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英国籍沿海货轮圣文森特·德保罗号（St. Vincent de Paul）蒸汽船的历史，审视了其运营生涯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太平洋战争初期东亚地区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中的沉浮。该船的经历，特别是1939年在青岛被扣押以及1941年在香港自沉的命运，为理解当时的大国博弈以及全球冲突对商业航运的直接影响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

为确保历史的清晰和准确性，必须将本文的主角与其他同名实体区分开来。圣文森特·德保罗号蒸汽船不应与1895年下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于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1923年报废的美国客轮“圣保罗号”（USS Saint Paul）混淆。同样，该船也与1865年下水、后于1907年报废的19世纪快速帆船“圣文森特号”（St Vincent）无关。最重要的是，“圣文森特·德保罗”这个名字更广为人知的是指1833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天主教志愿组织——圣文森特·德保罗慈善会（Society of Saint Vincent de Paul），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为穷人提供援助。本文的重点仅限于1939年引起全球关注、几乎提前引发二次大战的一艘英国商船。

一、船舶概况与运营背景

这艘名为圣文森特·德保罗号的英国蒸汽船是一艘沿海货轮，主要负责区域贸易和运输。它的吨位适中，总注册吨位为1339吨，当时在中国沿海地区运营——在20世纪30年代末，这里是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中心。该船被收录在《1939年世界商船》中，证实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全球商船队中的一员。

SAINT VINCENT de PAUL（https://collections.sea.museum/internal/media/dispatcher/248058/preview）

圣文森特·德保罗号此前在青岛和香港等地运营，正好处于国际贸易和帝国竞争的中心。事发时“在青岛大约三十名海关官员登船并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种类的违禁品。该轮船被租给了一家名为‘泰昌祥轮船公司’的中国公司”（上海领事馆海军武官给上海、东京大使及英国外交部的电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FO 23507/33-34。）。泰昌祥的历史最早要上溯到1917年，奠基人顾宗瑞先生创办了泰昌祥报关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泰昌祥已经由一个海关报关行，发展为中国最早的提供客货运输服务的现代船东公司之一，并最后成为当时知名的独立船东公司。（https://www.tccfleet.com/zh/about-tcc/history/history-of-tcc.html）

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租用英国船只是利用西方列强的地位避免政治风险以获取经济利益，甚至掩护走私行为的惯常做法。当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即使是正常的商业航行也可能迅速卷入高风险的国际事件。像圣文森特·德保罗号这样的沿海货轮在这些水域的运营，对于维护外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存在至关重要。因此，这艘船的命运，也为我们理解当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动态提供了一个角度。

泰昌祥创始人顾宗瑞（左二）及祖孙三代合影

二、扣押事件：导火索（1939年1月）

1939年初，圣文森特·德保罗号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焦点。1月28日，这艘英国商船在海上被日本当局扣押，随后被护送至日本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这起事件涉及船长马利（Captain Maley），同时被扣押的还有两艘挪威商船“海达号”（Haida）和“哈夫索尔号”（Hafthor）。

上海领事馆海军武官给上海、东京大使及英国外交部的电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FO 23507/33-34

日本方面声称，圣文森特·德保罗号被发现在未经授权的地点，具体是在射阳河，这与其官方文件上注明的目的地新洋港（均在今盐城地域）“相距甚远”。而英方的调查报告认为“射阳河不是一个港口：它只是为阜宁提供入港通道的一条河，因此不可能在航海文件上注明射阳河。船东的错误在于没有将阜宁包括在内，而且，由于这一遗漏构成了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根据中国的法律，船舶在射阳河上航行的行为是非法的。然而，（一般情况下）海关并不认为这一违规行为严重，通常只会处以象征性的罚款作为处罚。海关可能会抱怨称，来自“‘伯明翰’号战舰的官员在获准航行前就登船并取走了相关文件，而且该船未遵守通常的入港和清关手续，但考虑到具体情况，这些违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英国驻青岛领事给英国驻上海及东京大使的电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FO 23507/20-21]）这也为日军的干涉提供了口实，反映了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益强硬的态度和控制中国沿海水域的努力。

在英国青岛领事向上海总领事及英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圣文森特及两艘挪威船只海达号和哈夫托号于1月27日从阜宁出发前往上海。在位于北纬33度50分、东经120度35分的位置时，两艘日本舰在海关巡逻艇的陪同下命令它们抛锚。在海关官员登船后他们被迫在护航下前往青岛，于1月29日7时30分抵达,在调查后，我以书面形式向足柄号提交了投诉，称发生了关于英国船舶国籍的错误，并说“我要求必须立即释放船舶，以便在1月30日8时继续航行。”青岛领事说：“在这封信中，我假设责任在于日本海军，但在今晚与（日方）参谋人员的会面中，我获知日本海军拒绝承担相关责任，而将责任推给海关。我要求参谋人员告知司令官，英国船只的改道权不必得到（日方）承认，而我打算在1月30日星期一早上8点乘坐船只前往上海。”

英国驻青岛领事给英国驻上海及东京大使的电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FO 23507/20-21）

日本海军驻青岛的第四舰队第十二战队由三艘舰艇组成，即HIJMS Ashigara（足柄号，旗舰）、HIJMS Nachi （那智号）和 HIJMS Haguro（羽黑号）

三、皇家海军的强势出手：一段几乎导致二战提前爆发的航程

此次扣押事件立即引发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果断回应。英国皇家海军“伯明翰号”（HMS Birmingham）巡洋舰，在“福克斯通号”（HMS Folkestone）单桅帆船的陪同下，立即赶往青岛，并于1939年1月29日抵达。英国军舰在那里遭遇了包括日本海军妙高级重型巡洋舰(みょうこうがたじゅうじゅんようかん)“足柄号”（HIJMS Ashigara）在内的日本海军第四舰队第十二战队。

英国皇家海军伯明翰号 (https://www.world-war.co.uk/birmingham_story.php3)

伯明翰号，皇家海军城级轻巡洋舰（Town-class light cruiser）的佼佼者，是当时全球海军中最先进、最强大、最有效的战舰之一。拥有近12000吨的排水量（标准排水量9100吨），750名船员，75000马力，32节+的惊人速度，装备Mk XXIII 6英寸舰炮，能在2分钟内将9.5吨高爆弹射向18公里外的目标，射速为5秒一发。足以震慑任何敌人，尽管这次任务中，她并未全力展现速度，因为她身旁还有一艘看似不起眼的护航舰——1045吨的福克斯顿护卫舰（HMS Folkestone）。

然而，单凭武力并不足以解决问题。HMS Folkestone 的存在，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伯明翰号威慑力量的绝妙补充：它提醒对手，伯明翰号的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力量。这正是皇家海军在中国多年来奉行的策略——在强硬的外表下，隐藏着精明的策略。

紧张的外交谈判持续近一天。伯明翰号舰长布林德上校、青岛总领事马丁先生，与日方的会谈因日方高级军官“星期天休息”缺席而破裂。布林德上校决定采取行动，决定伯明翰号于次日上午8点带领被扣船只离开。

几乎同时，布林德上校派遣19岁的见习军官爱德华・阿什莫尔（Edward Ashmore，1919–2016，1970年11月成为海军上将）带领一支皇家海军队伍登上圣文森特・德保罗号商船。当夜相对平静，但黎明时分，日方企图登船，被阿什莫尔率领的队伍阻止。各舰早早预热引擎，准备就绪，组成以伯明翰号为首的护航编队。

此时，马丁先生却陷入了噩梦：青岛海关总署署长山本先生打来电话，质疑圣文森特・德保罗号的位置，并暗示如果该船在问题解决前离开，将会非常危险。马丁先生沉着应对，说服山本同意派信使送信给伯明翰号，但信使却因日军哨兵阻拦而延误。

上午8点，伯明翰号准时启航，同时，伯明翰号与三艘日本巡洋舰在战斗状态下进行了近距离对峙，炮口相对，剑拔弩张。布林德舰长在电报中说：“在我起航之时，气氛十分紧张。”（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FO 23507/25）尽管后来官方报告淡化了事件的紧张程度，但目击者证词显示，这是一场任何一方稍不留神就擦枪走火引发大战的危险博弈。

伯明翰舰长给英国驻上海及东京大使的电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FO 23507/25）

英国选择了威慑，而不是战争。如果英国屈服，将暴露弱点；如果布林德上校误判形势，则可能引发战争。青岛事件体现了英国海军在远东地区多年来奉行的威慑策略，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苏伊士以东的决定性转变才有所削弱。这场危机，是英国在远东维护自身利益的缩影，也是一场关于力量、策略和胆识的精彩演出。

英国皇家海军福克斯顿号

青岛事件发生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几个月，它清晰地揭示了东亚地区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竞争。日本军队扣押一艘英国商船以及随后皇家海军的介入，表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发生了直接对抗。这不仅仅是一场小小的航运纠纷，更是深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体现。日本以所谓的地点差异为由扣押船只，可以被解读为在争议地区宣示控制权的借口，这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相符。这起事件，尽管没有爆发公开冲突，却揭示了和平的脆弱性以及即将爆发全球冲突暗流涌动。

日本在青岛的行动，以及在中国其他类似事件，极大地侵蚀了国际法律规范和此前规范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尽管这些条约主要确立了西方列强的特权，但日本的侵略扩张直接挑战了现有秩序和在中国运营的其他外国势力的主权。一艘英国船只在可疑的借口下被扣押，导致海军对峙，这表明规范外国在华互动的外交和法律机制已经崩溃。这暗示着从一个既定但失衡的规则体系，转向一个日益由武力和单边行动主导的体系。

四、悲壮自沉：1941年12月14日，香港

圣文森特·德保罗号不久在香港迎来了其最终命运。该船于1941年12月14日沉没。尽管一些初步记录将其沉没原因报告为“不明”，但后来被证实该船是被故意凿沉的。

该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于珍珠港袭击后第二天入侵香港。面对压倒性的日军数量和军事力量，驻港英军采取了一项战略措施：凿沉他们的船只。这一行动旨在防止有价值的海军和商业资产落入日军手中。当时，作为“坚壁清野”策略的一部分，包括“塔玛号”（HMS Tamar）、“特恩号”（HMS Tern）、“西卡拉号”（HMS Cicala）和“罗宾号”（HMS Robin）在内的多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以及其他商船，都在香港港口被凿沉。

圣文森特·德保罗号的凿沉体现了全面战争中的一项关键军事策略：剥夺敌人的资源。英国宁愿直接损失，也不愿被俘虏并资敌。选择摧毁有价值的资产，凸显了香港防御的绝望性质以及阻止敌人获得任何优势的战略必要性。而最初报告其沉没原因为“不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沦陷期间的混乱和情况的快速恶化，以至于无法立即或准确记录每艘船只的精确处置情况。

五、打捞后的命运：九龙丸

圣文森特·德保罗号在香港被凿沉后，其故事并未结束。该船随后被日军打捞、修复并投入使用，更名为“九龙丸”（Kyuryu Maru）货船。该行动是日本在占领香港期间，系统性打捞和重新利用在香港及其周边被凿沉的盟军船只行动的一部分。这项大规模的打捞行动，使得许多大型船只在1943年初得到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凸显了日本的后勤能力及其通过俘获吨位来增强其商船队的战略必要性，以及日本在战时的资源利用能力及其利用俘获资产来推动其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意图。这种从其征服中获得的直接经济和军事利益，抵消了其自身的航运损失。而文森特号也从英国所有转变为日本所有，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区域权力动态的剧烈转变，其中经济剥削和资源获取成为日本帝国扩张的关键组成部分。

1945年2月24日，“九龙丸”在泰国曼谷附近海域，具体为北纬13°45'，东经100°35'，被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布设的水雷炸毁，随后被遗弃并再次被凿沉（https://wrecksite.eu/wreck.aspx?134235）。

世界秩序变迁的缩影

圣文森特·德保罗号的轨迹，从1939年在青岛被扣押，到1941年在香港被凿沉并随后被重新利用为“九龙丸”，直到战争结束前再次被凿沉，浓缩了二战前后东亚地区动荡且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它的故事远不止是一艘商船的简单记述；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缩影，反映了更广泛的帝国主义冲突以及全球战争对海上贸易和国际关系的直接、残酷的影响。

1939年1月的青岛事件展示了日本的侵略扩张主义及其直接挑战英国等老牌西方列强的意愿。这场涉及海军力量和外交手腕的对抗，清晰地预示了即将席卷太平洋的更大规模冲突。该事件强调了由帝国野心助长的局部争端如何升级为对现有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

1941年12月圣文森特·德保罗号在香港被凿沉，是英军一项绝望但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这一决定是英军在面对压倒性日军军事力量时的严峻处境，及时阻止有价值资产资敌的必要举措。而该船随后被日军打捞并重新利用为“九龙丸”，说明日本在快速扩张时期有效的资源获取能力。这种转变不仅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提供了急需的吨位，也象征着该地区经济和战略控制权从西方列强向新兴的日本帝国的转移。而该船在二战结束前再次自沉的结局，则与当时日本战争机器几近衰竭、无力维护自家商船正常航行的局面相关联，预示了日本即将到来的战败投降的命运。

总而言之，圣文森特·德保罗号短暂而富有影响力的历史，反映了20世纪中期重塑东亚和世界的权力剧变、国际规范的崩溃以及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