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越南河内的会场灯光尚未褪色，再次上台执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施展他那富含个人色彩的机会主义外交。如今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这种“历史押韵”的场景或将再次出现。

2019年6月30日，在非军事区板门店村朝方一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视觉中国 资料图

六年前，第一任期的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谈判，但美方试图以“政治大单”换“结构性突破”的设想最终在目标错配与程序失衡中告吹。而今，开启第二任期已半年有余的特朗普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会晤。在早先的媒体预热中，特朗普信誓旦旦地将此次会晤描绘为俄乌冲突的转折点，但事实是，它同样面对参与方缺位、制裁顺序与执行机制等硬核议题的阻碍。

关于安克雷奇这场会晤的基本安排，美国媒体报道称，会谈将在阿拉斯加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Joint Base Elmendorf–Richardson，JBER）举行，先进行特朗普和普京的一对一会谈（各自配备口译），随后转入代表团层面的工作早餐与正式双边午餐，并被白宫界定为“倾听之行”（listening exercise），乌克兰未被邀请出席首场会谈。同日的解读文章进一步指出，会前刻意“降预期”的沟通，与特朗普在美朝河内会晤前“我不急于达成协议”的表述具有可比性，但围绕乌克兰的核心分歧、联盟协调与制裁技术性问题，使得“个人外交”很难直接转化为结构性成果。

旧瓶：个人外交的路径依赖

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似乎始终都围绕着“领袖间的直接交易”而展开，这或许就是他应对复杂地缘争端的核心方法论。2019年河内峰会前，他宣称“不急于达成协议”，实则寄望于与金正恩的一对一谈判实现半岛无核化突破，甚至私下向顾问透露“诺贝尔奖触手可及”。这种将外交简化为个人魅力的策略，在即将召开的阿拉斯加峰会上，或被重现为与普京的闭门会谈——尽管白宫声明首轮对话仅限领导人及翻译，后续安排双边工作早餐与记者会，但乌克兰作为直接冲突方却被刻意排除。

当地时间2019年2月28日，越南河内，第二次“金特会”进入第二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一对一会晤。视觉中国 资料图

历史已经多次印证此种模式的脆弱性。河内会谈破裂的直接原因是美朝对“无核化”概念的认知鸿沟：特朗普要求朝鲜完全弃核再解除制裁，金正恩则坚持分阶段同步行动。当朝鲜提出以拆除宁边核设施换取部分制裁松绑时，特朗普断然拒绝，坚持要求朝鲜公开所有核设施清单。六年后在安克雷奇，同样的认知错位再度上演：普京要求乌克兰承认乌东四州主权变更并放弃加入北约，而特朗普虽公开承诺“不讨论领土划分”，却暗示可能接受“对双方有利的领土调整”。这种矛盾表态充分暴露了特朗普式外交的“机会主义”本质——既需安抚欧洲盟友，又为私下交易留后门。想两头都吃，而且自身绝不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承担任何风险。

新酒：地缘棋局升级的豪赌

相较于河内峰会聚焦朝核问题的区域性危机，安克雷奇峰会牵动的是全球秩序重组。特朗普的谈判杠杆已从经济制裁升级为军事援助绑架：乌军半数以上的炮弹依赖美国供应，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威胁“若泽连斯基拒绝妥协，将重新评估援助”。这种胁迫与2019年形成尖锐对比——彼时特朗普仅能以制裁施压朝鲜，而今却手握决定乌克兰存亡的武器供应权。

俄罗斯的战术也在同步升级。会晤前两周，俄军发动“闪电攻势”夺取顿涅茨克两处定居点，将乌军弹药储备压至警戒线，迫使基辅在谈判窗口期陷入战场失血、谈判失声的困境。这种以战迫和的手段远超朝鲜在河内峰会前的导弹试射威慑，凸显安克雷奇博弈的零和性质。

如上表所示，河内峰会与安克雷奇峰会在形式上都体现了特朗普偏好的“领袖直营”模式，但在战略背景、施压手段和博弈烈度上已呈现显著升级。2019年的河内峰会围绕朝鲜无核化这一区域性安全议题展开，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交换朝方拆除核设施，虽然谈判氛围高调，但施压工具局限于经济领域，且被排斥在外的中韩更多是被动旁观者，缺乏直接军事介入。相比之下，2025年的安克雷奇峰会直接瞄准乌克兰战事的停火与领土安排，这不仅涉及地区冲突的走向，更牵动全球地缘格局与安全架构的重塑。特朗普在此场景下的谈判筹码已从单纯的制裁，转向军援冻结与能源关税等直接影响战场态势的硬核工具，使得会谈背后承载了（对乌克兰的）实质性生杀予夺之权。

谈判焦点的差异也极具代表性。河内峰会的博弈点集中在“宁边核设施”换“部分制裁解除”的交易逻辑上，本质是核能力与经济压力之间的议价。而安克雷奇峰会的分歧则直指四州主权归属与未来安全保障安排。这不仅是军事与领土的直接博弈，更牵涉到国际法与既有秩序的挑战。施压工具的变化反映出冲突烈度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在河内，制裁更多是一种长期施压手段；而在安克雷奇，冻结军援意味着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即时消耗与生存能力被掐在美国手中。

极限施压：从河内到安克雷奇的战术延续

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始终依赖不对称施压，其核心在于用对手难以承受的高压姿态制造心理落差，再通过有限度的让利引诱对方进入谈判陷阱。

河内峰会前，他要求朝鲜先行、完全且不可逆地弃核（CVID模式），却在安全保障、制裁缓解等朝方核心关切上只给出含糊其辞的口头承诺，甚至明确表示“不急于达成协议”，将谈判主动权掌握在美方手中。这种战术看似耐心，实则是一种以时间和压力换取对方让步的策略。然而，由于缺乏互信与可执行的分阶段机制，朝方在会场内迅速意识到，美方所谓的“大单”不过是单向索取，最终选择直接离场，使特朗普原本设想的“历史性突破”化为一场外交挫败。

六年后在安克雷奇，特朗普很明显延续了这一高压与有限豁免并行的战术逻辑，对象由朝鲜换成了更具战略纵深和国际影响力的俄罗斯。峰会前夕，他一方面在公开场合释放强硬信号，警告普京“若拒绝停火，将面临严重后果”，并通过副总统万斯和国防团队暗示可能冻结乌克兰全部军援与相关资金流，以此让俄方相信其谈判门槛极高；另一方面，他却在细节上释放微妙善意。譬如美国财政部签发第125号许可证，允许俄方在制裁框架下赴美与会，这不仅为普京本人及其随行团队提供了外交与象征性的面子，还传递出“谈判仍有空间”的隐性信号。这种“举刀不落”的恫吓战术，本质是利用冲突升级的威胁制造让步幻觉，使对方在心理上提前进入防御与妥协的轨道，从而降低其在谈判桌上的底线坚守。

然而，与河内相比，安克雷奇的极限施压所处的地缘环境与对手反应机制截然不同。朝鲜在河内时几乎孤立无援，国际制裁体系高度统一，外部替代性支持有限，因此在高压之下迅速失去谈判空间；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处境虽不利，但依然拥有能源出口、军工产能和多元化的外交伙伴，其战略韧性与筹码远高于朝鲜。同时，特朗普此次面对的并非单一议题，而是涉及领土、军事、经济乃至国际安全秩序的多层次博弈，这使得“极限施压”更容易引发反弹和对冲，而非直接逼迫对手屈服。

美国总统特朗普。视觉中国 图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在一边威胁冻结军援、加征能源关税的同时，还需安抚欧洲盟友、维持北约内部的基本团结，这让他在战术执行上不得不频繁调整口径与强度，以避免过度施压导致联盟体系出现裂缝。由此可见，从河内到安克雷奇，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战术虽在形式和心理机制上延续，但其有效性已因地缘条件、对手实力和多方制衡而大幅削弱，甚至可能在高风险的战略豪赌中反噬其本人的外交议程。

排斥重要利益攸关方导致“失道寡助”

从2019年的河内到2025年的安克雷奇，特朗普在处理重大地缘冲突时表现出高度一致的外交惯性，即，他习惯于将复杂的多边博弈简化为与某一当事方的直接闭门交易，并刻意将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排除在谈判核心之外。这一模式的表面优势是可以最大限度掌控会谈议程、减少现场反驳、创造“领袖间的化学反应”，但其结构性缺陷同样显而易见：缺乏广泛参与的谈判成果很难在执行层面获得支持，更无法在长期维持稳定。

在河内峰会中，美方排除中韩的直接参与，使得无论美朝达成何种共识，都无法获得区域安全关键方的担保与配合，协议执行注定步履维艰；六年后的安克雷奇峰会，这一错误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复制——乌克兰、欧盟乃至在危机调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都被排除在第一轮对话之外，特朗普执意维持美俄的双边密谈框架，尽管德法牵头五国与欧盟事先已明确“五大红线”，包括“停火优先”“乌克兰参与”“不承认占领土”等底线原则，这些集体共识依旧被他轻描淡写地搁置。

这种单边主义不仅削弱了谈判成果的合法性与可执行性，还直接触发了连锁的战略反制。当欧洲察觉到特朗普可能架空北约多边安全框架、将俄乌问题收归个人交易时，德国立刻加快“永久性防务基金”的建设步伐，以降低对美安全依赖；英国则绕开美国，与乌克兰直接签署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为基辅锁定长期军事与情报支持。这种“防务自主化”趋势，正是针对特朗普排他性外交的结构性防御。而俄罗斯方面也敏锐地利用美欧裂痕进行反向分化。譬如，普京接受赴阿拉斯加会晤的所谓“让步”，实则有规避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现实考量；同时他又通过提出“三个在线工作组”的虚化议程拖延实质性谈判，将时间与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朝核还是俄乌危机，任何忽视关键相关方意见、缺乏多边协同的协议都难以持久。安克雷奇峰会若不能在后续进程中弥补这一结构性缺陷，很可能会步河内峰会的后尘——那就是在高调的开场和媒体聚光灯下，迅速陷入低产甚至失败的尴尬结局。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