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将聚焦于以下三个主题：一是工业化对现代战争的影响；二是自然作为人类冲突中永恒的参与者；三是现代战争造成的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工业化与现代战争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它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主题，本讲进一步将工业化框定在“科技”范围内讨论。科技发展是区别现代和前现代战争的标志。战略层面上讲，从古至今，战争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它一直关乎着荣誉、声望、领土和资源。简言之，战争为政治军事利益而生。战争从来都具有破坏性，至少也是对地方或区域景观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无论是开采资源供给军队，还是交战时对森林、土地、城镇等的毁坏，又或者是士兵战死引发的人口动乱，战争都改变了土地利用类型和疾病传播机制。如果说前现代战争和现代战争都具有上述一般特性，那么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呢？工业化是一大区分点，它改变的既非战争的目标，也非战争的结果，而是改变了战争的规模。与日常生活里方方面面的变化相适应，无论在通讯方式，还是生产模式，又或者在经济增速上，工业化改变了战争规模和范围的可能性，军事冲突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契机。因此，现代世界的战争比前现代更激烈、更快速。

早在20世纪之前，工业化就已经开始了。可能有人会质疑，本讲为什么只局限在过去的100年间。我并不认为现代性是20世纪才有的，但20世纪的特殊性在于，其间军事科技得到空前广泛运用，战争成为了一种全球现象。20世纪上半叶用于战争的机动车辆、飞机和化学药剂，其相关技术一直沿用至该世纪末。

以上技术早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汽船发明于18世纪末；铁路发明于19世纪初；汽车发明于19世纪末；飞机早在1900年就有了，只是当时飞行技术尚未成熟，直至1903年才试飞成功。当然，任何一项发明都立即会被投入到军事应用里。汽船是19世纪海军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期间，铁路的大量铺设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1812年的俄法战争时，拿破仑并无坦克可用；甲午战争（1894-1895）期间，军事部署里也没有飞机。而在20世纪的几乎每一场战争里，机动车辆、飞机、燃料动力船、化学药剂都会以某种形式被使用，这一切都要依托于全球资源。20世纪之前的战争，战争资源基本由战场周边供应。到了20世纪时，在军事科技的支持之下，军队可以远程作战，远距离供给人员和装备亦成为常态。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是“给‘那边’的部队供粮”（feeding the troops“over there”）这句话被用来描述美国对欧洲西线战场的贡献。一战期间，美国成为欧洲西线战场上各国的粮食供给方。欧洲西线战场上的作战部队对粮食有源源不断的需求。法国因受战争影响无法种植小麦，美国便顺势接棒，用船只把军需小麦运往大西洋彼岸。现代科技提供了动力：燃气驱动着拖拉机和收割机的运转；蒸汽动力保障着铁路运输和船运，大宗粮食因而能快速补给欧洲西线战场。战时需求和现代科技彻底重组了南、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的生态，先前的草场摇身一变，变成了欧洲西线战场的粮仓。1916-1919年正值多雨年份，美国农民误认为大平原是天赐粮仓。然而，战事一结束，对粮食的需求收缩之时，恰巧雨量也同期骤减了。粮食需求和降水量降至低点，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破灭了，许多农民纷纷遗弃土地另谋出路，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表土尽失，寸草不生。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也有相似的经历。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尘暴》一书中写道：“极端条件是生态崩溃的推手，尘暴因而滚滚而至。”这不免让人思考：欧洲的一场战事如何波及美国西部的平原和草原，推动了美国的生态转型？

下一个例子与20世纪10-4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关。明治维新驱动着日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满足工厂所需，日本必须保障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安全。这助长了日本在亚洲实施帝国主义的计划。出于对能源动力的渴求，日军的铁蹄踏遍了亚洲各处，从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一路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其所过之地不仅生灵涂炭，生态系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回顾日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这段历史，发动征服战争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影响，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后果。

第三个例子转向二战。二战期间，空中力量首次成为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飞机在一战时就投入使用了，但其广泛的作战用途到二战时才得以明晰。飞机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刺激了对原材料铝的需求，也刺激了对生产设备的需求。在英属圭亚那地区出产铝之后，这批原料会被送到加拿大的工厂进一步加工。加拿大为此修建了水坝，为工厂将铝材制成飞机提供动力。最终的结果是，成品飞机投入二战中使用。因此，二战中对飞机的需求，导致了对英属圭亚那地区铝土矿开发的增加，还推进了加拿大工厂和水坝的建设。每一项工程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生态影响。

图1 铝的商品供应链

最后一个例子是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两次战争，即两次海湾战争，及其涉及的全球商品链。坦白地讲，这两次战争都是石油争夺战。乔治·W.布什总统在1991年对伊拉克开战的公开战略目标是确保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备。美国依赖中东的石油，已是公开的秘密。石油不仅是美国国内急需的资源，也是撬动中东地区的外交杠杆。2003年时尽管世界石油需求未见大幅增长，但石油仍是第二次海湾战争发动的一项重要因素。萨达姆·侯赛因还曾下令点燃科威特境内的700多口油井，导致石油泄漏到周边的水域，拖慢了美军进军巴格达的步伐。教训是深刻的：不择手段地攫取资源会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战争往往是为了争夺各种资源的控制权。无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无一不为石油资源的储备安全而战。虽然上述两种情形并不完全相同，但以上两个国家的行径和背后的动机却如出一辙，即控制某一种自然资源。故而，燃料成了国际冲突的导火索，国际冲突成了环境破坏和退化的元凶。除此之外，四个案例都表明了20世纪的战争需求扩张了全球资源网络。工业时代里，这既成了现代科技发展的助推器，又成了发动战争的催化剂。全球资源被集中调配以投入军用，远距离调配资源变为可能。不止于此，朱迪斯·M.本内特（Judith A. Bennett）在《本土物种与外来物种：二战与南太平洋的环境》一书中表示，战争加速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有害生物群、微生物和入侵动植物的交换。总的来说，军事行动诱发对全球资源的需求。而生态视域之下，这会加速地球的萎缩。自然是人类冲突的内在组成部分，现代科技让冲突造成的环境恶果在更大规模和范围上呈现。

自然作为战争的一部分

自然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友，是敌，还是受害者？首先要考量战争环境，即直接的物理性的自然环境（地形、地势、植被、气候等）。单个士兵的口述最具有说服力，他们的旧闻轶事值得回顾。一战期间，西线战场上流传的故事基本都在讲自然对士兵存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15年初，一个法国士兵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想死，但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异常地冷。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身上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我希望敌人能够发动进攻，那样身体还能暖和些。”这个士兵的主要敌人不是无人区那端战壕里的德军，而是寒冷。那股寒冷不分白昼地折磨着他。另一段轶事摘自1917年3月出版的一份法国报纸，内容别无二致，内容讲述的是自然对士兵生命健康的影响。“泥浆朝他吐出有毒的口水，士兵团团围住他，活埋了他。男人们死于活埋，和死于枪下很像。”不过前者看起来更可怕，泥土是男人们身体的沉降之所，灵魂也会在此坠落。一战里的旧闻轶事表明，自然是现代战争中士兵的日常体验。当然，前现代战争里的士兵也是如此。不过，西线战场上的泥土混合了现代科技。不间断的炮击、不间断的轰炸，成为新型泥土创生的有利条件。而在新形成的泥土地上，士兵们几乎不可能以一种正常状态作战或者生活。

现代战争创造的环境条件，让战争体验差到了极点。士兵们遭受到的大自然的折磨，和落到敌军手里的折磨相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同样，环境条件也困扰着两次海湾战争里的士兵们。这两回的折磨不在冷，也不在泥土，而是酷暑和沙地。沙地足以让士兵不堪折磨。或许，美军真正的敌人并非伊拉克军队，而是伊拉克的环境。

与此同时，战争是疾病的催化剂。一战时期爆发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是最佳的例证，这场世界大战成了H1N1流感病毒传播的温床。疟疾又是另一例证。二战时期，疟疾对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士兵而言，是可怕的梦魇。特别是对之前在家乡没接触过疟疾的人来讲，这尤其恐怖。战时环境也极利于疟疾的滋生。以意大利为例，战前，疟疾不是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地区发展过程中也消除了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所必需的繁殖条件。不料在二战期间，意大利遭到连番的炮轰和空袭，弹坑易积水，这给蚊子的繁殖创造了条件，疟疾的发病率也大幅度增加。为了灭蚊，人们开始大范围喷洒滴滴涕（DDT）。由此可见，战争创造了疾病的环境，只能靠喷洒有毒化学物质灭蚊，以减少疟疾的发病率。战争与自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军队也在试图掌控自然。图2是未使用DDT和橙剂时的越南某条河流航道的航拍图，那时森林茂密，植被繁盛，图3则是同一条河流航道的航拍图，橙剂对植被的破坏一览无遗。现代战争中破坏景观以提高作战能力并不是新鲜事。但在20世纪，景观破坏的规模和比例都大幅度增加了。橙剂就是铁证。越战期间，美国空军向大片越南土地高空抛洒橙剂。此举让北越军（越南人民军）和越共游击队无处隐蔽，不仅保障了驻越美军身处安全区，还破坏了越共游击队的游击战术。橙剂不仅对当下的环境造成了破坏，还导致了长期的健康恶果。战争期间接触过橙剂的越南平民，长期饱受橙剂引发的后遗症——成人罹患各种癌症，新生儿患有先天残疾。橙剂无法在空气或阳光下降解，其化学性质十分稳定，一旦渗入土壤中就难以根除了。在1976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各成员国通过并签署了公约，制止橙剂等破坏环境的新兴科技被投入战争。该公约为军事环境史视域内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其全称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Military or Any Other Hostile Use of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公约强调，“各缔约国保证，不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具有广泛、持久或严重后果的改变环境的技术作为摧毁、破坏或伤害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手段”。公约是对越南战争期间橙剂等化学品使用的直接回应。橙剂是一种落叶剂，投入军用后给越南环境和人民带来了深刻的苦难，其对政治和环境的影响也更深远。大卫·齐勒（David Zierler）写过一本书，名为《生态灭绝的发明：橙剂、越南与那些改变我们对环境思考的科学家们》。他认为“牧场工行动”（Operation Ranch Hand）鼓舞了破坏自然的想法，引发了全球抗议。

图2 越南某条河流航道的航拍图（未使用DDT和橙剂时）

图3 越南某条河流航道的航拍图（使用DDT后）

现代战争的环境后果

20世纪下半叶，即过去的五六十年间，技术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环境。首先是核军备竞赛（Nuclear Arms Race）。原子能辐射（atomic radiation）的影响覆盖了全球。冷战是诱因之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彼此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较量，研发核武器和建设核武库（nuclear arsenal）是其中一环。各国纷纷发展核技术，以防止自身有朝一日卷入类似二战那种世界大战里。核武器试验成为常态，而试验向大气释放了大量辐射。即便不存在短兵相接，没有所谓的战争“前线”，军备过程中产生的辐射仍然造成了环境恶果。

其次是埋布地雷。此项军事技术应用范围最广，效果最为致命。联合国早已禁止使用地雷，可当今世界的90多个国家仍在储备地雷。在越南非军事区，还有朝韩非军事区，地雷始终是一大问题。在老挝、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地雷的身影从未消失过，依旧是东南亚大片土地上的常见隐患。不止于此，非洲的乌干达、卢旺达、苏丹，拉丁美洲的阿根廷、智利、秘鲁，也笼罩在地雷的阴影下。地雷造成的环境恶果有很多，比如可用土地面积锐减。可耕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农民们靠地吃饭、靠地里种植的农产品赚钱。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地雷，缩小了可用耕地和其他用途的土地的面积。讽刺的是，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实际上保护了自然，防止开发非军事区的土地造成环境退化。今天，朝韩非军事区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区。埋在那里的地雷，保护着这片土地免遭开发的命运。

军事化与气候变化，是近期研究动态里值得关注的方面。美国空军是排放二氧化碳的罪魁祸首，其排放量比大部分国家还多。据相关统计，与中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据全球总量的1/4。美国如此高额的排放量，对气候变化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很多人都担忧这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

战争对自然积极的一面

有些时候，冲突可能对自然有益，尽管按常理来讲，不利的一面要盖过有利的一面。战争是一场悲剧、一次打击，遗留的是难以弥补的社会、情感和心理创伤。但对自然而言，有些战争和冲突是人类开发自然的解毒剂。下述两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一是欧洲绿墙（European Greenbelt）。它的所在地为冷战时期的铁幕区域，即西欧和东欧、北约和华约的分界地带。这一带曾经是无人区。这里一切开发性质的活动，诸如农业、工业，都被明令禁止。久而久之，这里成了默认的自然保护区。当年的铁幕区域，最窄的地方也就一公里宽，其余地方会稍微再宽一些。现在，这片区域的排雷工作已经全部结束，警戒塔和铁丝网也全部拆除。自然接管了这片区域。今天，欧洲各国正在通力合作，旨在将这里留作自然保护区。

图4 欧洲的绿墙示意图

二是朝鲜半岛上的非军事区。当年，这一带是朝鲜半岛南北的分界线， 俗称“ 三八线”。该区域内尚埋有大面积的地雷， 三八线两端仍有大量军队驻守。原因在于朝鲜半岛的争端并未真正结束，只因签订了停战协议，才有了这片停火区，真正的和平至今尚未达成。过去的4年间，韩国政府与各方合作，致力将朝韩非军事区打造成“DMZ生物圈保护区”。对韩国政府和为之奔走的科学家们和环保主义者们而言，DMZ生物圈保护区的建立是官方与非官方组织联手的一项重大成就。这片DMZ生物圈保护区，是历经战火后自然新生的希望之地。

结语

同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战争是复杂的，从来不是单纯的两军对垒，即一方胜出，另一方就落败。战争总是意味着损失，总在上演着悲剧，自然也卷入其中。多数时候，自然是战争的受害者。可有些自然要素，诸如疾病，还有一战时战壕里的老鼠，恰恰在战时茁壮生长。战争对自然的某些方面确实有益，但整体来看，它对自然的影响存在多重面向。自然一直饱受战争的蹂躏，尤其到了20世纪，大国频繁开展核试验。这样的情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峰，直至《禁止核试验条约》（Test Ban Treaty）颁布后才有所收敛。核试验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到了今天，人类依旧无法摆脱核辐射的影响。距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30公里处，那里是下风者综合征（downwinder syndrome）的高发病区。内华达州核试验场散发出来的辐射，让下风者们极易患上癌症，爱达荷州的癌症发病率也高于全美其他的地方。美国在冷战时期开展的核试验是这一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核试验的恶果最终落在美国民众的身体上，美国本土的自然环境也为此“买单”。

总结一下本讲的三个核心话题：其一，工业化创造了新的条件，并将战争推向全球化。20世纪的战争都是全球性的，即便是局部冲突，作战、军需也离不开全球网络。其二，现代战争里，自然始终是战争的一部分。无人机被大量投入到当前的战争里，美国就是典型的无人机热衷者。与伊朗和阿富汗对战时，美国就大量投入了无人机。操纵无人机的士兵身处密闭的房间，远离战场而作战，可若想充分发挥无人机的功用，就必须充分了解战场的地形、天气实况和飞行条件。其三，现代战争造成的环境后果非常深远。战争影响覆盖了全球，需要调配全球资源作战；核试验造成的辐射将与人类共存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战争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一战的景观破坏痕迹尚未消除，朝鲜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就接踵而至，这些战争伤痕需要漫长的时间方能治愈。

（本文摘自费晟编著《万川毕汇：世界环境史国际名家讲座》，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