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5日至28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和大成郑玄文化中心主办的“首届全国郑玄经学学术研讨会”在郑玄故里——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召开。来自全国四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郑氏后人及其他嘉宾百余人参会。会议得到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峡山区管委会的全力支持。

与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

8月26日开幕式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孙敬明先生主持。山东省潍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纪伟先生在致辞中指出，郑玄作为出身于潍坊的经学大师，其学术成就与精神品格，不仅是潍坊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文脉传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近年来，潍坊市持续推进郑玄文化的挖掘、保护与转化，推动千年“郑学”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本次会议既有学术深度，又接时代地气，将为潍坊乃至全国的“郑学”研究与传统文化传承注入强劲动力。郑氏后人代表、杭州齐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为理先生介绍了郑氏后人的流动与分布情况，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郑氏后人在全国各地捐资捐款修缮郑氏文化名人如郑成功等纪念馆活动情况进行了介绍。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陈壁生教授指出，潍坊是郑玄故里，郑玄的经学成就决定性地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经学走向，但现代学术界对郑玄的重视与了解程度不足。近十余年来随着经学重新受到重视，郑玄研究才真正在现代学术中展开，呈现多学科、多元化、研究队伍年轻化等特征，因此，在郑玄研究领域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使其深入到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进而产生新的郑玄研究新经典，需要当代学者的继续努力。本次会议是为不同学科学者进行郑玄研究搭建学术交流空间与平台的第一次尝试。

开幕式

在主题报告阶段，六位学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丁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春秋〉学成就论略》，他从散见于群经笺注及《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驳五经异义》和《春秋纬》等佚著之中的相关论述出发，指出郑玄的《春秋》学具有融通三传、择善而从和“以礼为本”的学术取向。郑玄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也吸收了今文经学及谶纬思想，并为包括《春秋纬》在内的多部纬书作注，这也是郑玄在《春秋学》领域留下的一项贡献。郑玄以宏通的视野和严谨的训诂与精深的礼学素养，为《春秋》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深刻影响了后世经学和纬学的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郑注酒礼与文化意义》，他从酒文化的历史渊源出发，指出中华文化很早就形成了鲜明的饮酒文化，酒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古人对如何健康文明饮酒建立礼仪文明的规范，因此他以郑玄对三《礼》的注解为对象，探讨饮酒的礼仪文明及文化意义，他以“爵”、“酬”等为例，通过郑玄的注解，对古代饮酒程序进行了生动具体的讲解。他提出今天有重塑饮酒礼乐文明的必要。

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齐鲁文化经典概览·郑玄》，他认为郑玄是汉学第一人。他从汉代经学史背景出发，认为郑玄继汉代今文经学董仲舒、古文经学刘歆之后，以兼综今古、遍注群经的学术特征，成为汉代经学最重要的三人之一。郑玄的生平、从学以及著述经历体现出政治上的逆境推动了学术上的辉煌，郑玄在礼学、《诗经》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当下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郑玄经学具有鲜明的特征，两汉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结晶就是郑学的诞生。

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超越问题在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从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超越”问题的争论出发，认为超越性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不应被否定。超越与内在只是一种符号，对应的是人类对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体验。不同文明虽体验方式不同，但体验本身是等价的。经学研究需基于对经典的永恒真理的信念，这种信念背后是对超越的终极信念。

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的经典〈周易〉象视域诠释与王道重建》。他指出，郑玄一生在博通、遍注各经与诸纬基础上，最后由象切入，诠释了跃居众经之首的《周易》。郑玄打通卦所涵蕴符示的阴阳消息律动贯穿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外内显隐之象，重建《周易》内涵的王道。他将礼学的精神融贯到易学中，礼学与易学的深层会通深化升华了经学的精神，对当代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华文明建设仍富重要启迪价值。

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重其衰麻、减其日月：郑玄齐衰三月服义》。他认为依据郑玄《仪礼·丧服》注“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对曾祖、高祖制服有三个步骤，先考虑生活亲亲，得出本服分别为小功、缌麻；再考虑尊尊分别加隆为大功、小功；第三步，鉴于小功作为只能表达生活亲亲的兄弟之服，无法表达生命亲亲，为凸显曾高所代表的宗之尊，就要抑制本服加隆中的个体生活亲亲情感（减其日月），而强化对生命连续体宗的情感（重其衰麻），最后以齐衰三月服制表示。齐衰三月由此而成为专门表达宗之尊的服制。

主题报告之后，大会还设置了三场分组讨论，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宣读论文并参与了讨论。

分组讨论第一场

第一组讨论由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吴飞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山东师范大学闫春新老师报告题为《何休对〈穀梁春秋〉经传的质疑及其郑玄的回应》作了专题发言，深入剖析了东汉何休从《公羊》学立场对《穀梁》经传的系统性质疑，以及郑玄以兼采今古的学术立场所作出的针锋相对的反驳。闫春新老师报告揭示了两汉《春秋》学内部的理论张力与互动机制，展现了经学诠释中的学派差异与方法论特点，对推动汉代经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并就何、郑二人诠释方法的异同、《穀梁》学在汉末的实际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解释。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以《郑玄“六天说”新论》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郑玄的“六天说”并非指六个具体的“天”，而是对天神体系的层次化构建，包括昊天上帝与五方上帝。陈壁生老师强调，郑玄通过“以经注经”的方法，融合《周礼》《礼记》等文献，建立起一套具有神学结构与礼制实践意义的天地祭祀体系。报告澄清了郑玄天学说的内在逻辑，也为其在汉代经学中的系统性地位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了《郑玄经学中的古史系统》。他指出，郑玄通过整合谶纬、经传与历法资料，构建了一套从天地开辟至汉代的帝王谱系和历史年代框架，包括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及秦汉帝王。报告强调，郑玄的古史体系不仅具有年代学意义，更与其祀天礼、三统五德说紧密相关，是理解其经学整体结构的重要维度，并对郑玄古史体系的文献依据、历法基础及其与刘歆《世经》的异同进行了深入探讨。

韶关学院秦东京老师题为《天命与政教——郑玄“六艺”观钩沉》，指出郑玄将河图、洛书视为“天神言语”，是天命传递的媒介，而“六艺”则是圣王对天命的实践与转化。秦老师特别强调《尚书中候》在郑玄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其直接记录了天命内容，是理解郑玄经学神政一体思想的关键，并对谶纬文献与经学关系、天命“正变”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吴飞老师在点评中指出：闫春新老师点明了春秋学在郑学经学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郑玄左氏学和穀梁学之间的关系，譬如如何理解郑玄“左氏善于礼”和“穀梁善于经”的经典论断；陈壁生老师的文章分明了“六天说”和“六天帝说”之间的区别，对我们认识郑玄天学提出了新的贡献，不过郑玄经学中对“天”“神”的认识和巫史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讨论。刘斌老师的文章呈现出和“古史辨”派对话的意图，试图补充和修正近代学术对上古史的认识，但“天皇”“地皇”“人皇”和“三皇”之间的关系或许需要更细致的辨析；秦东京老师的文章特别注意了纬书在郑玄经学中的重要性，以《尚书中候》为线索讨论郑玄经学与政教的关系，为进一步讨论郑玄易学和礼学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组讨论由山东大学王承略老师主持，山东大学郭超颖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进行报告。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论文题为《礼经门闑考——兼论〈礼记·玉藻〉与〈仪礼·聘礼〉中的入门之仪》。陈老师疏理辨析了源自郑注孔疏的“一闑”之说，与源自贾疏的“二闑”之说。而后指出，“一闑”“二闑”门制，古皆有之。前人论门闑之制，贾疏以前多言“一闑”，贾疏以后“二闑”之说继起；是因为唐代以后，宫室更加广大，所见二闑之门制愈多，贾氏不得不面对“现实”，故而“二闑”说兴起。

洛阳师范学院林秀富老师报告主题是《称情立文——谈〈丧服小记〉郑注一则》。林老师指出，《丧服小记》“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入于堂”，郑玄以情为注，与经文并不相应。林老师分析了“虞礼—祔礼—练礼”的礼典内涵，指出在礼典中，人、器物、时间、空间、礼典五种元素本来各有各的意义，通过行动主体人举行礼典，各元素被抟成一个具有意义的整体。林老师疏理了杖在丧礼中的用者、功能、意义与象征，从中进一步观察郑玄的解经方法。

山东体育学院张帅老师发表题为《先秦两汉儒家礼乐关系论述变迁研究》的报告。张老师分析了由先秦到两汉，“礼”与“乐”的关系变化和地位陟降。《乐记》中礼、乐为并列关系，在社会功能上有趋同性，汉儒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乐记》中的礼乐观。

福建师范大学廖明飞老师汇报了《仪礼大题疏校注稿》。廖老师在授课讲稿基础上，对“仪礼”“郑氏注”下疏进行校勘、注释，注释主要征引贾氏己说以及孔颖达《五经正义》等唐以前文献，以与贾氏此疏相参证，同时择取宋以后至近人的相关论述，以为参考，从而解读疏文内容，揭示贾氏立说之逻辑及其依据。

评议环节，郭超颖老师讲到：陈绪波老师《〈仪礼〉宫室考》的成果享有盛誉，复原的诸多仪礼图实事求是遵循郑注，本文在现有材料的条件下，考辨疏理得翔实充分；士介、大夫介分别在君两侧应该是较准确的；历代建筑变化不完全吻合《仪礼图》，从而造成歧义。林秀富老师的文章把握住了郑玄注经中对人情恰到好处的揭示，强调了细碎仪节背后的时空感。张帅老师关注了重要问题，不过需要考虑《乐记》文本是缀合编撰而成的，另外，乐的作用受到西周与汉代不同国家形态的影响。廖明飞老师所举“叙官之法”等例确引人思考，不过“即有挚见乡大夫见己君及见来朝諸侯”，廖老师提出的“鄉”为“卿”之讹似可继续讨论。四位汇报人及方向东老师等其他在场老师对郭超颖老师的评议进行了回应和补充。

第三组讨论由山东大学王新春老师主持，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重庆大学冯茜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北宋政和明堂与郑玄的明堂礼说》，冯老师指出政和明堂在形制上采用内五室、外环以十二堂的结构。这一形制没有沿用崇宁年间的姚舜仁明堂，而是来自神宗元丰时期的明堂图，从崇宁到政和，徽宗朝的明堂营建，由《大戴礼》本位的九室转向了《周礼》本位的五室。政和明堂是明堂建制史上唯一以《周礼》五室为基础，融合《月令》十二堂的明堂，影响了其后乃至清代的明堂学说。

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东汉禘祫礼体系的演变与正统性构造》，王老师通过分析东汉禘祫礼体系的建立、演变，揭示其与王朝正统性构造之关系。王老师认为秦汉以来首次建立起完备的禘祫制度是在东汉，东汉禘祫既是对先秦礼书禘祫记载的初次大规模复原，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内容及特点，为魏晋至隋唐禘祫宗庙礼的发展、禘祫经义之论辩奠定基础，东汉禘祫于礼制史、政治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气运与政教：郑玄五帝祷祀体系诸层面》，孙老师考察了郑玄礼学体系中对五精帝的多种祭祀，详细分析了郑玄如何通过基于五精帝的气论为政权合法性和政治运作奠定宇宙论基础。孙老师首先指出郑玄礼学体系中明堂宗祀和五郊迎气是五帝祀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此二者一分一合相互配套，是对政权受命、政教时令的分别宣示，其创新和基点在于五精帝。接着，孙老师进一步讨论了郑玄如何用五精帝体系重新诠释了《洪范五行传》。最后，孙老师又回到三礼传统中的另一个五精帝祭祀：雩祀，他认为尽管雩祀也是合祭五帝，但其意义与明堂、迎气却有不同，偏重于五行之气所主导的“庶征”，也就是对王朝时令气候的调节。

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明堂礼祭五帝之形成与确立》，高老师从梳理两汉国家祭祀入手，考察了明堂礼祭“五帝”的成立过程，由此再进一步追溯经典诠释中将明堂所祭之“上帝”释为“五帝”的由来和理据。高老师指出东汉大儒郑玄通过整合纬书与经传，建构起“六天说”，首次为经学解释中论证明堂礼祭五帝奠定了基础。汉代以后，郑玄的理论成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明堂礼祭五帝的主要依据。

褚叶儿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冯茜老师细致考察和复原了政和明堂的形制，分析了其经学渊源；另外还可以关注政和明堂的设计除了经学化的考量之外，是否还参与了一种更广义的帝王神圣化工程的营造。王尔老师展示了东汉从创业到继统不同时期禘祫礼的调整，并揭示了其政治义涵；但若以礼制和人情之间的关系和张力为线索来看待东汉禘祫礼的调整，是否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考察。孙逸超老师重点阐释了主宰五行之气与自然秩序的五精帝所具有的王朝政治的宇宙论内涵，细致地整合了相关礼制，梳理出五精帝——五行之气——气候——政教秩序之间的逻辑链，指出郑玄认为人与五行之气存在一种感应关系；然而，这种感应是否能等同于人为的“操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高隽老师梳理了两汉明堂礼的实践中，太一逐渐退场、五帝逐渐成为主祭对象的过程，并在逻辑的层面分析了郑玄如何援纬注经、处理太一（昊天上帝）与五天帝的关系问题；期待高老师进一步对郑玄理论体系中昊天上帝和五天帝之间的张力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分组讨论第二场

第一组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主持，山东师范大学闫春新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报告题为《徐彦〈公羊疏〉的郑学背景》。报告通过天子是否爵称、三年丧、五刑制度等具体案例，指出徐彦虽试图调和何、郑之说，但在多数情况下仍倾向于郑学立场，显示出其学术立场并非纯粹的公羊家法，而是带有明显的郑学色彩。徐彦不仅在具体经注上依从郑说，更在整体知识结构上深受郑学影响。此外，徐彦对郑注版本的高度依赖，反映出北朝时期郑学在经疏中的权威地位。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报告题为《宗主分途：论郑玄、何休经典观之异同》从经典观的维度，深入比较了郑玄与何休在《春秋》与《周礼》诠释上的根本差异。他指出，何休持“《春秋》一元观”，以《公羊》为宗，强调孔子改制与拨乱反正；而郑玄则主张“六艺一体观”，以《周礼》为核心，融通群经，构建礼制体系。高瑞杰老师进一步分析二人对谶纬、礼制、太平理想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其背后共同的儒家政治关怀，深化了对汉末经学内在张力与统一性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禹彤老师报告题为《论郑玄和董仲舒对〈中庸〉与〈春秋〉的互诠》，指出郑玄将《中庸》视为子思述孔子之德的著作，并引《春秋》之义以证成；董仲舒则从天道观出发，以“中和”说为《春秋》灾异论提供宇宙论依据。刘禹彤老师强调，二人虽立足点不同，但共同构建了汉代“依天立礼”“即教言性”的经学诠释传统，为重新理解汉代《中庸》学的礼学属性与天道维度提供了新路径。

湖州师范学院胡媛老师发言题为《为〈左氏〉正名：章太炎对何、郑之争的回应与赓续》，系统梳理了章太炎对东汉何休与郑玄《春秋》学争论的理解。她指出，章太炎通过《驳箴膏肓评》等著作，不仅反驳了刘逢禄对《左传》的质疑，更在晚清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为《左传》正名，强调其解经地位与体系价值。胡媛老师认为，章太炎的回应并非简单的门户之见，而是基于对《左传》学体系的深入建构，体现其由汉学入经、由经入史的学术路径，为理解晚清经学转型提供了重要视角。

闫春新老师在点评中指出：宫志翀老师的文章开拓了研究《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新思路，将徐彦注疏放置于汉唐春秋学发展的脉络中进行理解，同时对“疏不破注”的传统理论进行了突破，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价值；高瑞杰老师的文章对郑玄何休春秋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解释了郑玄通过周礼统合春秋三传的方式，不过这一解经思路发源自郑玄抑或刘歆仍可以进一步讨论；刘禹彤老师的文章通过《春秋》和《中庸》的互诠，为理解汉代经学“以经解经”的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对董仲舒和郑玄的解经差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胡媛老师的文章对章太炎对何休、郑玄的认识进行了梳理，开拓了理解章太炎经学观的思路，但仍可以对章太炎解释《公》《穀》时的思想转变路径进行进一步解释。

第二组讨论由湖南大学张海英老师主持，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评议，四位学者进行报告。

潍坊学院赵红卫老师报告的主题为《郑玄礼学思想与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体系的形成演进——以郑玄三〈礼〉注为考察中心》。赵老师指出，郑玄三《礼》注，对山川祭祀象征意义的深化和拓展，对岳镇海渎地理符号具体指称的注解，和对以岳渎为代表的山川祭祀礼仪礼制的阐释，均深远影响了后世建国制礼中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体系的形成演变。

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报告了题为《郑玄佚篇一则钩沉——兼论汉末旧君名讳议的学术与政治经纬》的论文。范老师根据《北堂书钞》所录郑玄佚篇《论旧君名讳》和《孔融集》的两条相关佚文，考辨东汉末年应劭、张昭等学者围绕针对是否须为本郡历任太守（“旧君”）避讳的论辩历史场景。范老师指出，应劭将天下吏民不得与历任皇帝同名的汉制传统引入郡内，希望通过强化郡域范围的旧君伦理，巩固地方社会，以维系汉家天下秩序；张昭、郑玄等人则更为强调超越地域的家内五服伦序及其限断，提出基于经义重建秩序的另一思路。

中山大学李晓帆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与“祭祀”“祷祠”相对说的确立》。李老师指出，郑玄在共注“三礼”时，为调和文本矛盾，系统性地将“祭祀”狭义化为有规律、非功利的常祀，而与因事而起、功利的“祷祠”相对立。后世学者多沿袭此说，并将其移用于《礼记》的解释中。然而，通过细致考证可以发现，《礼记》几乎没有将“祭祀”仅限于“常祀”的例子出现，其中诸多因事求福而进行的事神活动亦可称为“祭祀”，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祭祀”一词的狭义含义在《礼记》中或不能完全成立。

郑州大学王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绿衣”改字看郑玄的经义建构》。王老师通过《周礼·内司服》“绿衣”与《诗经·邶风·绿衣》的经义冲突案例，深入分析了郑玄为追求经典体系一致性而采取的改字释经方法。郑玄将“绿衣”校改为“褖衣”，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贯通三《礼》的妇人服制体系。此举体现了其弥合经义、构建宏大礼学系统的努力，但后世《诗》学家多不采纳此改字，反映出对《诗经》与三《礼》分属不同系统的基本认知，亦揭示了郑学体系化努力的限度。

陈绪波老师评议认为：赵红卫老师文章的切入点新颖而操作性强，且注重郑玄思想政治性、现实性的一面。不过，郑注中表现出的礼义，需要重视区分哪些为三礼中本有的，哪些是郑玄自身的思想；另外，可以更多与其他文献中提到的五岳、五镇、四渎进行关联和比较；文章的呈现也可加入一些地图材料，使读者阅读更加直观。范云飞老师文章首次发现了郑玄佚篇《论旧君名讳》，还原了旧君名讳论辩并深入其后的汉末社会历史背景，非常有学术价值。王勇老师的文章通过郑玄改字案例，揭示了其为构建体系化经解而调整文本的策略与局限，研究扎实且具启发性。建议可扩大考察范围，对三礼及诗礼体系中的类似现象做全景梳理，总结条例，以更具普遍意义。李晓帆老师的研究虽聚焦“祭祀”“祷祠”词义辨析，实则深刻触及郑玄三礼互注中的体系性矛盾，尤其是其尊《周礼》而引发的经义冲突。并指出祭祀本质上皆为求福，可进一步区分消极祈求与积极寄托的不同层面。

第三组讨论由大成郑玄文化中心王月星老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赵四方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山东大学郭超颖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郑学维持南北朝世道》，郭老师认为郑玄以礼学、礼义为核心，一以贯之地实践了弥纶六经、百王之道一的诸经融通理路。郑玄借鉴《春秋》学的传解路径，协同五经语法训诂类属，完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经文语言学理论，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经义的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郑学则进一步凝固推至儒家的经义法则与理据，推动治政的一体化、社会的礼治化，使儒家经典的方法论能够始终参与到实践之中。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路则权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语郑氏注〉的解释学分析——与伽达默尔的对话》，路老师以郑玄《论语注》为核心文本，通过分析郑玄“通学”方法中的历史意识、“礼学诠释”中的实践智慧以及“圣意追求”中的本体论承诺，认为郑玄的诠释实践与伽达默尔“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应用”等概念存在深层共鸣。从而进一步探索两种诠释传统互补的可能性，尝试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中国经学传统的跨文化对话中，重新审视汉代经典诠释的本质。

孔子研究院李翠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学、政治与书写：汉魏之际郑玄形象的多重建构》。李翠老师认为，汉魏鼎革之际，郑玄的形象经历了一场多维度、多主体的建构过程。其死亡叙事的根本歧异实为政治攻防之文本体现；范晔以“郑氏家法”取代“郑氏学”的术语转换，旨在遮蔽郑玄学脉与曹魏政权的深度关联及其弟子参与关键政治事件的史实；而魏晋之际“郑王之争”的兴起，则标志着经学诠释为服务新政权需求而发生的根本转型。此案例深刻呈现政治更迭中经学权威塑造、历史叙事策略与学术典范转移的复杂互构，为理解汉魏思想史转折提供关键范式。

湖南省社科院张攀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高谈议汉儒”流传的学术史意涵》。张攀利老师认为，出现于宋代的“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高谈议汉儒”一语，其基本义指重视郑玄及汉儒学术传统，延伸义为敬畏前贤，谦虚好学。此语的流传历史可映射出宋明元清的学术变迁：一方面，在宋明理学主导的学术进程中，不断有学者引用它来提倡重视郑玄及汉儒学术，延续着郑学及汉唐注疏的学术传统，至清代成为郑学、汉学复兴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宋明理学盛行的学术影响下，它既呈现通俗化而用来提倡敬畏前贤、谦虚好学的学风，又被借用来转向推崇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术地位。

赵四方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郭超颖老师从陈澧“郑学维持南北朝世道”的判断出发，进一步研究了郑玄对魏晋南北朝学术和政治的创造性更新；期待郭老师接下来就郑学如何参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和政治做更加深入的探讨。路则权老师从诠释学的视角对郑玄《论语注》做出分析，深入到各自的学术脉络中，推动了郑学和诠释学的交流，提供了一种经学诠释学建构的路径；然而，相对于郑玄的“三礼”注、《周易注》等，利用郑玄《论语注》与西方诠释学对话是否有什么特殊考量？李翠老师对郑玄之死的分析非常精彩，一一钩稽出郑玄之死记载的分歧与隐喻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郑氏学”与“郑氏家法”两个术语在历史叙事中有何差别？为什么“郑氏学”一语与曹魏政权深入绑定而“郑氏家法”一语却与曹魏政权解绑？张攀利老师的视野非常宏阔，追溯了“读书未到康成处”一句的最早渊源，由此梳理它在宋元的兴起、明代的流行与清代的义指收缩。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这句话在明代流行的原因。为什么在宋明理学的环境中这句话还能流行？清代的汉学复兴是否与此有延续关系？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就“郑氏学”与“郑氏家法”的差别、“读书未到康成处”一语在明清之际的相关材料状况与其代表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分组讨论第三场

第一组讨论由《中原文化研究》贾晓东老师主持，洛阳师范学院林秀富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安徽大学覃力维老师报告题为《清代前期郑学辑佚考》，聚焦清代前期郑玄佚著的辑佚工作，重点探讨了朱彝尊、臧琳、方楘如、惠栋等人在辑佚方面的贡献与争议。他指出，除学者辑本外，尚有多种托名王应麟的旧辑本流传，影响深远。覃老师特别分析了惠栋是否“嫁名”王应麟的学术公案，并通过对江南与西北地区辑本流传的考察，揭示了清代辑佚学中的地域竞争与学术传承机制，对理解乾嘉辑佚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赵四方老师就《“学统重建”与清代学术史再研究》作主题发言。报告系统梳理了清代学者对孔门学统与汉儒学统的重构过程，重点分析了子夏、伏生、郑玄、何休等人在清代学术谱系中地位的抬升，以及“学统”观念对乾嘉学派、吴皖分派及常州今文学派的影响。赵老师从“学统”视角切入，有效突破了传统“道统”叙事的局限，为理解清代学术的内在脉络与转型动力提供了新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晓璇老师报告题为《万柳堂与清前中期学术风气》，以万柳堂为空间载体，探讨其在清前中期学术活动中的象征意义。李老师指出，万柳堂是元代廉希宪的旧迹，在清代成为冯溥、阮元、胡培翚等人举办修禊、祀郑等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尤其是胡培翚等人考订郑玄生日并举行祀郑活动，体现了清代学者对郑玄的尊崇与学术认同。李老师认为，万柳堂的兴衰反映了清代学术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以及学术活动与空间的密切关联。

四川大学陶亮老师报告题为《许、郑之学与清中叶今文家法的重现》，探讨了清代中叶今文家法复兴过程中许慎与郑玄地位的升降变化。他指出，许慎因《五经异义》中今古学之分而地位上升，而郑玄则因“混乱家法”遭到刘逢禄等人的批评。陶老师强调，常州学派通过“申何难郑”构建起以《公羊》为核心的今文家法体系，试图超越惠栋以来的东汉古文学传统，揭示了清学内部从“通学”向“专守”转变的思想动力，为理解近代今古文之争提供了前史背景，陶老师并对廖平《今古学考》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今古学考》更接近于清代的汉学传统。

林秀富老师在点评中指出：覃力伟老师通过辑佚来观察清代郑学的兴起，赵四方老师以对郑玄形象的理解来观察清代不同学派的经学观点，并以“学统”作为线索切入，两篇文章都处理了郑学形象在清代学术发展中的变化，对理解清代学术史有重要推进；陶亮老师立足于今文家法在清代学术中的兴起，不过可能需要更多文献材料丰富论证，进一步关注文献学研究的成果，譬如清代学者吴廷华对郑玄的理解。李晓璇老师以空间勾连学术史，梳理了清代文人交游中学风的变化，通过现场感展现了有血有肉的学术史。

第二组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主持，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评议，四位学者进行报告。

山东师范大学杨静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以礼注〈易〉的哲学意蕴》。杨老师认为，郑玄在其天人之学的框架下，通过以礼注《易》的方式，将《易经》纳入礼学语境进行哲学阐释。他依托“太易”之本，运用气、数思维，构建了一个规律井然、万物感通的宇宙秩序，并由此开显人文世界的礼制。其说强调人道之礼“与天地同节”，旨在通过政教使人间秩序与天道秩序最终感通统一，实现“嘉会礼通”的理想社会，蕴含了其正定天下秩序的深沉现实关怀与儒者期许。

郑州大学蒋鑫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终极实在的隐显层次——郑玄注〈乾凿度〉新诠》。蒋老师对郑玄《乾凿度注》中的宇宙生成论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指出，郑玄通过区分“本”与“始”，将终极实在的显现划分为四个层次：超越根据、不为万物提供基础的隐性“太易”（寂然无物）；作为万物“本原”的“浑沦”；作为生化开端的“气变”；以及最终形成的“宇宙秩序”（形变）。此诠释凸显了郑玄思想中终极实在具有隐显不同层次的结构性特点。

清华大学张逸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因经定历：郑玄历术析论》。张老师指出，面对东汉历术实测与经义诠释的张力，郑玄作为经学家，致力于将历术问题经学化。他以《周礼》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整合“岁、日、月、辰、宿”五要素的时空政教体系。通过复杂化日行理论、使星宿模型去实测化等诠释策略，弥合经义裂隙，赋予历术贯通天道与王权的工具性意义，体现了其历术观服务于经学体系建构的鲜明特点。

郑公街道办事处谢美龙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清阮元重修郑公祠碑碑阴十六人考述》。谢老师对清阮元所立重修郑公祠碑碑阴的捐资者题名进行了细致考据，考证出包括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等乾嘉学术名人在内的十六人完整名单。通过梳理他们与阮元的交游及其与郑玄学术的渊源，揭示了当时学者共同捐资修祠背后的学术认同与尊崇先贤之情，亦从侧面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学术风貌与人际网络。

范云飞老师评议认为：杨静老师对郑玄“以礼注《易》”的哲学内涵梳理深入，尤其认同其将郑玄学术与现实政治关怀紧密联系的观点，并建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区分郑玄个人思想与经注文本的差异，以更突出其独创性。蒋鑫老师对郑玄注《乾凿度》的本体论诠释十分精要，但就文本结构而言，或可简化为“气”循环往复（有无相生）的模型，并对构建复杂四阶段体系的必要性提出商榷。张逸轩老师提出的“历术经学化”视角非常关键，精准概括了郑玄注经时“文本优先”、为弥合经义而不拘泥于天文实测数据的特点，对此予以高度认同，并举例进行了补充。谢美龙老师的考证工作细致扎实，其关注中下层学者、还原学术现场的研究视角颇具价值，建议可进一步深入探究阮元重修郑公祠事件的具体运作过程、社会网络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后续影响。

第三组讨论由《光明日报》张亚雄老师主持，福建师范大学廖明飞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象刑”解：一种“公天下”时代的刑罚——以〈尚书·尧典〉“象以典型”的解释为中心》。郜喆老师认为，《尚书》中的“象刑”在文明史观与唯物史观这两个场域中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因此需要站在古典的立场上，回到《尚书·尧典》有关象刑的段落，寻找理解“象刑”的最佳线索。今文《尚书》家以之为在衣服上进行画像处理，来彰明罪人的身份；古文《尚书》家以之为墨、劓、剕、宫、大辟五种肉刑之法，是成文法的体现。后者是基于成文法典的刑罚体系；前者则是基于德义的公共审判，与共同体的放逐相联系。正是因“象刑”独特而绝对的公共性，今文经学家将其限定为“公天下”时代的刑罚。

南昌大学易宏熙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家人、宗法之尊的结合论为曾祖父之服》。易宏熙老师认为，《丧服》经传中规定的为曾祖父服是齐衰三月，历史上有从小功本服加为“义服”说、为曾祖当服“齐衰五月”之说、齐衰无受为“月数不定”说，减其月数“折除”衰服之加说、法象“天道一时小变”说、既葬除之“无服可受”说等进行理解，但都不尽人意。其实理解为曾祖何以齐衰三月，关键在于曾祖之“尊”是什么。曾祖之尊包含两部分，一是从父至尊推尊而来的家人之尊，二是从始祖传递而来的宗法之尊，是二者的结合。从正尊加隆，为曾祖当服大功，迭加代表宗法之尊的齐衰三月，则为齐衰三月受以大功九月，而考虑到实际受服，则是齐衰三月受以小功九月，而传言不敢以小功兄弟之服服至尊，则因世代已远而直接除服，故为齐衰三月。家人之尊源于父至尊，宗法之尊源于始祖，二者的结合，特别体现在《丧服》为曾祖父之服上。

清华大学刘晓婷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中庸〉“素隐行怪”章郑玄注发微》。刘晓婷老师认为，《中庸》“素隐行怪”章在汉宋解读中存在较大差异，显示出《中庸》经文具有较大解释空间。郑玄将“隐”解释为“隐遁”，指出时人之隐与圣人之隐两种避世隐遁的行为，圣人之隐是圣人不能得位行道的不得已与无奈。郑玄提出圣人之隐与其对《中庸》的整体诠释有关，他将《中庸》视为述孔子之德，圣人之隐是对孔子有德无位的描述。郑玄《中庸注》论孔子之德采纳了汉代今文学以《春秋》为孔子制法的观点。但与今文学以孔子制法独立前圣后圣不同，郑玄将孔子定位在与尧舜文武诸圣王相同的历史序列中，孔子之道即尧舜文武之道，也即是以礼乐政教为中心的中庸之道。孔子之隐，即有德无位的现实是孔子区别于其他圣王之所在，表达出郑玄对孔子的感伤与遗憾。

清华大学黄康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古今之别与清代丧服学的兴起》。黄康佳老师认为，清初丧服学与乾嘉以后有非常大的区别。清初学者由朱子礼学上溯仪礼学，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仪礼》古制与唐代以后的今制、以及以古制为中心的仪礼学与以今制为中心的家礼学之间的关系。汪琬《古今五服考异》作为清代第一部丧服学专著，很大程度上是对杨复式家礼学的回归。为了证成“礼时为大”的今制，汪琬质疑《仪礼》的可靠性，引起了阎若璩的激烈批评。阎若璩虽然在考据上力证汪琬有误，并有意梳理丧服古今制的关键差别，却未能讲出其中的义理。《读礼通考》接受阎若璩的考据，但又支持今制，主张“缘情制礼”纯就亲亲之情而言，进一步澄清了古今之别的义理内涵。经过汪、阎之争再到《读礼通考》，清代丧服义理学的问题意识初步成型。

廖明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郜喆老师从“象以典刑”的古文家与今文家的不同解释出发，对“象刑”的含义进行了深入阐发。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文中不直接涉及文本的差异，因此可以考虑“《今文尚书》家”与“《古文尚书》家”概念与“今文家”与“古文家”概念的辨析。易宏熙老师的文章文本分析细致深入、思辨性强，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文中涉及的盛世佐与郝敬的引文细节。刘晓婷老师的文章有一种娓娓道来的从容，从《中庸》素隐行怪章的郑注，讨论了郑玄的圣人观与孔子观这一重要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孔疏“半途而废”的解释是否不同于郑玄原意。黄康佳老师的文章从汪阎之争切入清代仪礼学史与丧服学史，选题较有价值，论证较为完善。文章中丧服学两度兴盛、唐代丧服学风气、汪琬尊崇朱子等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补充根据。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就从妻之从服看曾祖父之服、清初丧服学与乾嘉丧服学的差异、孔颖达“半途而废”的主体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圆桌论坛和闭幕式

圆桌论坛由清华大学唐文明老师主持，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重庆大学冯茜老师、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围绕“郑玄经学的当代意义”进行了发言。

赵晓力老师从经学与法律的关系讨论了经学的当代意义。赵老师以2009年济南“北雁云依”姓名权案件为例，认为在此案以前，姓和名在法律意义上都是符号。而此案以后的2014年，法律认定姓氏和名字的意义不同，姓氏体现了血缘继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这凸显出中国法律已经改变了从西方和日本移植来的父权制观念。日本与美国没有姓氏，全世界严格来说只有汉族和朝鲜、韩国严格施行宗法制意义上的“姓”。虽然对姓名权的法律阐释已经做了修正，但还需要经学学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来驾驭这一阐释。

陈壁生老师从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精神的角度探讨了当今郑玄研究的意义。陈老师指出，礼学是郑玄经学体系的核心，从这一核心出发，郑玄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概括。其一是重新整顿礼学。在汉代主流的今文经学体系中，礼经指《仪礼》而非《周礼》，由此面临着只有士礼没有天子礼的问题。这一特点导致汉代在以《春秋》学为本的风气下，对礼学的重视远远不足。而古文经典如《周礼》出现后，汉代面临将《周礼》和《仪礼》整顿到一个共同体系之中的问题。郑玄完成了这一任务，以《周礼》为本吸纳《仪礼》等各经。郑玄把整个经学体系转变为以礼学为本，改变了原来汉代的学术形态，也是中国作为礼乐文明的重要根基之一。其二是提出新的经史传统的方式。现在一般对经史传统的理解指从刘歆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脉络，认为六经都是王官学，与之相对应的是汉代今文学以六艺为孔子的一套法度。郑玄对两者进行综合，一方面认为六经除《春秋》之外都是古代圣人所遗留的法度，另一方面又认为孔子对圣王法度进行了删削，并作《春秋》。经过郑玄的解释，在经的范围上只有六经才能够成为经，但如果没有经过周孔所制，也不能称其为经。在郑玄经学中，六经就是“周孔制法”。这一方面融合经史，另一方面又把经与史完全分开。今天对郑玄经史传统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中国文明精神的重新理解和讨论。

陈绪波老师从当今流行的观念对传统礼学的挑战出发，提醒我们要思考礼学如何进行创新性转化。陈老师首先认为，当今对于经学和郑玄的宣传远远不够，并且要重新思考对经学和郑玄的定位。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核心是郑玄的礼学。郑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三《礼》，他的这一成就继承、发展、重构了孔子的思想。汉代最初只设立了《仪礼》博士，无法满足国家的政治建构。郑玄面对这一问题，把以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周礼》纳入礼学体系中当中，形成《三礼》系统。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为了吸取更多资源与《春秋》学抗争。郑玄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了三《礼》体系，后世礼学研究都是围绕郑玄的注解展开，这就是“礼是郑学”的真正含义。对当下来讲，现在是否需要成人礼、婚礼等礼制？是否需要制新礼，以及制礼背后的“义”是什么？这都是当今需要思考的问题。

冯茜老师从郑玄研究的方法讨论了如何真正理解郑玄。冯老师回顾了近十年来对郑玄的研究，认为当年乔秀岩老师的研究带来了一种郑玄视域。由于郑玄的想法依托于经注，所以如何以郑玄的方式理解郑玄是比较困难的。乔老师采用义疏学的方法，关注郑玄注释的经文依据、注释原则和思路，在此基础上推进郑玄研究。由于郑玄的体系十分复杂，以义疏学的方法对旧疏进行补充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更是很难形成学术文章，但是这样的工作是很基础也很有意义，如果未来真的能形成一个代替旧疏的新疏，对于我们理解郑玄是很有帮助的。通过研究郑玄，我们能够体会到义疏学这种很经典的经学工作方式，从而真正进入和理解经学。我们不可能把郑玄的思想照搬到现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看郑玄如何面对他的时代问题，然后思考当下如何面对时代问题。

高瑞杰老师从学术和生活两方面讨论了郑玄的当代意义。高老师认为，从学术方面讲，近半世纪以来，最影响中国哲学的思路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理论。这一理论被当代今文学学者接受后，特别强调孔子作为精神突破主体的意义。郑玄所处的时代是今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今文学以孔子之法对政治提出规劝，但是其思想理论过于高迈，无力面对汉家久旷大仪的困境，无力实现致太平的理想。在这种困境下，郑玄在强调精神突破之后，又返回宇宙论秩序中。尤其在东汉末年五经异义的争论中，郑玄一直在做折中的工作，这种做法更加契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面向。他面对今文学过于强调突破的困境，用一种礼乐的方式，实现了新的统合。正是郑玄对三《礼》的注解，使得三《礼》变成了可以效仿、可以实践的王朝典礼。从这个角度说，郑玄的经学思想是一种既突破又回返于宇宙论秩序中的体现。从生活方面讲，郑玄的礼乐制度也被社会学领域关注到。经过百余年来对礼教的污蔑，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人情、面子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现在很多社会学的实践发现，与其阻止不如因势利导。社会学深入乡村的研究，发掘出中国底层经过摧毁而又不绝如缕的礼乐文明，这就是郑玄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坚守，也是对当前郑玄研究的乐观之处。

宫志翀老师以郑玄为棱镜反省了当代的经学研究。宫老师认为，郑玄构造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经典的知识体系，他把不同类别的知识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拼图，并且这个解答的方案是最令人信服的，所以在郑玄之后的1700年里，整体的知识图景是不变的。在经学已经很难维持的阶段，还有一些晚清的经学家试图维持经学对世界的解释力，他们不得不面对郑玄的解释框架。这些经学家中一类关心秩序问题，如曹元弼、康有为、廖平，他们从郑玄的经学的知识体系里面提炼出了相关的理解中国文明秩序的某些方式，曹元弼提炼为人伦，康有为以区分今古的思路回到郑玄以前理解中国文明的特点，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破坏了郑玄的答案。另一个人是章太炎，他立足于郑玄之前的刘歆，在章太炎的理论里面没有秩序的包袱，只有历史性历史绵延的追求，所以章太炎能接受的是郑玄关于的古史传说的解释。最后是皮锡瑞，他没有这么明确的政治主张，可是他在学问上最深入。他将郑玄理解为今古文经学的棱镜，既想通过郑玄来恰切的区分今古，又觉得郑玄要为汉代经学的某些变化负责。当代的经学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在沿着晚清时期的某些方案在进展，而逼迫我们的是，能不能借助郑玄反思当代的经学研究，而非沿着某些片面的方法前进。郑玄研究在当代的重新兴起的理论意义，就在于郑玄仍旧作为1700多年前的完整的方案，给我们揭示了经典本身所需要的完整性。

范云飞老师揭示了礼义研究在当代的重要性。范老师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礼制研究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为历史学制度史研究中的礼制史，自居于历史学边缘的地位。想要回到舞台中央，就需要深层次揭示礼背后的礼义，郑玄注经对礼义层面有非常系统完整的解释。他首先非常注重文本上的、逻辑上的合理性，通过贯通群经而解一经，所以他可以经常把各个文本串联起来。此外，揭示礼义是郑玄的精华所在，而我们对郑玄礼义可能还有待进一步总结和挖掘。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礼义深入社会、生活之中，形塑了我们的国家社会。做礼学和礼制的研究，也就是要回到中国传统的语境之中，挖掘人、事、物之间交互关系的机理和脉络。在这个视域之下，研究关注的就不是外在的典礼，而是更为深入社会的礼义。以皇帝即位礼为例，日本学者引入韦伯的视角，将汉代皇帝即位礼解释位即天子位和王位两个阶段。但是郑玄通过对《尚书·顾命》的注解，结合《礼记·曲礼》，运用一连串解经技巧，分别了大殓和即位礼的日子，这背后体现出对人的哀乐情感与礼仪的吉凶属性相匹配。如果我们循着郑玄的思路，把中国古代的人、事、物之间交互关系的基本脉络寻出来，可能会对于中国古代的理解可能更进一层。

圆桌论坛合影

闭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吴飞老师致辞。

吴飞老师首先提到经学“田野考察”的意义。经学的“田野考察”使得经学研究者在空间上与经学家相遇，这种相遇和仅仅阅读书本感觉不一样。因此这次在郑玄故乡讨论郑玄，尤其能体现郑玄的深度和广度。如今郑玄文化很难普及或许有很多客观理由，但根本上还是因为郑玄经注的方式离时代太遥远，他的学问很难变成当代的东西。只有对郑玄的研究相当深入以后，再慢慢转化。接着吴老师回顾了这些年郑玄研究的变化。早期如张舜徽、杨天宇、王利器时代的郑玄研究仅仅从训诂和文字学的角度理解郑玄。另一个郑学研究里程碑是乔秀岩的《郑学第一原理》，受到乔老师的影响，许多学者接受了结构取义的思路。意识到礼学是经学的枢纽，是近些年经学研究的进步，但还需要打通郑玄的礼学、易学和纬书注。礼是郑学，但郑学不只是礼学，他有一个贯通天人的体系。由文字学到礼学到天学，郑玄的体系逐渐清晰。最后，吴老师讨论了经学的核心精神。郑玄的工作主要是注经，他的学问是通过注经形成的。经本身构成史，也是在史中理解经，从经到传再到注疏，展现了一种由经典儒学到创造性思想的发展。经学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最高总结，至于这一核心精神是什么，各位学者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正是由于有不同学科的交流，有各方面的张力，才形成如今经学研究的繁荣局面，期待未来的郑学研究能产生更加丰硕的成果。

最后，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教授作为主办方表达了对潍坊市政府相关部门、参会学者以及会务人员的感谢，并宣布大会圆满闭幕。

大会还组织专家学者、郑氏后人、与会嘉宾等赴潍坊市峡山区郑公祠、康成书院、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峡山新时代基因传承展、郑玄文化主题书画展等地参观学习；此外，大会还征集到15位学者，将所著关于郑玄经学的专著、文集、古籍整理等，赠予“峡山区大成郑玄文化中心”收藏。

赠书名单如下：

丁  鼎（山东师范大学） 《三礼学通史》

方向东（南京师范大学）《五礼通考》

陈壁生（清华大学）《孝经正义》《中国文明史中的郑玄经学》

吴  飞（北京大学）《丧服郑氏学》

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陈介祺与中国经学金石学及考古学研究类稿》《潍水集》《海岱古钱新解》《潍水文化概论》《潍坊金石学》《潍坊古国》《陈介祺研究》

王承略（山东大学）《后汉书》

王新春（山东大学）《汉末荀郑虞三家易学与经学精神的重建》

闫春新（山东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汉宋经史新探》

陈绪波（重庆大学）《仪礼宫室考》

冯  茜（重庆大学）《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

乔秀岩 叶纯芳（北京大学）《学术史读书记》《文献学读书记》

郭超颖（山东大学）《仪礼郑注发微》

何大海（中国石油大学）《郑玄谶纬学天论体系研究》

王  尔（中国人民大学）《两汉承续与新汉本位》

覃力维（安徽大学）《佚礼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