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59 年，大宋嘉祐四年，大辽清宁五年。

这一年，宋朝最大的政治问题，仍然是宋仁宗的接班人问题。皇帝50岁了，身体又明显不好，既没有个亲生儿子，也迟迟不愿过继个儿子。那你想：皇帝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的未来就会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皇权时代，这叫“国本不稳”，所以上上下下都很着急。

皇帝也不是不努力。这一年后宫里还真就有好几个妃子怀孕。等等呗？大家就都等着开盲盒。毕竟有一半机会是男孩啊，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结果，到了6月8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公主。没关系，还有一个妃子也怀孕了。大家继续等着开盲盒。7月7日，孩子又出生了，又是一个公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年宋仁宗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不断提起巨大的希望，又不断承受巨大的失落。

从这一年开始，到1061年结束，短短三年间，后宫一共诞生了五个孩子，全是公主，没有一个男孩。除了“造化弄人”这四个字，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词儿来形容宋仁宗的这个处境了。

现在这个阶段的年号叫“嘉祐”，一共是八年，这是宋仁宗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了。嘉祐年间用的宰相班子，都是像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庆历年间要搞新政的那批人，所谓“庆历士大夫”。但是，现在距离庆历新政已经15年了，这代人的年岁也大了，大展拳脚搞改革的闯劲儿是没了，不过，人品还是比较服众的。所以，嘉祐年间，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黄金时代，政治清明、政局平静还是能做到的。

这个阶段，下一代政治家也在为登上历史舞台做准备。

就拿这一年来说，王安石38岁，在京城开封担任财政方面的一个官员。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同部门的同事，年纪差不多，40岁，那就是司马光。这两个人，天天在一起诗酒唱和，关系好得不得了。再加上吕公著、韩维，被称之为“嘉祐四友”。谁能想到，再过十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拉开帷幕，王安石和司马光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政敌。

还有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前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两同时中了进士，但是紧接着他们就接到了母亲程夫人去世的噩耗，于是父子三人赶紧返回四川眉山老家奔丧。到了这一年，苏轼、苏辙给母亲守制期满，三个人再次走出四川回到开封。

上一次，三个人出川是去开封赶考，所以行程比较急，走的是陆路，从成都过剑门关，翻越秦岭到宝鸡，从长安去的开封，路上只走了两三个月。而这一次，两位嘎嘎新的、前途无量的新科进士，就没有那么着急赶路了，所以走了水路：乘船沿岷江入长江，经过乐山、泸州、重庆，出三峡到江陵，然后再转陆路北上到的开封。一路上探访名胜、吟诗作赋，走了五个多月。路上，苏轼写下了两句诗：“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故乡越来越远。未来的路啊，浩然无边。这位24岁的年轻人，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想象。浑然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好吧，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们去悠游岁月，等待他们各自的命运吧。那在这1059年，我们聊点什么呢？

我们要聊一件小事：就在这一年，一本叫《杜工部集》的书出版了。就是杜甫的诗文集。杜甫曾经任唐朝的工部员外郎，所以也叫“杜工部”。这部书搜集了杜甫的各类作品1400多首，后世所有杜甫诗集的注释版本，都是以这部《杜工部集》为底本的。不过，那一套书，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我手头这一套，是南宋时候的复刻本。原件现在藏在上海图书馆。你看看宋版书的字体、版面，多漂亮。

自从这本书出版之后，宋代出现了一个文化现象，叫“千家注杜”：成百上千的人突然蜂拥而来研究杜甫，注释杜诗的各种各样的版本喷涌而出。但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白的地位在宋朝却严重下滑。

奇怪，一个在活着的时候并不太出名的唐朝诗人杜甫，为什么会突然在宋代光芒万丈？李白和杜甫，这两个人的命运，在不同的时代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从中，我们又能看出中华文明的什么特性呢？

千家注杜

杜甫在活着的时候不太有名，死后才越来越光芒万丈。是的，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是一个最奇特的低开高走的逆袭案例。

低开，低到什么程度？他死的时候，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和杜甫同时代，有两本很流行的唐诗选集《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都没有选杜甫的诗。这代表了当时人对他的看法。

然后，就开始高走了。到了他的下一代人，韩愈，元稹就觉得杜甫好的不得了，这时候才喊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开始李白、杜甫并尊。

但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到了宋朝，李白地位继续往下出溜，杜甫继续直线上升。

举个例子，王安石就说了，李白的诗豪放飘逸，一般人写不出来。但是，他的格调也仅限于此了，看不到变化。对啊，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李白形象，都是端个酒杯，醉醺醺地在那儿边晃边写。好像李白所有的诗都是一个风格。

那杜甫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悲欢离合、贫贱富贵，都抑扬顿挫，变化无穷，没有他写不了的。所以杜甫才是那个超越前人，也无法被后人超越的人。

王安石甚至有一次吐槽李白说，李白的诗，这个见识真是不高啊，十句话里面有九句，不是说女人就是说酒。你看看，谁让他在宋朝呢？宋朝士大夫对人品道德的要求高。李白也是吃了生活在唐朝的亏。

这还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意见。这是整个宋朝文人的共识。就说一点：宋朝有一句话，叫“千家注杜，一家注李”，就是说，宋朝出现的李白诗集的注释版本只有一个，而杜甫呢？有上千家。你可能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夸张呢？有资料说，只有151家。确实，但那是南宋的黄希、黄鹤父子编的一套书里引用过的著作，有人点算过，只有151家。但是你想，在一本书里就引用了151家，整个宋朝肯定更多。如果把后来的元明清加上，各种注释杜诗的版本，妥妥地超过一千家。你看，虽说李杜并称，但是在文化市场上的热度一比，相差太悬殊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当然有偶然性的因素。比如，杜甫之所以低开，是因为吃了岁数的亏。在盛唐那一代诗人当中，杜甫的年纪最小。你算算看，高适比他大8岁，李白、王维比他大11岁，王昌龄比他大14岁，孟浩然、王之涣都要比他大20多岁。所以，在盛唐时代的诗人群体里，杜甫就是个小老弟。像李白、高适，都带他玩，也照顾他，但是从来没有夸他诗写得好。他最精彩的作品，像《秋兴八首》，还有“三吏三别”，也就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确实也都还没写出来呢。所以，他错过了盛唐诗人互相表扬的时代。

而他的下一代诗人呢？因为安史之乱，在盛唐和中唐诗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断裂带。你看，中唐诗人中比较有名的几个，几乎都是杜甫死后才出生的。杜甫死于公元770年，他死的时候，只有韩愈出生了，这时候才2岁。其他像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都要再等几年才出生。而孟郊、贾岛、李贺，就更晚了。

所以，杜甫在大唐诗坛上，只当过小弟，没当过大哥，缺乏一个关系网络对他的托举。这是他活着的时候名声不响的一个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文学风格。

文学风格这个事不太好聊。咱们今天不说那些形容词，什么“体状风雅”“理致清新”“沉郁顿挫”之类的。其实，杜甫和其他盛唐诗人的核心区别就在一点：他不仅是用生命在写诗，他还是用诗在写自己的生命。他是笔尖向内，把自己的生命、经历全部放进了诗里。

你想，在杜甫之前，人写诗，一笔落下，就不能只写眼前景、眼前事，文学表达总是要超越当下时空的。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是王维写春天山里面的静。但问题是，北方春天哪有桂花呢？桂花是秋天才有嘛。那你说王维写错了吗？不是。写诗嘛，写的不是具体哪个时空里的静，写的是一种抽象的静。因为桂花是所有花中花型比较小的，这么小的花落在地上都能听到声儿，你说有多静？所以借桂花一用而已。

同样道理，李白写《将近酒》，本来就是一个酒局嘛，写着写着就超越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就超越到人生观层面了。为什么给李白诗集搞注释的人少？这就是原因之一。因为读李白的诗，人家是诗仙，高来高走，搞不清楚他是在何时何地写的这首诗，也不影响对诗的理解。超越的诗，就像明月在天，谁都看得见看得懂，那还注什么注？

而杜甫的诗呢？他往往就写自己、写经历、写眼前事、心中想。他看见官军欺负老百姓，就写“三吏三别”；看见强行征发老百姓当兵，就写《兵车行》。结论也是就事论事，你们不该这样做，没有顺便拔高。他拔得比较高的，也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最后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大家都有好房子住多好啊！拔高也就拔到这儿了。要不怎么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呢？

再举个例子。比如李白写爱情，张嘴就是“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这是抽象的相思。而杜甫呢？他也有情诗，就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就是自己的夫人杨氏。

所以钱穆先生在讲怎么读诗的时候，是这么区分杜甫和其他诗人的：对于王维、李白，钱穆建议，直接读他的诗，不需要了解他们的生平，因为他们的诗是超脱这个世间的，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放进诗里去。

但是杜甫就不一样，杜甫是把自己全部的一生都放进诗里了。杜甫是盛唐诗人中死得最晚的一位，不仅赶上了安史之乱，而且活到了唐代宗的大历年间，安史之乱之后他还活了15年。这就亲眼见证了一个盛世崩塌的全过程，那真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那种家国兴亡的感慨太深了。

而且，杜甫自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在流离失所。你要是捋着时间线看他的诗，会发现，他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诗，显然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逃难的诗，又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显然有不同。而最后，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显然不同。是一个境界一个境界地往上翻。比如，号称“古今七律之首”的《登高》就是他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作品，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那首，境界之高、气象之大，格律之严，已经独步千古了。

所以，看杜甫的诗，你是能看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的。相反，看白居易的诗，如果按照编年的方式去看，哎呀，他最后那个阶段在洛阳的诗简直没法看。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一天到晚就是：“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你看，不是白居易写诗的本领退步了，而是他的生活不再变化了。

这种力量，在杜甫活着的时候其实还不太看得出来。但是，隔了几代人再看，第一个被杜甫折服的后人，是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

杜甫死了之后九年，元稹才出生，而元稹第一次看到杜甫的诗，则是在杜甫死后的43年了，当时就惊为天人。

盛唐什么样？安史之乱有多惨？对于元稹这一代人来说，就是个传说中的概念，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没有什么切身感受的。这回，突然看到杜甫的诗，一篇篇历历在目。当代作家六神磊磊有一篇文章，就写过元稹的这种惊讶，说这哪是诗呀，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伟大的纪录片啊。这里面有小民的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恐怖的战场：“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有胜利的喜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有麻木的叹息：“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有老友重逢的感动：“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有惊心的花，有欢喜的雨；有青春的泰山，有苍凉的洞庭。

你看看，把笔触指向自己，写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才显出了力量。

这就好比，抗日战争1945年结束了，隔了43年，就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突然发现了一套当年作家的日记遗稿，规模极其庞大，记载了那场战争的桩桩件件，文笔还非常优美，你就想这会在文坛上引起多大的轰动？

中晚唐的人，元稹、白居易、韩愈，这些人隔了几十年，突然看到了一种全新的诗的写法，立即拜服得一塌糊涂。原来，诗还可以这么写！诗人还可以这么当！诗歌不仅是想象和抒情，诗歌也可以是对现实的描摹。诗不仅是文学作品，诗还可以是圣贤人格。原来，这个创作路子一样有力量。

在杜甫的读者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年轻人很难喜欢杜甫，往往是岁数大了，阅历多了之后会爱上杜甫。这就像小孩子只喜欢甜的饮料，而年长之后，才会喜欢茶、红酒之类的复杂的味道。《杜甫传》的作者冯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济大学辗转内迁，从上海到浙江、从江西到昆明，途中经历颠沛流离。冯至就写了一首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我也是有了这样的流离失所，才能理解杜甫诗中的字字血泪啊。

台湾作家吴念真有一篇微型小说，名字叫《计程车》。

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事业失败后只好去开出租车谋生。结果在机场拉生意，偶遇了前妻。但是好在，前妻似乎没认出他来，只是一边坐车一边打电话。第一个电话，给外国的家里，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给澳大利亚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敲敲车窗，要他摇下来。她盯着男人说，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而你连 Hello 都不想跟我讲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我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被这种看似琐碎的人生经历的力量震撼得愣在当场，就像看见一口深不见底的命运的隧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刻，我想到了杜甫。

杜甫之用

我们继续来解释，为什么杜甫在宋代突然声名鹊起？刚才说了文风上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举。

从唐代开始，到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前，科举都是要考诗赋的。不是一般的诗，是那种格律谨严的律诗，就是平仄、押韵、对仗都有严格规范的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着中文系的老师还学过一段，那真是难到变态。

为啥要考这么难的东西？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如果是比谁的诗写得好，那标准就很难统一，考试结果也很难服众。但是如果比谁的错误出得少，那就好办了，你诗写得不错，但是这个地方的平仄，那个地方的用韵，有明显的失误，不好意思，下回再努力吧。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儿，谁也不能说考官不公平。所以，只要是看重公平的考试，考试形式就会不断地向客观题方向演化。律诗规矩多，所以就成了诗歌考试中的客观题。

那向谁学律诗呢？只能是杜甫。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全唐诗》里，从唐代建国到天宝末年，这一百多年，保存下来的七言律诗不足三百篇。而且，其中大量的都是应制诗，就是皇帝的命题作文。这些作品，如果用后来科举考试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都不合格，什么“平仄不协”“对仗不工”“用字重复”的问题，所在多有。

举个例子，崔颢的《黄鹤楼》号称是七律中的神品，但是也都有这些问题。比如，颔联那句著名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明显在对仗上出问题了。“不复返”怎么能对“空悠悠”呢？

这是杜甫之前的情况。等到杜甫出来之后，他简直就是为七言律诗这种考场难题而生的，随手一写就是格律谨严的七律，而且还写的多。比如《秋兴八首》，同一个主题，一写就是八首。还有什么《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等。杜甫一生写过一百五十多首七言律诗，完全不把这种地狱级别的难题当回事。所以有人说，写近体格律诗，别人有点像中彩票，杜甫是打开彩票公司保险柜，直接拿钱。就这么手到擒来，不费劲。

对于宋朝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来说，杜甫哪还是什么诗人？他是考神啊。这《杜工部集》哪还是什么文学作品？这是复习资料啊。

既然说到科举，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也在起作用，那就是宋朝发达的雕版印刷术。

所谓千家注杜，其中很多都是奔着出版市场来的。既然有考生要买复习资料，那就赶紧创新产品啊。

不过，这里面就有浑水摸鱼的做法了。比如，在“千家注杜”的浪潮中，就有一款产品，是苏东坡注杜诗。苏东坡还注解过杜甫啊？没有。这就是当时的出版商，找了一帮人攒出来的一本书。当时这么做的很多，假托一个名人，出一本书，赚点钱。但是，这个假托苏东坡注杜诗，有点儿太没底线了，它给杜诗写了3000多条注解，南京大学的莫砺锋专门点算过，这里面只有14条有点谱儿，苏东坡确实是这么说过，剩下的全部是胡编乱造。

当时不是有一个观念吗？说杜甫的诗，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典故。这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说法，但是书商一看，这不正好是卖点吗？杜诗中所有的典故，我们都列出来嘛；列不出来，就编出来嘛。

这个伪苏注杜诗，其中有的编造的说法，我们至今还在用。比如，有一个成语，叫“囊中羞涩”。这其实就是杜甫的一句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这就是杜甫式的幽默了：自嘲自己的口袋里空空的太羞人了，所以留了一文钱给人看。

但是伪苏注这本书的写手说，那哪儿行？这不能是杜甫的原创，必须得有个典故，于是大笔一挥，创造出了一个“阮囊羞涩”的故事，还写得有模有样的。说东晋有个叫阮孚的人，放浪形骸，隐逸在山野中，爱喝酒，每天都背着一个黑色的袋子，在街上中游荡。有人就问阮孚，你这袋子里装的是啥？阮孚说，啥也没有，就是怕空袋子难为情，所以象征性地放了一枚钱，看着它。你看，编得多好，严丝合缝。

历史上确实有阮孚这个人，晋代名人，竹林七贤阮籍的孙子，《晋书》中也有他的传记。但是这个阮孚和杜甫不一样，他太有钱了，不可能出现背着空袋子的情况。

但是，“阮囊羞涩”这个成语还是生生保留了下来了。就连今天的1990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和1980年出版的《杜甫诗选》，也还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假”典故，可能就这样永远流传下去了，你想把它从中华文化中抠出去，怕是很难。就像我们在《文明之旅》1018 年那一期讲过的《劝学诗》，那不是宋真宗写的；还有那篇《寒窑赋》，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篇，也肯定不是吕蒙正写的。但是没办法，这种假话，一旦流传开来，辟谣是没有用的。

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泄气：杜甫的历史地位问题，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话题啊，它应该是一个文明演化过程中的纯粹的精神现象。你现在这么一说，好像是科举考试制造了需求，出版业又利用了这个需求，才把杜甫的地位给抬高了。

其实，这是观察历史现象的一个视角：不仅要看它本身有多牛，更要看它对这个时代有什么用。你会发现，所有高大上的现象，哪怕是纯粹的精神现象，只要它流行，它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某个挑战的解决方案而已。

就拿这套《杜工部集》来说，它的编纂者叫王洙，北宋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他编成这本书是在1039年，宝元二年，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年，1059年嘉祐四年，这套书才刊刻出版，而王洙则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刊刻出版这套书的人叫王琪，是个苏州的地方官。他上任的时候，从国库里借了一大笔钱，来扩建苏州官衙的办公场所。办公大厅是修好了，但是这笔钱就成了亏空，王琪得自己补上。刚好这些年宋朝文人圈正流行杜甫热，但是市面上没有好的、完整的版本流传。王琪他们家有点家底，收藏了王洙编的这套杜甫诗集，这个版本校对得非常好，内容又完整，是当时编纂的杜甫诗集中最全的版本。于是王琪就把这套藏书拿出来，打算翻刻一下卖钱。首次刊印就印了一万本，每本售价一千钱。书一上市，就受到读书人疯抢，有钱的人甚至一次购买十几套。靠着这笔钱，不仅还上了国库的贷款，还有盈余留给地方公用。

这么重要的杜诗版本，号称天下杜诗之祖，竟然是这么来的，没想到吧？

是的，很多看起来高大上的文化现象，如果非要刨根问底，它也不过就是当时人的具体困境的一个解决方案。

未完成的人

今天我们是从杜甫的逆袭讲起。杜甫死于公元770年，他临死的时候，对自己是很失望的，“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这辈子写诗写得这么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价值。杜甫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他是万没想到，自己到了300年后的宋朝，在诗坛的声望居然超过了他一辈子佩服的大哥李白。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儒家士大夫在诗坛上需要一个圣贤人格的代表；科举考场需要趁手的写诗的复习资料；新兴的印刷业需要一个能畅销的产品，等等。

你会发现，任何文明成果，只要它还有活力，都不只是因为它自身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对这个时代的人有用。

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很多精神产品，经常会面对“有没有用”的质疑：读书有用吗？学历史有用吗？搞艺术有用吗？这种问题经常把行家也问得张口结舌，最后只好发明了一个“无用之用”的说法来搪塞，看起来没用，实质上有用；短期没用，长期有用，等等。

其实，这都是源于对人这个物种的误解。

我们往往觉得，人是自足的，我就是我，我要达成某个目的，比如要升官发财，我用这个目的来评估世上的万物有没有用。

其实，人从来不是自足的。自从人学会使用工具之后，人就和各种工具共生了。比如，我们因为可以使用石器切割食物，牙齿就开始退化，没有工具，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顺利吃到肉类的；再比如，我们因为可以制作衣服，所以就可以走出非洲，在寒冷的亚欧大陆北部生存，没有衣服，绝大多数人类都熬不过一个冬天。

人是和各种各样的工具共生的一个物种。这些工具，说白了，就是“人的延伸”。车轮是腿的延伸，弓箭是手臂的延伸，电视广播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等等。一个单摆浮搁的、赤条条的人，其实就还不是一个人。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 “我们都是未完成的人”。

不光是人的躯体，其实人的心智也一样。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有一个洞察，他说，艺术就是人的心智工具。你和心上人共度的一个午后，你看见天上飘过的一朵美好的白云，你当然就想保存下来，但是你的心智做不到，怎么办？画下来啊。这就是艺术的作用。再比如，人的思维经常失之琐碎，必须借助雄伟的建筑物让自己感受到庄严。所以，艺术和其他工具一样，都是用来弥补我们本身的不足的，好让我们成为更健全的人。

《读库》的出版人张立宪说过一段话，说我们为什么要看一部伟大的战争电影？我们这一代人在和平中长大，也没有机会进入战争。那除了爽，我们为什么还要看？原因就是，“它会告诉我们在生死之际，一个体面人会怎么做。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倾洒自己的笑与泪，就是要看看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体面人是是怎么做的，以及警醒自己不体面的行为是什么。当面临类似情况时，内心可以调用一种行为模式或情感反应，或者说，人格养成就在其中。”

我们的心智结构，内在地需要看到在各种极端情况下，怎么做一个体面人。这就是战争电影的作用。

所以你看，读书有没有用？艺术有没有用？讨论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得承认自己的心智是有缺憾的，是需要被补足的。

清代诗人龚自珍写过一首诗，叫《三别好诗》，就是三个他特别喜欢的诗人。这首诗前面有一段序言，龚自珍是这么说的：我喜欢三个人的诗，分别是吴梅村、方舟和宋大樽。我也知道这些诗未必有多好。但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在我的蚊帐外面，在油灯下，为我念这几个人的诗，所以，我后来长大了，每次一吟诵这些诗，就觉得自己还在母亲的膝下承欢。我的妈妈还在。龚自珍的母亲非同一般，她叫段驯，是当时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

下面我就为你读一遍这首《三别好诗》：

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你别问这些诗好不好，这是我母亲在灯前为她的儿子吟诵的诗。我这辈子啊，有一种声音是永远忘不掉喽，那就是放学回来，我妈妈迎接我的声音。

只要还渴望母爱，龚自珍这辈子也断不了对那三个诗人的喜爱。这就叫有用。

同样道理，只要中国人还需要在深沉的文字中获得度过劫难的力量，杜甫就会永生。

好，这就是《文明》节目在公元1059年为你讲述的故事。我们明年，公元1060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一个跟杜甫一样，用文学记录现实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呈现现实世界，能细致入微到什么程度，我给你念一段吧——

一个做酒桶板材生意的商人，不停地转动着大拇指，坐在门口与隔壁店主聊天。表面看去，他只有做酒瓶架的劣质木板，两三捆板条，但码头上他的木材场堆着满满的木料，足可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箍桶商。他知道，如果葡萄丰收，他能卖掉多少桶板，估计的误差不会超过两块。一天艳阳可叫他发财，一场苦雨可令他破产；板材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这一带像都兰地区一样，市面行情取决于天气的变化。葡萄园主、庄园主、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大家都眼巴巴盼望晴天，晚上睡觉，唯恐明早起来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怕雨，怕风，怕天旱，只盼天遂人愿，适时降雨、送晴暖、播云彩。

对，这一段，就出自著名的《欧也妮·葛朗台》，咱们中学就学过片段，但是摊开来看，他哪里只是塑造了那么一个老吝啬鬼的典型形象，他也是在用小说记录历史。巴尔扎克几乎是和十九世纪同时诞生，他一生的91部小说，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间喜剧》。

致敬杜甫，致敬巴尔扎克，致敬所有的让我们可以更深地沉浸于现实世界的文字作品。

参考文献

（唐）杜甫 《宋本杜工部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

（后唐）冯贽编，张力伟注解：《云仙散录》，中华书局，1998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宋）惠洪、费衮：《冷斋夜话·梁溪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范成大撰：《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钱穆：《谈诗》，见《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冯至：《杜甫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

叶渠梁：《杜甫诗集典故探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

莫砺峰：《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