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与厌女：源自中世纪的悖论》，[美]霍华德·布洛赫著，张鹏瀚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88页，78.00元

十二世纪法国南方宫廷，慵懒的午后，琴弦轻轻拨动，一首首赞美女性、表达恋慕的歌曲流淌而出，随后讲述骑士花招百出追求女主人的各种传奇故事流布盛行，到该世纪末，一位叫安德烈亚斯·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廷臣撰写了《论爱的艺术》，专门教导骑士们如何赢得女主人的芳心。从情歌、浪漫传奇到爱情技巧，这些文学作品似乎构成了某种体系，1883年法兰西学院研究古法语文学的加斯通·帕里斯（Gaston Paris）将十二世纪法国南方兴起的这种骑士之爱称为宫廷爱情（courtly love，或译典雅爱情），并予以概念化，从此成为现代学术体系里的一个颇具热度的话题。它仿佛一个神奇的多棱镜，以现代眼光投射，立即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光谱。

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现代爱情的渊薮，即西方浪漫之爱（the romantic love）的发源处，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只存在于文字当中，并非实际发生；有些学者认为它源自法国南部靠近地中海阿拉伯文明的特殊性，另有学者则认为原因在于法国内部封建制度的变化……但不论持有何种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对于香颂（即中古法语游吟诗人情歌）和浪漫传奇对女主人的追捧，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承认和肯定。“第一位游吟诗人”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曾经歌云：“一切财富都该恭顺，/那尊贵的女士，因她亲切的善意/也因她美丽而有令人愉快的面庞；/而他需要再守候一个百年/才能博取她的爱所带来的快乐。”又或：“她快乐时，患病的男人也会康复，/她生气时，健康的男人也会死去/智慧的男人也会变成傻瓜/英俊的男人也会顿失神采/最有教养的人也会变得粗鄙/最粗鄙的人也会变得有教养。”（278页）这些诗句将女人捧上神坛，表现出极度“恋女”现象，无怪乎夏尔·康普鲁（Charles Camproux，1908-1994）说宫廷爱情有一种“追求女性解放的意愿”，黛安·伯恩斯坦（Diane Bornste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1983）认为宫廷之爱“把女性颂扬为一股使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从而表达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与教会建制中的反女性主义以及教会所认可的性态度针锋相对”。宫廷之爱本就自带一层浪漫面纱，早前女性主义研究侧重挖掘历史上的女性力量，把宫廷爱情树立成与教会厌女相对的一种进步力量，为这本为通奸的爱情又镶上了“进步”的金边。

不是没有人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但这些研究均属小范围质疑。1991年耶鲁大学霍华德·布洛赫（R. Howard Bloch）出版《中世纪厌女症与西方浪漫爱情的发明》（中文译名《浪漫爱情与厌女：源自中世纪的悖论》）一书，锐意迸发，连施三招，彻底撕破宫廷爱情的面纱，将其真实面貌揭露于人前。

第一招：“女性”是一个“思维工具”（149-150页）。我们熟知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西蒙娜·德·波伏娃，她提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即女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布洛赫则进一步指出基督教文化把“女性”看作一种思维工具，用作思想领域的推论活动。他花费整整三到四章的篇幅梳理了从耶典版圣经（即以耶和华称呼神名的旧约版本）到早期教父作品，分析认为：基督教这套话语体系建立起了女性与身体的关联、女性与装扮的关联，而又将审美导向神学。前两者成为我们常常听到的“女人不理性”“女人多嘴多舌、歇斯底里”“女人好打扮、贪图享受”等厌女的陈词滥调；后者与禁欲主义相结合共生出“贞洁”观念，以此鼓励女性摆脱婚姻，成为区别于罗马传统的基督徒的社会标记。因此布洛赫认为，基督教的独创性恰恰在于综合了其诞生时期地中海厌女和崇女的各色论调，重新定位女性特质，把女人交替贬抑为“魔鬼的门径”和理想化成“基督的新娘”，而且把彼此冲突的性态度同时放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正是这种双重态度将女人抽象成一个观念，把“她”变成一个成分复杂的、根本性的“思维工具”，而不再是一个个的女性个体。

第二招：指出“厌女”与“恋女”互为镜像。宫廷爱情的载体是骑士文学，而骑士文学歌颂骑士对女主人（domna），通常是一位地位较高的有夫之妇的爱慕和追求，即婚外情。这导致主角总是陷于两难困境，一开始情人互誓守护秘密，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由于各种原因，一方被逼打破沉默，通奸的秘密暴露，结局往往是惨烈的，爱情自然灰飞烟灭。于是宫廷爱情的第一个悖论产生了：“爱只有作为秘密才能存在；这份秘密的爱只有被泄露（包括作者创作）才能存在；而在泄露之后，爱就不复存在。”（218页）情歌的作者同样如此，一旦宣诸于口，爱情就陷入风险或死亡。

宫廷爱情的第二个悖论是：作为浪漫之爱的客体，骑士文学的女主角必须迎合骑士阶层的理想，不但完美无瑕，而且作为他人欲望的对象，自身不被允许拥有欲望，所以面对骑士的追求，她们往往表现得冷若冰霜、残忍无情，“女人要为人所爱，就必须不为所动、不可企及、不受玷污，——简而言之，必须是一个贞女”。（262页）骑士文学将女性高度理想化，将爱情指向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实则潜藏着对女性特质的贬抑，因为一旦把爱的对象描述出来，变成某个具体而真实的女人，就意味着爱的对象和爱情本身同时被摧毁。

最后是骑士文学对女性和爱情的矛盾态度。学者们早前的研究已经发现骑士文学的作者中间似乎不少人有两副面孔，比如威廉九世的诗歌第一、二、五歌对女性的描述粗鲁猥亵，而其余则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服从和崇拜；卡佩拉努斯《论爱的技艺》第一、二卷称赞爱情高尚，第三卷则抨击爱情和肉体欲望。学者们曾经给出很多解释，比如威廉九世浪子回头，卡佩拉努斯规避谴责等等。而结合前两个悖论，布洛赫颇具解释力地提出，“对女性的谴责和对女性的理想化同时存在，它们并非同一个现象呈现出的对立面貌……”，“厌女”和“恋女”并非二者居其一，而是两者皆是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纠缠状态，即互为镜像。（285页）

第三招：引入历史情境。布洛赫专研中世纪法语文学，目前出版的专著涉及中世纪法语诗人、诗歌、文体和文学生产，本书主要使用的方法也是文本和语言分析，但是诸多历史维度研究的引入为本书分析论证增添了一大利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西部欧洲的贵族家族形态出现重大转变，随着封地继承制度发展，形成了时间上前后相继、进行线性排序的世系意识，长子继承制挤出的一群未曾婚娶、无人资助、四处游荡的年轻人，他们是骑士文学的男主角，或者说骑士文学反映的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十一世纪末由于教会的干涉，世俗贵族的父母包办婚姻遭到合意婚姻的挑战，而相较于其他地区，法国南部妇女在处置、继承财产方面拥有更大可能性。布洛赫综合各种历史研究得出他的结论：西方浪漫之爱的发明代表了一次篡夺或重新占有，在女性开始能够占有构成男性财富模式的传统要素时，通过将女性理想化，重新占有女性本身，厌女与宫廷爱情呈现的“恋女”这两种对女性特质的抽象化是共谋关系，其功能都是把女性偏移出历史。（339-340页）

正如作者自己在导论里说的，这本书还没正式出版就引发了一些争议，由于作者身为男性讨论厌女的话题，被一些人质疑他暗度陈仓，实则为厌女背书。经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后，到八十年代反女性主义暗潮涌动，而女性主义学者研究历史上的厌女现象，最终却造成该问题自然化。1986年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发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性别研究从挖掘女性历史、发现女性声音转向更深层次，紧接着美国在九十年代掀起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性别研究开始沿着斯科特指出的后结构主义路径，主张充分暴露反女性主义历史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予以彻底批判和清算，于是催生了一系列有关宫廷爱情的新研究。例如1990年莎拉·凯（Sarah Kay）的《游吟诗歌的主体性》、1993年罗伯塔·克鲁格（Roberta Krueger）的《古法语浪漫诗歌的性别观念和女读者》、1995年西蒙·高特（Simon Gaut）的《中世纪法语文学的性别和体裁》等等，2001年简·伯恩斯（E. Jane Burns）曾经梳理其时中世纪爱情文学研究，提及九十年代相关著作近三十本。《浪漫爱情与厌女》成为布洛赫众多学术著作中最出圈的一部与这波热潮不无相关。

作为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最具解构性的著作之一，该书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激进的，例如情感史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就认为游吟诗人和浪漫传奇的作者并不那么关心情人的贞操，爱情也并非总是不能实现。（William M. Reddy, The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 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 25.）但是该书将“厌女”与“恋女”互为镜像的观点很好地解释宫廷爱情内在的矛盾现象，彻底抹去了宫廷爱情的浪漫色彩和进步色彩，还其本来面貌，迄今为止，依然是宫廷爱情研究史上一部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