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失去了主见，但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时刻，我们都会失去主见，尤其是在我们把思考外包（outsource our thinking），将自己的思考盲目托付于技术、专家和规则时。

许多场景都体现了以上情况：日常采购时，我们会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在进行关于健康的生死抉择时，我们的依据是专业医疗人士的建议。静下来想想你最近做出的几个决定，然后进一步思考：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些决定？在做这些决定时，你是否受到技术、专家和规则的影响？

战胜错失恐惧，直面不完美

假设，你的医生注意到你的胆固醇水平偏高，建议你服用他汀类药物。他强调，因为他汀类药物的效用已经在多项研究中得到过反复验证，所以他认识的许多心脏病专家都在服用这种药物。同时，他也向你分享了个人经验，虽然比你年轻，但他近期也已经开始服用他汀类药物了。这时，你会服用这种药物吗？

又如，假设你要驱车前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你的导航应用为你推荐了一条看起来并不合理的路线，你会怎么办呢？假设一夜暴雪之后，学校停课封校，但导航地图显示学校周围交通拥堵，所以规划了一条看起来更远、更绕的路线作为最快的到达路线。这时，你是否会走导航建议的路线呢？

再如，当你登录自己的养老储蓄账户时，系统在建议你更新资产配置之前弹出了一个问卷，你会如何看待这个问卷调查呢？这份调查显示，基于你的回答所体现的风险偏好，你应该将更多资产配置于股票投资。但目前市场持续走高，金融市场评论员一直在强调调整投资策略的风险。那么，你是否会改变策略？

在上述情况中，你都被要求听从专家或技术的建议。有些时候，这些建议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另一些微妙而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选择就并非总是那么确定。但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你都选择将自己的思考外包出去，你让其他的人或物来为你指引方向。

这是可以理解的。21世纪的生活充斥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数据和选择的爆炸式增长令许多人深陷焦虑之中。对于所有的情况，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最优的决定、一个最佳的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渴求最优解，这源于一种名为“错失恐惧”的心理。这种心理驱使我们认为最优解是存在的，但我们可能会错失它，因此义无反顾地投奔专家和技术的怀抱。虽然这么做本身无可厚非，但由于过度自动化和高频率思考外包，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会逐渐退化。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管理专家和技术对我们思考的影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想要驾驭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并非易事，人们已越来越习惯于将决策权转移给专家、技术和规则。

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亲自去了解所有事情的成本很高，那么，为什么不去相信那些比我们更了解某个特定领域的人呢？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专业性的尊重是合乎逻辑的，这种专业性表现为专业人士、专业系统和专业协议。

专家和技术虽然非常好用，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但我们也必须防范对专家和技术的盲目推崇。这种盲从会给我们的个人福祉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也会限制我们发挥自己真正的潜力，因为专业化往往伴随着狭窄集中的专门化。当我们面对复杂问题时，对我们和我们所依赖的专家来说，这种高度集中和孤立的思维方式都越来越成问题。

做专精的刺猬，还是广博的狐狸

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耳熟能详的盲人摸象寓言故事吧。那6个摸象的盲人关注焦点各有不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整体。每个人都专注于从自己的直接感知中获取信息，包括象腿、象鼻、象尾和象身。“这摸起来像树干，所以这一定是棵树”“这摸起来又长又细又弯，所以这一定是条蛇”“这摸起来坚硬、光滑、尖锐，那还用说吗，这一定是一根长矛”……这6个盲人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头大象。

如果情况愈发复杂，而我们仍越来越依赖于专门化的应对方式，那就会像寓言所述，离正确答案越来越远。纵观历史，专家经常难以理解一些复杂多样、相互关联的现象。那些运用专业知识却形成误判的专家，其学术声望也因此岌岌可危。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些误判。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29年声称，股市当前已经达到了一个“永久性高位”，人们将迎来一个长期利好的牛市。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其著作《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悲观地论断：“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会有数亿人因饥荒而死亡。”像这样所谓专家的论断，在历史的实践考验中败下阵来的例子实在多如牛毛。

正如集中的感知方式误导了摸象的盲人，狭窄的思维方式也让专家们忽略了其专业领域之外的发展。费雪的经济逻辑未能完全体现政策对市场动荡加剧的潜在影响，埃利希也低估了绿色革命对农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我举这些例子并非为了表明专家一文不值，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很有贡献；也并非为了表明那些预测百无一用，它们可以引发众人的思考。在特定的学科领域，高度的专门化和专注化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例如，对于那些需要进行脑部手术的病患，一位经验丰富的脑科专家，显然比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更让人安心。同样地，对于要在危险地形下开展秘密军事行动的特种部队，服从熟悉战场条件的军事专家和指挥官的指令是最佳选择。

我并非在倡导大家质疑专家、技术或规则本身，但当下，处理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系统性思维。问题所在的情境至关重要，它在结构上超出了那些具有专业知识之人的关注范围。我们需要的是情境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用广度弥补了深度的不足。

专业规范的塑造基于一种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主要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它仍然专注于培养具有专门性知识的专家。相互独立的院系设置体现了这种文化，培养出视野狭窄的专家。名校的招生办更容易被那些“拔尖”的申请人吸引，过去旨在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教育方式，如今都得为致力于培养超级明星的培训班让步。这便造就了一大批努力培养孩子的“虎妈”，她们逼迫孩子学习一技之长，以求出类拔萃。现在，那些能够获得精英教育的孩子不是当地城市青年交响乐团的首席，就是百米跨栏和铅球运动的省级冠军。

这样的教育环境催生出一种社会现象，如今一些年轻人从事志愿者服务并非真心为了扶弱济贫或回报社会，而是为了给招生办的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昔日满怀抱负的有志青年现下都变成了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笔下的“优秀的绵羊”，他们按部就班地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群体关注和荣誉表彰掩盖了他们人生的意义和使命，那些未来本该成为佼佼者的孩子不仅被过度引导，而且被误导了。

这里可以用一个贴切的比喻，我们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钻研树皮的个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树皮的纹理、沟壑、颜色和质地进行了深入而彻底的研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树皮仅仅是一棵树最表层的东西；更少有人意识到，这棵树生长在一片森林里。

大约在2700年前，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提出了另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发表于1953年的文章《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他对比了“把一切事物汇于一个中心”的刺猬与“追寻万事万物在实际情况中的真实联系”的狐狸，故事讲述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专注于一个点的专才与追寻事物间多种联系的通才的不同。

《刺猬与狐狸》，【英】以赛亚·伯林/著 【英】亨利·哈迪/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

在伯林的文章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里，像刺猬这样的专才在学术界、医学界、金融界、法律界和许多其他专业领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某一方向深耕不辍的专家们储备了深厚的专业知识，统领了其专业所在的特定领域，并且地位不断攀升。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专注于某一领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人们也会对那些功成名就的专家报以应有的尊重。

然而，正如棒球明星、哲学家尤吉·贝拉（Yogi Berra）所说的，“未来不再如以往那般确定”。在我们的世界中，事物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在发展过程中却能迅速而深刻地相互影响。例如，调整利率会迅速影响房价，而房屋交易情况对当地学校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干预利率不仅会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而且会影响包括教育在内的个人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制定一个地方性可再生燃料标准可能会对全球的农产品价格造成影响，进而在粮食短缺的非洲地区引发社会动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关乎我们的生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做出决策。在一个技术爆炸式发展的世界里，狭窄的视野和刻板的解决方案已经不再适用。

深厚的专业知识须辅以广阔的视野，否则，在面对相互矛盾的数据时，人们可能会通过诡辩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公开承认自己的世界观中存在“一个缺陷”，正是因为学者和严肃经济学家都一致支持有效市场假说，才引发了2001-2007年前所未有的美国次贷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足以表明，尽管市场在大多数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们有时也会失效。

有研究强有力地表明，通才更善于驾驭不确定性。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发现，专家在其专业领域进行的预测竟然不如非专家准确。他由此得出结论：在寻求预测的准确性时，最好求助于“伯林所说的狐狸型人物，因为他们博学多识，擅长在各种传统中汲取灵感，并且接受模糊性和矛盾”。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依赖于单一视角来观察、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利于个体去有效应对问题了。

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我们驾驭未来的能力却因关注范围窄化而受损。你越是将视线集中于眼前所见，就越会坚定地相信所见即所得。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你为自己的信念设下了一个“心锚”，坚定不移地以此为轴心应对一切，却无法灵活地应对形势变化。一个人拥有专业知识就意味着如前文所述那般，容易一心钻研“树皮”，难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中，我相信广阔的视野可能胜于深厚的专业知识。

深耕专业知识的回报率下降对个人、公司甚至国家都有影响。一个全部由专家构成的工作团队可能会在灵活性上有所欠缺，他们需要持续接受培训，以便跟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前，美国教育过度强调职业技能，这令人相当不安。在公司的职业实践中，那些能够熟练掌握各项技能，灵活匹配多种业务需求的员工更具价值。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公司都明确要求员工具备跨界经验。那些在多个地区和岗位工作过，具备基本的统计分析技能、批判性推理能力的专业人士在与其他技能单一的人竞争时，表现得尤为出色。

自主决策，让专家随时待命

在21世纪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摆脱对专家的依赖。我们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之间取得平衡，并理解专家指导的局限性。专家的关注点可能聚焦而深入，我们要有的放矢地借助专家和技术。在专家看来合理的建议未必有利于我们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专业指导和自己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整合技术和专家观点。专家的每种观点本质上都是不完整的，只有作为使用者的我们才清楚自己的需求，所以整合的任务只能自己完成。当你将专家提供的素材碎片一块一块地拼贴起来时，请始终记住，每一块碎片都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为此，我们必须学会让专家随时待命，而不是将他们的建议奉若圭臬。

当然，我们总会遇到需要思考外包的状况，但这必须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是一个主动和审慎的选择。在此，我强烈推荐你去观看斯坦福大学教授巴巴·希夫（Baba Shiv）的TED演讲《有时候放弃“驾驶座”也不错》。这篇演讲十分简短，讲述了他和妻子是如何有意识地将决定权交给医生，由其来处理癌症诊断问题。在观看过程中，请特别关注，他们在思考过程中如何表现出明确的意向性。参考专家意见或寻求技术支持并没有问题，不经思考而全盘接受他人观点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会停止独立思考，原因之一是，我们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习惯，依赖别人替我们做出决策。是时候反思这一习惯了。

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思考外包给专家和技术，难道这种习惯性做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而不是削足适履地接受别人的不恰当建议。

在人们竞相用AI破局的时代，你作为人本身的价值恰恰是比算法或专家更强大的决策利器。作为普通人，利用常识、广阔的视角、真实的感受和系统性思维也可以做出精准的判断。

为了夺回认知主权，本书提出5大关键路径：

1.将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地方；

2.以终极目标为决策导向； 

3.忽略噪声，学会独立思考；

4.综合多重视角寻求解决方案；

5.自主判断如何使用专家意见。

在AI算法掌控信息的时代，真正的稀缺品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本书将帮你唤醒与生俱来的优势，在机器的局部优化之外，看见更广阔的可能性，并证明系统性自主思考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本文为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作家维克拉姆·曼沙拉马尼所著《主见》一书的引言，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主见》，【美】维克拉姆·曼沙拉马尼/著 陆霓/译，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湛庐文化，202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