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与帕金森办公室大楼法则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与美联储的斗法跌宕起伏，最近又揭开了新的篇章。2025年7月24日，特朗普突然造访美联储总部，这是近20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以官方身份到访美联储。他现场质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总部大楼翻修成本超支的问题，称总费用已超过31亿美元，并展示相关文件。鲍威尔当场反驳，指出特朗普的计算包含了一栋五年前已完工的附属建筑，实际预算为25亿美元。翻修涉及两栋历史建筑，美联储强调改造是为满足安全性和现代化需求，但共和党人批评其“奢华装修”。特朗普借此指责鲍威尔管理失职，甚至暗示可能构成“解雇理由”。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4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参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建设工地后向媒体发表讲话。

7月29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刊文认为，美联储在政治敌对和财政失灵的背景下进行昂贵的翻新工程，是“帕金森办公大楼法则”（Parkinson's Law of Office Buildings）的最新例证。

而颇具玩味的是，一周后，7月31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Caroline Levitt）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项耗资2亿美元的白宫翻修计划，费用由特朗普本人及匿名“爱国捐赠者”全额承担。莱维特称，现有白宫缺乏足够室内空间举办大型国宴，需在南草坪搭建临时帐篷，新宴会厅将解决“150年来场地不足”问题。该计划标志着特朗普任内对白宫物理空间的最大规模干预，被视为特朗普“建设者总统”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其个人审美（如新增金色装饰、旗杆）引发对白宫公共属性被“私有化”的担忧，翻修的政治与象征意义远超实际功能需求。

所谓的“帕金森办公大楼法则”指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与管理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项管理规律：当机构开始沉迷于建造宏伟的总部大楼时，往往预示着其衰退的开端。

帕金森通过跨文化历史案例研究发现，处于上升期的组织通常将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办公环境以实用为主；而转向奢华建筑往往标志着战略重心的偏移——从实质创新转为形象工程。这种“完美楼堂综合征”隐含两层动因：一是资源错配，大兴土木消耗大量财力与决策精力，可能削弱核心竞争力，甚至因过度透支引发财政危机；二是文化僵化，当建筑成为权力象征后，易滋生官僚主义，导致组织丧失应对变化的灵活性，形成“定局即终结”的发展瓶颈。

哈罗德·詹姆斯在题为《当宏伟的建筑标志着机构的衰落》评论文章中写道，央行独立性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政策变革之一，它使得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下降。然而，如今这一制度范式的根基正在动摇，尤其是在那些曾经的典范国家：英国和美国。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攻击异常粗鲁，但美联储与白宫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新鲜事，特别是在国家安全主导政治议程的情况下。朝鲜战争期间，哈里·杜鲁门总统就曾施压美联储保持低利率以支持国防开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曾公然威胁倒霉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就连罗纳德·里根也毫不掩饰对保罗·沃尔克紧缩货币政策的不满。

冷战结束后，所谓的“和平红利”以及显著改善的财政状况使得美国的经济决策相对协调一致。但如今，持续的财政赤字以及爆发新冷战的可能性，再次引发了行政部门与美联储之间的根本矛盾。

特朗普对鲍威尔的持续猛烈攻击——称其为“笨蛋”、“顽固的骡子”以及“总是行动迟缓”——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而他最新的攻击目标则是美联储华盛顿总部正在进行的翻新工程，他谴责这个“富丽堂皇”的项目毫无必要地奢侈，而且严重超支。

哈罗德·詹姆斯认为，特朗普此次的新攻击手段与帕金森的经典言论如出一辙。帕金森提出，奢华的新总部往往预示着机构的衰落。正如他所说：“只有那些濒临崩溃的机构才能实现规划布局的完美化。”

为了阐释他的“建筑法则”，帕金森举了路易十四的例子。1682年，路易十四将宫廷迁至凡尔赛宫，而当时法国正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中挣扎。他还提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该联盟1929年在日内瓦开始建造气势恢宏的万国宫——当时正值大萧条初期，而到1938年该建筑完工时，国际联盟已变得毫无影响力。

央行机构也提供了几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当时为私人所有的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大规模重建，该重建工程由建筑师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负责设计。这项工程于1939年完工，而此时银行因在大萧条期间的政策失误而丧失了信誉。1946年，批评者成功地将其收归国有。

同样，1933年至1938年间，德国政府为帝国银行建造了一座新的总部大楼，而此时该机构正逐渐转变为政府支出和军备扩充的工具。相比之下，战后时期最独立的央行则选择了规模较小的建筑：瑞士国家银行仍留在其最初的办公地点，而德国联邦银行则仍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一座不具美感的野兽派（Brutalist）风格建筑中运营。

欧洲央行打破了这一传统。其位于法兰克福的标志性总部大楼——由建筑公司库普·希梅尔布劳（Coop Himmelblau）设计，并于2014年竣工——旨在体现“透明度、沟通、效率和稳定性”。但一年后，欧洲央行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计划，却缺乏透明度，这使得这座闪闪发光的新大楼成为了政策效力的象征性替代品。

哈罗德·詹姆斯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各国的央行纷纷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购买量再度激增。这使得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扩张，并为结构性问题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由于承担了大量长期债务，当利率上升时，央行极易遭受重大损失。

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正式的政府担保来加以管控，比如在英国，财政部会明确承担英格兰银行投资组合的损失。另外，也可以通过一种隐性的共识来解决，比如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美联储永远不会倒闭。

与此同时，政府赤字不断扩大，促使政府转向短期债务，从而导致偿债成本大幅上升。在美国，国家债务的利息支出从2015年的223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3450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国防预算。英国的数据同样惊人，其1430亿英镑的总借款需求中，有1100亿英镑（约合1470亿美元）用于偿还现有债务。

因此，政府和央行发现自己越来越相互依赖，破坏了真正的政策自主权的概念。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当今政策弊病的核心。在这方面，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可能是未来政府行为的预演。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呼吁对整个美联储机构进行调查时强调了这些矛盾之处。他在推特上发文称，美联储的政策自主权“持续向其核心使命之外的领域扩张（mandate creep，直译为“使命蠕行”）而受到威胁”。用“使命蠕行”一词描述货币当局与财政部门之间的纠缠关系很贴切，两者都在一张日益沉重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限制下运作。贝森特的言论虽然在历史上而言是准确的，但除了采取激进的财政整顿措施之外——这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并未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哈罗德·詹姆斯表示，建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角，借此可以审视政府与央行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政府批评美联储改造工程的规模和奢华程度，但它自身也制定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建设计划。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首个行动就是呼吁对联邦建筑进行重新设计，以“尊重各地区的传统和古典建筑遗产”，旨在“提升和美化公共空间，使美国及其自治制度更加崇高”。

哈罗德·詹姆斯最后揶揄道，那么，联邦政府是不是正陷入帕金森定律的魔掌之中呢？对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执着追求是否可以被视为政府已进入其路易十四时代晚期的标志，即一个以奢华和财政危机为特征的阶段？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

孤独作为全球健康问题

2025年7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和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社会联系委员会的两名共同主席维韦克·穆尔蒂（Vivek Murthy，前美国卫生局局长）、奇多·莫穆巴（Chido Mpemba）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称，孤独是一种全球性的健康威胁，也是一种政治失败。

他们写道，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无形的威胁正在增加疾病风险、缩短寿命并破坏我们社区的结构。社会疏离——即一个人缺乏足够的社交联系、在现有关系中感到缺乏支持或者经历负面、紧张的关系——是一种日益严重但常常被忽视的危险状况，对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社会疏离有几种形式，包括孤独和社交孤立。

孤独的人

全球约有六分之一的人感到孤独。在青少年、年轻人以及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群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但孤独感和社交孤立不仅仅是情绪状态——它们可能是致命的。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社会健康——我们形成和维持有意义的人际联系的能力——对我们的幸福同样重要，就如同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一样。然而，长期以来，它一直被医疗系统和政策制定者所忽视。

文章基于世界卫生组织6月30日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从孤独到社会联系：绘制通往更健康社会的道路》。报告称，从2014年到2019年，孤独每年导致超过 87.1 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小时就有100人因此丧生。

报告指出，社会联系能够在人的一生中保护健康。它能够减轻炎症、降低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促进心理健康，并防止过早死亡。它还能增强社会结构，有助于社区更加健康、安全和繁荣。相比之下，孤独和社交孤立会增加中风、心脏病、糖尿病、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过早死亡的风险。它还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孤独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常人的两倍。孤独还会导致焦虑，以及产生自残或自杀的念头。

这些影响还体现在学习和就业方面。那些感到孤独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取得较低的成绩或获得较低的学历。而那些感到孤独的成年人可能会更难找到或保住工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收入更低。在社区层面，孤独感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并导致数十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和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拥有紧密社会联系的社区往往更安全、更健康、更具韧性，包括在应对灾害时也是如此。

谭德塞等人指出，报告发布于世界卫生大会通过首个关于社会联系的决议一个月之后。该报告标志着这一严重的全球健康威胁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并强调了需要果断的领导力和行动。社会联系委员会的报告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并提出了基于证据的策略来扭转这一祸患，并加强能够使个人和社会繁荣发展的联系纽带。

谭德塞等人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寻求连接的本能。从我们幼年时期起，人际关系就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情绪以及健康生活的可能性。相反，无论是因孤独还是社交孤立而产生的疏离感，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好消息是，解决办法确实存在。该委员会的报告列举了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从国家政策和社区项目到宣传活动以及个人支持策略。报告强调了一系列成功的案例：南非针对低收入老年人的同伴互助支持；韩国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处方”，如音乐、讲故事、园艺和自助小组等活动；吉布提将社会联系纳入更广泛的发展政策；阿尔巴尼亚将其作为老龄化政策的一部分；西班牙将其纳入精神健康政策中；丹麦、德国、日本、芬兰、荷兰和瑞典等国制定了专门的国家策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开展了鼓励小善举的宣传活动。

谭德塞等人呼吁，所有国家都应该将加强人际交往作为优先事项。这不仅关乎个人的健康与幸福，也是经济繁荣、国家的抗风险能力以及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石。那些能够培养信任与联系的社会更具创新力、更安全，也更能应对危机。新冠疫情让这一事实凸显无遗。在封锁措施导致人员物理隔离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联系的需求变得显而易见——而这种联系的缺失所带来的代价也同样清晰可见。

世界卫生组织社会联系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全球路线图，该路线图围绕五个关键支柱构建而成——重点涵盖五个关键领域：政策、研究、干预、测量和公众参与——制定将社会联系纳入健康、教育和就业计划的国家政策；加大对相关研究的投入，以更好地了解哪些措施有效；扩大具有文化针对性且成本效益高的干预措施的规模；收集更优质的数据来追踪问题并衡量进展；以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来改变态度并减少歧视。

谭德塞等人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应当吸纳那些曾饱受孤独与社会疏离之苦的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深知真正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样的。

谭德塞等人最后写道，作为领导者，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每拖延一天，就会损失一天的发展潜力、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以及可预防的死亡。但如果我们大胆、协作且富有同情心地采取大规模行动，就能构建出更健康、联系更紧密、更具韧性的社会。

“在本报告中，我们揭开了孤独与孤立这一问题的面纱，将其视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挑战。”本文作者之一维韦克·穆尔蒂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宣称。

然而，穆尔蒂或许高估了报告的历史意义和可能带来的成果。现代社会的孤独是一百多年来老生常谈的话题。

1903年，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代表作《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最先提出了“原子化”的概念：“城市居民的生活长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导致居民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 当大量人口脱离乡村共同体涌入城市，传统的人际纽带被割裂，个人首次面临如何在陌生人群中自处的挑战。众生男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承受着失去归属与意义的精神煎熬。这种孤独不仅是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现代性的内在症候，根植于社会结构转型、技术异化与个体化进程之中，呈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疏离的深刻悖论。

20世纪，无数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深刻探讨了现代人的孤独困境，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等。

孤独也经历了医学化的历程。在18世纪前，孤独主要被理解为宗教修行者的灵性体验或哲学家的沉思状态。基督教传统中将孤独视为与神对话的必要条件，而东方禅修则将独处作为悟道途径。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描绘的孤独，仍是充满诗意的存在状态，而非病理问题。19世纪末，随着现代精神病学建立，孤独开始被关联到精神疾病，被视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的附属症状。弗洛伊德则认为，孤独的本质是力比多能量无法找到合适的投注对象。

20世纪中叶，两项发展加速了孤独医学化：1973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孤独量表的诞生，使孤独成为可量化的心理指标。该量表将主观感受转化为分数，为医学干预提供“客观依据”。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现，长期孤独者的皮质醇水平升高35%，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9%，孤独开始被建构为公共卫生问题。用福柯式的观点来看，孤独的医学化历程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心理状态如何被纳入医学话语体系的复杂过程，体现了医学权力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新定义。

孤独医学化的悖谬之处在于：它既为痛苦者提供了救助途径，也可能削弱了对社会联结本质的思考。正如谭德塞所说：“在这个联系的可能性无穷无尽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孤立和孤独。” 2024年日本有7.6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1万人死后8天以上才被发现，被官方定义为“孤独死”（kodokushi）。2025年韩国政府数据显示，19岁至34岁韩国年轻人中，5.2%如今被认定为“蛰居族”——退出社会生活、将自己封闭在室内、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比2023年时的2.4%高一倍多。2025年摩根大通的研报显示，中国单人户家庭占比已从2000年的8%激增至2020年的25.4%。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4》，受快速城市化影响，中国现有约1.38亿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

技术连接带来的虚假繁荣，无法消解孤独的现代性根源——它既是个体解放的必然代价，也是社会失衡的预警信号。这是一场跨越国界、年龄、城乡的整全性社会危机，已经延宕数个世纪之久，在可见的未来依然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案，这种根本性的孤独迫使人类在算法时代重新思考联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