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亦即本文涉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被学界更常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那个文本中相对独立的导言部分）里提出了那句后来被人广为援引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亦即可以通过作为马克思眼前景象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尝试回溯性地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体”与“猴体”乃是相对而言的，在一种社会-历史的视角下，昨日的“人体”也就成为了今日的“猴体”。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作为我们眼前景象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尝试回溯性地理解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眼前大卫·哈维所做的工作尝试回溯性地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工作。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非常不同于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所处的世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就不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更为充分展开的现实与理论状况下，可以更为清楚地理解之前的现实与理论状况。

《与大卫·哈维共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解》，【英】大卫·哈维/著 张义修/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2月版

一

学界一般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份文献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时间恰巧对应古代希腊哲学传统中所谓的“鼎盛年”（40岁）说法。考虑到他在经历了1848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失败到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相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有更为切身和深入的认识，那么，写于1857-1858年的这份文本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显。和马克思很多其他重要的文本一样，这份文稿也是一个未完成的、非正式出版的文本。有论者甚至反对对这份文稿使用书名号，因为这并不是一部正式出版的专著，而是一项写作计划。（聂锦芳：《文献学视域中的“1857-1858年手稿”》，《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4月23日）由于马克思天才般的跳跃思维，以及文稿本身只是写作预备而非打磨完备的著作，其中难免展现出一些断裂、张力和模糊之处，但正是这些地方构成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对马克思这些未正式出版的手稿的研究不论在文献学还是在现实导向的研究中都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富矿。马克思是带有现实的问题意识从事研究工作的，对其的理论旨趣绝不能止步于文献学。文献学的工作不仅不能被视为改变世界的，而且都不能算是认识世界的，只能说是认识世界的（理论）副本的。

有些学者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或者说所谓的“认识论断裂”，这是因为他们尝试区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同一时期的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面的人道主义因素和后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乃至更后来的《资本论》中的社会科学因素。关于这之中又有许多笔墨官司可以打了。有论者提出的是一个超越这些对立之上的更为全面的视角：“因为尽管这些手稿主要探讨资本社会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但是它们也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学说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聂锦芳：《文献学视域中的“1857-1858年手稿”》）就像广松涉在《唯物史观的原像》中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是简单的经济学理论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是简单的法律哲学，而是一种广义的法学、政治经济学或国家学，那么，顺着广松涉的思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乃至后来的《资本论》当然不只是单纯的社会科学著作，而是有其潜藏的规范性因素。

二

马克思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代表的中后期研究中显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朝向了一个类似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铁笼的状况，这与他早期相对乐观的判断有显著差别。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他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劳动从异化到资本运行机制一个环节的转变，主体性到社会结构的转变等等。大卫·哈维在书中有过一段关于“主体淡出社会结构突出”的精妙分析，值得大段引用：“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痴迷于生产技术的创新时，一位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著名实业家和发明家说，剥夺劳动者的力量是他的主要动机之一。……它（现代的资本）成功地把劳动的力量和重要性边缘化和削弱了……单个人的劳动‘不再是生产的’，除非它成为集体的和共同的劳动。科学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人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结果（不一定是良性的）。与此同时，个体劳动者的生产力和技能相对于集体群众的生产力而言变得无关紧要。‘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被纳入劳动群众的有组织的动力学机制之中。这使得‘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固定资本和科学管理的兴起，强调了管理劳动群众而非对待劳动个体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这里预测，随着机器技术日益被依赖，加上资本（现代公司）的日益集中，泰勒制和科学管理将成为可能。这也预示着流水线福特制的出现。”（大卫·哈维：《与大卫·哈维共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解》，第408-410页）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中资本的垄断集中和更为有效率的再生产，人的主体性（人作为主体）明显让位于人的客体性（人作为对象）。那么，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并不发达的地方（亚非拉等广大的第三世界）反倒可以实现“中心”与“边缘”的辩证法意义上的倒转，因为在这些地方还残存着粗朴的、未被系统碾碎和去人格化后重组的主体性或人格。只是随着普遍均质化的现代世界的展开，像克里斯玛的例行化一般，最后将是耗竭的乌托邦的潜能。如何寻求一种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方式，仍然是我们眼前的课题。

三

大卫·哈维这份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伴读而非导读的工作有其所长，亦有其所短。虽然大卫·哈维大体是在马克思的原文文本中穿梭，看似非常尊重马克思文本的顺序、结构与论述，但是我们也清楚，他尝试将自己的时空视角以及所身处的一些问题（诸如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等）补充到马克思的分析之中。正如大卫·哈维在文中所强调的：“资本在其运作的空间范围内，同时创造着时空压缩和时空舒张。”（大卫·哈维：《与大卫·哈维共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解》，第324页）我们要认识到这份工作中有大卫·哈维自己的部分，虽然这部分颇有思力，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诚然如夏莹在中译本封底推荐语所说的：“它是一个思想者与另一个思想者的对话，也是一个思想者的自我独白。只是这一独白被写在了《大纲》文本的留白处。以此构成的对话，释放出蕴含在《大纲》中的更多可能性。”

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语境中，大卫·哈维这种时空视角的分析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时空观是否在数字时代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呢？在新冠和关税战背景下，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全球秩序似乎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在现在这种乱象下，人们并不能对在其崩溃之后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抱有乐观的态度。大卫·哈维这项工作的确让我们对此产生了足够的危机意识，同时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保持乐观看法的理由。

四

最后，感谢译者的工作，我有幸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译者以非常流畅可读，而又不失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部550页的译著，读者和原著者都需要对他的工作致以敬意。只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普鲁士书报审查令并不会涉及多少印张之上的大部头专著，因为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水平和缺乏自由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只能读传单和小册子而非大部头专著。同样的道理，现时代，一个分工与异化更为普遍与充分的时代，一个技术进步和时间加速的时代，除了理论工作者已经没有太多人还会去看马克思的著作了（即使一般公众号上的长文章都没有太多人会有耐心读下去），更不能指望会有太多人去读一本550页的对马克思一个文本的伴读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我们需要自由时间和相应的教育以读马克思的著作和相关的著作，而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和相关的著作才能认识到我们需要去抗争和获得自由时间和相应的教育。对此我们只能抱有一种韦伯意义上的悲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