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时期的上海，曾有一家秘密出版机构复社，在白色恐怖情况下，先后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出版物，仿佛如磐风雨中的精神风标、指路明灯，而其本身也在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留下文化人不屈的身影。国外有学者撰述战时上海文化人的状况，概括为撤离、隐匿和投降，而实际上他们的主流是岿然的气节，复社就是关于坚守的故事。但迄今关于复社的情况，仍只有少数当事人语焉不详的记述，原始档案更是屈指可数。

战时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称复社为“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他是复社主要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写了一系列回忆战时上海的纪实性散文，发表在上海《周报》上，并以《蜇居散记》为题结集出版。文章都不长，其中有一篇《记复社》，也仅二千字左右。这是唯一一篇当事人专门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及的人和事颇值探究。

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郑振铎《蛰居散记》书影（郑源提供）

关于复社的起因，郑振铎说，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构”，一个不公开、不挂牌的秘密出版机构。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时间是1937年底。复社由胡愈之任社长，成员额定30人，实际人数约20余人，包括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王任叔、陈鹤琴、张宗麟、沈体兰、黄幼雄、胡咏骐、冯仲足（冯宾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后又增补了陈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吴承禧、孙礼榆等人。复社的日常工作由秘书张宗麟（中共地下党员）主持，对外称经理。

其实复社首先翻译出版的是《西行漫记》，而非《鲁迅全集》。参与翻译《西行漫记》的胡仲持，是复社成员，胡愈之的弟弟，复社就设在他们昆仲家里；胡仲持在1938年版《西行漫记》的译者附记中写道，“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许多当事人，包括胡愈之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1938年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扉页

《记复社》对《西行漫记》未置一词，更未提复社与《西行漫记》的关系，并不是郑振铎不清楚；很有可能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实行白色恐怖，《西行漫记》属于查禁读物，郑振铎在文章中不便冒然透露，以免牵连胡愈之和其他复社成员。《西行漫记》比起《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原名，已经隐晦不少，而且版权页也不写复社的实际办公地，即巨籁达路174号，却故弄玄虚地写了香港皇后大道某号。即便如此，此书出版后，仍一直遭到日伪、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归入“禁书”之列，蒋介石还亲自下过查处令。

1939年3月15日，蒋是日日记，事緖繁杂，第一条要点，即下令“追究《西行漫记》出版处”。除《西行漫记》外，斯诺在华出版的大部分著作都属于查禁读物。皖南事变后，斯诺通过廖承志的关系得知相关消息，立即通过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了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终于下令取消他的在华记者证。

二

《西行漫记》的出版，可说是复社的开门红，为出版《鲁迅全集》积累了经费和经验。当时鲁迅的大量文稿，经许广平的辛勤搜集和初步整理，都留在上海，要是万一散失了就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上海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胡愈之、许广平和郑振铎等复社成员，都希望像出版《西行漫记》一样，能赶在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之前，完成《鲁迅全集》的出版。

复社因《西行漫记》畅销赚了一些钱。就在这项资金积累的基础上，1938年复社成员承担起出版六百多万字、二十巨册的《鲁迅全集》的突击任务来，许广平在编校后记中，简要介绍了复社接手出版《鲁迅全集》的缘起与程，并称“复社诸君子，尽海上名士”，“董其事者”有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和王任叔等六人。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1938年《鲁迅全集》乙种纪念本第1号

《鲁迅全集》有三种版本，甲种本、乙种本和普及本，同样发行预约券。甲种本一百元，乙种本五十元，普及本郑振铎回忆说只需要八元五角（售价十二元）。郑振铎又说，复社的成员凡二十人，每人交了五十元社费，复社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另外还发动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预约者。据李健吾回忆，郑振铎也向他预约凑钱，问他：“你有五十元钱吗？你能约你顶熟的朋友也出五十元钱吗？大家要凑钱出《鲁迅全集》，可是走漏风声，就性命攸关啊！”李健吾立即回家取了五十元钱交给他。

《鲁迅全集》的出版，从编校、抄写到排印、出版，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又一次体现了孤岛时期上海文化人的战斗韧性。郑振铎说：“居然，这煌煌廿巨册的《鲁迅全集》，象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

三

显然，成立复社的初衷，是为了翻译出版《西行漫记》。然而，复社的成立，又不仅仅是为了翻译一本《西行漫记》。那么复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性质内涵是什么呢？为什么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予以侦缉破坏呢？有作者称《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这样的巨著，居然是上海复社这样一家“地下”和“民间”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这对现代文学及其出版史而言，多少暗含几多讥讽。这实在是不了解时代背景和复社的历史地位了。

幸运的是，上海市档案馆保存有两件复社的原始档案，可窥一斑。档案一为复社社约，一为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1939年4月1日）。

复社《社约》和第一届年会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

复社“社约”，称复社的宗旨是“促进文化，复兴民族”，主要任务有三项：1、编印各项图书；2、发行定期刊物；3、搜集抗战史料并整理保存之。而据1939年4月1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除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外，“继续出版《列宁选集》，在可能范围内，在今年全部出齐。”其他值得注意的出版项目有：筹办出版百科全书；计划翻译《高尔基全集》，采取每月出书方法，预计一年内出齐；继续印行正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再版；世界侵略地图（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再分割）；其他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学的巨著至少五部。

在抗战初起的特殊背景下，在许多机构和人员忙于转移的紧迫情况下，复社的文化人却坚守阵地，以笔为枪，且尚有如此宏大眼光和战斗意志，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尊严和精神高度，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复社成员多为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并秘密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列宁选集》等书，因此日伪以及后来国民党军警一直企图侦缉破坏，胡氏兄弟都上了敌人的黑名单。期间也多次发生危险，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胡愈之离沪去武汉后，弟弟胡仲持在家里主持复社的工作，朋友们都知道他为人厚道，对人热诚，是个典型的“热水瓶”性格的好人，但面临着愈来愈恐怖的环境，甚至送上门的恐吓信和子弹，胡仲持毫不畏惧。

胡愈之像

日伪宪兵曾找到巨籁达路（巨鹿路）174号胡家，说是搜查复社，胡仲持夫人范玉蕴说：“这里是住家，没有什么社！”敌人还是逮捕了卧病在床的胡仲持，以及陈明和胡霍两位工作人员。由于敌人查找不到真凭实据，复社的档案也已被胡家人烧毁以免后患，他们三人又都紧咬牙关，坚不吐实，最后通过关系先后脱险。不久以后胡仲持去了香港，年轻的陈明去了新四军根据地，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1960年，胡仲持和夫人范玉蕴在北京留影

四

郑振铎《记复社》文中说：“听到不少关于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怎样怎样的寻踪觅迹的在追找复社和复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复社的关系被捕过。但都没有吐露过关于复社的一丝一毫的事。”他特别提及了两位复社成员许广平、冯宾符和文化生活社的陆蠡，他们都被敌人逮捕关押过。

珍珠港事件后，许广平即在上海霞飞路寓所遭日军宪兵逮捕，各种卑劣手段都用上了，甚至上了电刑，逼迫她交代留沪文化人和复社的线索。但她“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片语只言”。四年后，许广平将她狱中的这段经历写成了《遭难前后》一书，连载于1946年的《民主》周刊，次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此书由郑振铎作序，说：“我的得以安全的隐藏着，躲过了这悠久的四年，可以说完全是食她之赐。”许广平被捕后，郑振铎次日便离家出走，几经躲藏，后入脚在上海居尔典路一条偏僻小巷的一幢小楼里，即今高邮路5弄25号。

冯宾符是《西行漫记》十二位翻译者之一，曾在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担任编辑。在翻译《西行漫记》时，还发生过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有个窃贼半夜潜入冯家，黑灯瞎火的将书稿连同钱财一起盗走。没了原稿，他一筹莫展，后来几经波折，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才解了燃眉之急。

高邮路5弄25号。1942年至1945年，郑振铎曾在此处蛰居（郑源提供）

抗战期间冯宾符先在麦伦中学，后任储能中学负责人。他曾邀地下党员的楼适夷前来执教，结果被日伪特务发现前来捉人，他催促楼适夷迅速转移之后，自己却被捕了。在狱中，日寇刑讯逼供，企图从冯宾符口中弄清复社和上海文化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却遭到严词拒绝。楼适夷有《忆仲足》（仲足是冯宾符的字）一诗忆及此事：“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并非复社成员的陆蠡（字圣泉），当时在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社当编辑，本身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和翻译家。《记复社》写道，“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在战时被捕和牺牲的文人中，陆蠡如郁达夫一般神秘失踪。1942年4月，日本宪兵查抄文化生活出版社，搜去一些有关抗日的书籍。陆蠡当时并未在场，但他知道消息后前去交涉，结果一去不回，当然是被日兵扣留并惨遭杀害。朋友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一直以失踪者等待他的归来。他是如何被杀的？又被埋在哪里？这一直是个惨痛的谜，深深刺痛着朋友们的心。抗战一结束，陆蠡遗孀张宛若便呈书当局要求追查丈夫的下落，当然也没有下文。巴金写过极为沉痛的《怀陆圣泉》一文，“虽然他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但他为什么必须死呢？”

五

胡家被敌人搜查，胡仲持等人被捕，据说还不止一次，复社被迫解散。近蒙郑振铎嫡孙郑源兄提供其祖父日记（未刊稿），有两处记载胡仲持被捕和获释。1939年5月23日日记：“得惊人消息：知仲持被陷。……仲持素有精神病，经不起刺激。恐将旧患复发。”24日又记：“知仲持已脱险，甚喜。但病状果又发作。”

郑振铎像（郑源提供）

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复社再也没有任何一位复社成员被捕，更没有因此牺牲，恰如郑振铎所说：“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

出于同样的考虑，郑振铎虽然多次去胡家，但其时写的文章、日记里，从未提及复社二字，更未透露具体地址。查现存郑振铎1940年、1943年和1944年日记，没有提及过复社的任何信息。新近公布的郑振铎1939年1月至2月日记，仅有1月17日简略记载：“又到巨籁达路一谈”，巨籁达路哪里？与谁谈？尽在不言中。可以推测，这里就是复社解散之前，复社所在地的胡家了。

郑振铎称，《记复社》是第一次“披露”复社的情况，不过细读全文，同样没有泄露复社的地址。他清楚，复社不仅在敌伪时期需要处于地下状态，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军警照样虎视眈眈。为了保护相关人员，仍然需要加以保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胡愈之胡仲持昆仲的家即是复社所在地，位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医院旧址旁，系一幢沿街单间三层楼房，前门是巨籁达路（巨鹿路）174号，属法租界，后门是福煦路(延安中路)安乐邨，属英租界。这种三不管地段进退方便，利于秘密活动。当时胡家一楼和二楼亭子间都被复社占用办公，家人则挤住在二三楼。

巨鹿路174号复社旧址（20世纪90年代摄）

复社只存在了短短约四年时间，何须说其他事业，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两书，便足以在近代上海文化史留下不朽的印记了。时过境迁，历经沧桑，胡家楼房在旧区改造中早已被拆，变身为延中绿地的一部分，如今漫步其间，但见绿树常青，溪水长流，文化前辈们的奋斗已经有了最好的回报。如果可以的话，笔者建议在复社原址树一碑记，再为上海增添一处红色标记，以纪念那些文化战士们的英勇事迹。

（本文原载《档案春秋》2025年8月刊，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