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养母从福利院收养六年后，2014年底，养母再嫁，时年12岁的唐鑫龙，户口从福利院直接迁到继父名下。户口本显示，唐鑫龙系户主“养子”。

2014年唐鑫龙户口迁入唐某户下，显示与户主关系为“养子”。 

后来，因在拆迁安置中被归类为“再婚配偶随迁子女”，唐鑫龙只能享受成本价安置。同样70平方米的安置房，相比婚生子，他要多掏6倍的钱。

唐鑫龙坚持认为“法律上养子和婚生子并无区别”。2025年2月，他将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人民政府、第三人圃田社区居民委员会告上法庭。3月27日，该案在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目前，该案尚未宣判。

针对该案件，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陈卓律师分析指出，唐鑫龙和其养母的丈夫间，存在被抚养教育关系。结合多种实际情况，从农村习俗角度看，可以解释为村集体已认可唐鑫龙为养子。因此，相关安置待遇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养子被按照“随迁子女”安置

盖有“郑州市民政局收养登记专用章”的《收养登记证》显示，2008年10月27日，45岁的李某（化名）从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收养了6岁的唐鑫龙。

“我是小时候养母捡的，后来去福利院办的收养手续。”唐鑫龙告诉，养母是四川资阳人，收养他时是已婚，后来，养母和前夫离婚。经媒人介绍，2014年9月30日，养母和圃田乡村民、初婚的唐某登记结婚。2014年12月，养母的户口迁到唐某名下。当月，12岁的唐鑫龙户口也从福利院直接迁到唐某的户口。

户口本显示，唐鑫龙曾用名“李鑫龙”，与户主唐某的关系为“养子”。“我以前随养母的姓，养母再婚后，就改名跟了养父的姓。”唐鑫龙说。

唐某所在村2015年开始拆迁，其住宅被回购，2018年回迁安置方案出炉。

唐某一家当时被征迁的房屋

2018年7月，圃田乡党政办印发《圃田乡回迁安置工作方案》。一个月后，“圃田乡圃田社区回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依据上述《工作方案》，制定出台《圃田社区回迁安置实施细则》。不过，无论《工作方案》还是《实施细则》，都未涉及唐鑫龙这类“养子”。

因为一些个性拆迁安置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024年，《圃田社区回迁安置实施细则补充条款》出台，对一些情况作了多项说明。

其中针对“结婚配偶”这块，有一条为：双方符合婚姻政策，男方初婚、女方再婚的，再婚配偶随迁子女只认定一人按成本价安置，其他随迁人员不予安置。至此，唐鑫龙被认定为“再婚配偶随迁子女”。

根据政策，唐鑫龙的养父母可享正常安置政策，即每人缴纳4.1万元，每人可获安置居民用房70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超出的，超出部分按成本价结算）。而同样面积的用房，唐鑫龙需按成本价缴纳28万元。

“我是养子，养子和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一样。”唐鑫龙坚持认为，自己应和其他村民的婚生子一样，享受正常安置政策，而非成本价购房。

起诉乡政府，法院尚未宣判

唐鑫龙称，因养父母拿不出多余的钱，就只交钱用掉了夫妻俩的安置指标。此后，养父多次为他的安置政策问题找社区、乡里反映。

“领导总是说属于个性问题，等开会研究，问题迟迟未解决。”唐鑫龙说，他认为《圃田社区回迁安置实施细则补充条款》不合法。

2025年1月，养父去世。2月，唐鑫龙将圃田乡政府、第三人圃田社区居委会告上法庭。3月27日下午，案件在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圃田乡政府答辩称，案涉回迁安置《实施细则》及其《补充条款》是结合圃田社区实际情况制定，按“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讨论认可后，并将结果公示。两份文件均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程序合规合法，内容合法有效，对全体征迁项目内集体组织成员普遍适用。因此，唐鑫龙认为《补充条款》无效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按照政策，唐鑫龙只能享受按成本价安置。

2017年3月，唐鑫龙的养父母获发由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制、圃田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盖章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此后，圃田乡政府一直向唐鑫龙的养父、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补助。

圃田乡政府答辩称，根据《实施细则》中独生子女安置办法“按照《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5年12月31日前出生，享受正常安置待遇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经计生部门审核后多享受一人份安置房”，该项对多享受一人份安置房设定的是三个条件，必须全部满足。唐鑫龙只能享受按成本价安置，并不符合享受正常安置待遇的政策，因此无法多享受一人份安置房。

圃田社区居委会答辩称，认同圃田乡政府的答辩意见。

唐鑫龙养父母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唐鑫龙在庭审中指出，户口本显示自己是养子，且是独生子，自己应该享有与婚生子相同的权利。《郑州市郑东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也证明自己是圃田乡圃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东成员，享有股东权利，自己属于圃田社区居民，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补偿安置待遇。

对此，在证据质证阶段，圃田乡政府称，前述《股权证》是2020年7月发证的，此时回迁安置已基本完成，与本案无关。

庭审中，唐鑫龙对被告提交的一些证据提出了质疑，包括制定《补充条款》的会议照片。其指出，2024年9月21日召开了社区事务专题会议，记录显示7人出席，记录员1人，但会议照片显示共6人参会，记录与照片不符。

律师：相关安置待遇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6月15日，圃田社区居委会主任刘金合向表示，唐鑫龙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也已经开过庭，就等法院判决。对其他问题，其不接受采访。

曾代表圃田乡政府出庭应诉的副科级干部李海亮向表示，唐鑫龙是其养母办的收养手续，除唐鑫龙外，其他“随迁子女”都是再婚配偶的亲生子，既然养子和亲生子的法律定位一样，唐鑫龙就应和其他“再婚配偶随迁子女”一样，按照政策享受成本价安置。对于是否认可唐鑫龙和唐某的养子关系，其未直接回应。

唐鑫龙则质疑：其他“再婚配偶随迁子女”和他情况不同，“至少，他们在户口本上和户主的关系不是养子”。

对于该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陈卓律师指出，唐鑫龙是否能享受正常安置补偿待遇，关键在于，唐鑫龙能否被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所谓“再婚配偶随迁子女”等政策条款是否合法合理。

其指出，成员资格本质是一种成员权，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第11条以及现行司法实践中，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律标准归纳为三要件：户口、义务、以集体生产资料为基本生存保障。而对于继子女的成员资格，除了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及村规民约，还应考虑农村风俗习惯。本案中，应重点考虑唐鑫龙与其继父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不应以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子女，简单否定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身份联系。

陈卓指出，从法律规范角度看，唐鑫龙系唐某继子。但因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继子可被认定为养子。结合唐鑫龙9岁即与继父共同生活，随继父改姓，继父膝下无其他子女、村集体于唐鑫龙12岁时即将其户口迁入，后还为其办理了独生子女证等现实情况，从农村习俗角度来看，可以解释为村集体实际将唐鑫龙视作唐某养子。因此，相关安置待遇的合理性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