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卫所著《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是一部聚焦唐代长安书写文化跨地域流动的学术专著。作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之一，该书以“文本—载体—人群”为线索，通过敦煌写本、日本正仓院文书等一手材料，揭示长安书写文化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辐射至敦煌、奈良等地，构建起横跨东西的文化纽带。全书兼具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视角，既有对物质载体的微观考察，又有对文明传播的宏观阐释，为唐代文化传播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韦庄《秦妇吟》为个案，剖析唐代京城书写文化向敦煌的传播路径。作者从物质性、文本性、社会性三个角度展开：首先通过敦煌写本的物质形态（卷子本、册子本、残片）揭示文本不同形态的转化；其次结合《秦妇吟》在中原的兴衰与韦庄的“自禁”之谜，探讨文本传播与政治环境的互动；最后聚焦传播群体（学郎）与传播载体（学校、诗学教育），勾勒出长安文化在敦煌传播的具体机制。这一部分不仅解决了《秦妇吟》传播史中的诸多谜题，更将写本的物质形态与文化传播的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展现了动态的文化传播图景。

下编则将目光投向长安文化的“两翼”——敦煌与奈良，通过六个个案研究揭示长安书写文化的东西双向流动。从唐长安开元寺的寺额书写与名实对照，到敦煌北宋《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的习书考，作者以微观视角切入，揭示书写文化在空间迁移中的变异与传承；从日本正仓院文书中的汉籍书写学习资料，到王羲之书迹在奈良的流布，再到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作者突破地域界限，展现了长安文化如何被异域接受、改造与创新。这些个案研究重复展现了长安文化在“东亚文化圈”的接受与流动。

综合来看，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

一、从文献学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转变。正如郝春文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关于《秦妇吟》的研究，几乎到了题无剩意、山穷水尽的局面，而《长安内外》突破这一局限，将《秦妇吟》写本置于文化传播的脉络中考察，不仅关注文本内容，更关注写本形态、抄写群体、传播路径等“非文本”要素，揭示了书写活动作为文化权力的动态运作机制。

二、物质文化研究的深度剖析。作者敏锐捕捉写本的物质细节：纸张材质、抄写格式、题记内容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则暗含了文化的传播机制。如作者比较中原地区和敦煌地区《秦妇吟》流传形态的不同，指出《秦妇吟》在敦煌地区的流传以私人传播为主，也暗示了《秦妇吟》从文学文本到教育教材的功能转化。

三、跨地域文化传播研究。《长安内外》将长安、敦煌、奈良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打破传统研究的地域壁垒。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长安文化在传播中并非单向移植，而是不断被接受并改造。敦煌的《秦妇吟》成为学郎教材，日本的王羲之书法融入本土书道体系，这种长安文化的“本土化改造”，体现了不同地域文化对长安文化的差异化吸收。

尽管本书成就显著，但仍留有探索空间。文化的流动并非单向地从长安流向异域，而是一个双方交流的过程。王勇已经指出东亚诸国的汉文书籍也逆向输入唐朝，形成了汉文书籍的“环流”（王勇《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方广锠等学者则揭示我们熟知的《般若心经》其实经历了中国撰述伪经——流回印度译为梵文——再次流传回中原译为汉文的复杂的“文化汇流”过程（方广锠《〈般若心经〉——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那么作者讨论的书写文化的流动，是否存在敦煌、奈良（日本文化）反哺长安的可能性？此外，书中对书写文化接受机制的分析，若能引入更多社会学理论（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或可进一步揭示文化传播中的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因素。长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不仅仅是文化的交流，更是上层社会塑造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工具，作者在下编第四章、第五章已经有所提及，惜未曾深入分析。此外，本书上编对《秦妇吟》进行了连贯性的研究，而下编由作者发表的个案研究论文组成，相比于上编，下编六章之间联动性较弱，尤其是三章有关日本书写文化的内容，其各自独立性强而缺乏系统性衔接，若能通过统一的分析框架串联起来，或许能更清晰地揭示长安文化对日本书写实践的影响机制。

总体而言，《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锐度的著作。田卫卫以扎实的文献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探讨唐代长安书写文化的传播与流动，推动写本文献研究从静态文本解读转向动态文化传播研究，展现了长安作为文化枢纽的辐射力，以及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近期宛盈也对敦煌文献中来源于长安及周边地区寺院的写本进行了研究（参宛盈《敦煌文献所见长安地区寺院写本生成举隅》，《文献》2024年第6期）。

总之，本书不仅为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更为理解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一部值得学界关注的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