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时不幸去世，袁甫《蒙斋文集》卷一七收录有《危君墓志铭》，详细记录了他的一生。

元人袁桷曾受临川危氏族人委托为其族谱作序，云：“维漳州大夫（危稹，曾知漳州），于桷曾大父（袁韶）枢密越公，同淳熙进士，同乙科，同著作，同为番阳文敏公（洪迈，谥文敏）之门人。其弟南昌君（危和，赴任隆兴府时去世），族祖正肃公（袁甫，谥正肃）实铭其墓。”可知危稹、袁韶同为洪迈门人，《宋史・危稹传》记载洪迈得到危稹文章时的情景，“时洪迈得稹文，为之赏激”。危稹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南康军（今江西庐山）教授。《（嘉靖）东乡县志》记载：“登乙科，授南康教授，士经指教，文体丕变。”在此期间，危稹得到杨万里赏识，二人还一同游历庐山。杨万里《遍游庐山示万杉长老大琏》诗序中写道：“余夜宿栖贤，诘朝行散，同临川危科逢吉……遍观庐山，纪行示万杉。”

南康军任职期满后，危稹调任广东帐司，却因父丧未能赴任，服除后调任为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教授。梅亭先生李刘在《代回危教授谢列荐》中提及：“及第经年，未脱选调，入京注受几一年，而未得阙。”又云：“恭惟某官早收名第，独振妙声。坐广文之毡，似成一十四考。”据此可知，危稹进士及第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注授时间，南康军教授任期大致为十四年，为父守孝三年。如此推算，危稹就任临安府学教授时间最迟为开禧二年（1206）。

又危稹在《贺浙西漕啓》中自述：“方二十五而擢第春官，虽未愧退之之敏；今十九年而不离学校，亦仅同士丐之衰……犹幸冷官，得为下吏”，可知危稹在临安府学任期大致为一年，随后丁忧三年，守孝期满后迁任京西安抚司。故此启应是危稹 “得为下吏”，新任京西安抚司时所撰，时间应为嘉定三年（1210）。

宋人陈义和在《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中记载：“（开禧三年）十一月，江西提举常平赵公希怿、知抚州高公商老奏辟先生（黄榦）知临川县事……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到任。”并且提到“临川在任三考零二十四日，以是年（嘉定四年）二月日满”，通过这些信息能够明确，黄榦于嘉定元年正月正式到任临川县，直至嘉定四年（1211）二月任期结束。鉴于此，案发时间必然处于这一区间之内。无巧不成书，此时临安府学教授危稹恰好因丁母忧回到临川。结合前文所提及的案件细节，由此可以断定黄榦在各类札子中所提到的危教授，正是当时处于丁忧期间、曾任临安府学教授的危稹。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架构之下，知县、县令名义上作为一县最高行政长官，貌似掌控全县一切事务，手握至高权威，所颁政令理当一呼百应，全县官民皆须依从。实则不然，在实际为政过程中，他们常深陷困境，备受僚属、胥吏、寄居乡里的士大夫、普通士人和富室等多方势力的掣肘。这类群体长期扎根乡土，于一州一县乃至更广区域织就了一张绵密且稳固的社会关系网，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牵一发而动县域全局。县政本就繁杂琐碎，知县、县令若想在任期内政绩卓越、斩获优异考绩以图升迁，便不得不谋求这些势力的协作，一旦其与普通百姓滋生利益纠葛，知县、县令通常只能居中斡旋，以折中之策调处，多数情形下民众仅能得偿所愿之一隅，如黄榦般一心为民的知县实属罕见，更多的是为维护地方势力而损害百姓权益。

回溯宋代，在时人的观念里，知县、县令向来被尊为“亲民之官”或“民之父母”，其施政优劣与县内民众日常生活、社会稳定发展休戚相关。尽管皇帝与士大夫阶层深知其于地方治理的关键意义，然而制度设计却频设障碍，诸如回避本籍、三年一任的任期制，令知县、县令难以施展拳脚、有所作为。以危教授与熊祥地产纠纷案为镜鉴，可洞察中国传统社会那些所谓的亲民官、父母官——州县守令，实则有名无实，所谓的称号不过是统治阶层为愚弄、规训民众蓄意打造的堂皇话术。历史文献中关于州县守令兴学、免税、平狱、增户等政绩记载，其真实性存疑，即便属实，背后也隐匿着他们为政的诸多艰辛。地方上司、僚属、胥吏、士人、寄居乡里的士大夫和豪民富室肆意干涉地方政务，这是宋代地方治理的痼疾，也是贯穿中国帝制时代、阻碍地方实现大治的沉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