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端午节和儿童节都在周末！一边是“五毒退散”的硬核民俗，一边是“快乐无罪”的童心暴击——到底谁能征服你家娃？是时候回顾一下《葫芦娃》了，毕竟里面的很多角色都与“五毒”有关。

其实，端午节不只是吃粽子、赛龙舟，古人在这天其实也上演了一出对抗“五毒”的大戏。

《葫芦娃》中的最大反派，金蛇精和蝎子精。

蜈蚣精和蟾蜍精，也是重要的配角。

壁虎，出场较少。

五月初五被视为“恶月恶日”——湿热弥漫，毒虫滋生，易发瘟疫（《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于是，古人用艺术创造出中国最早的“公共卫生视觉系统”。

五毒习俗反映出古人的生态智慧——通过观察自然规律，在虫媒疾病高发期强化卫生防护（如雄黄驱蛇、艾草熏蚊）。今日虽不再惧惮五毒，但其文化符号仍以艺术形式延续，成为端午的独特记忆点。

《端阳戏婴图》宋 苏焯

这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端阳戏婴图》中，画了三婴儿，一儿右手以绳系蟾蜍（五毒之一），左手执折枝双榴（五瑞之一，下文会作相关介绍），与另一个儿童嬉闹。容貌圆浑可爱，笔致工稳，设色淳雅。

《端午图》（局部）清 罗聘 

这些看似吓人的蛇、蝎、蜈蚣图案，实则是生存智慧与艺术天才的完美结合。

让我们揭开这些“恐怖图案”背后的文化密码。

五毒图鉴：古人的“危险生物名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毒”是一个重要的民俗概念，既有自然崇拜的色彩，也蕴含驱邪避疫的智慧。这份“危险生物名单”可不是随便列的，每个成员都“身怀绝技”。

普遍认可的核心成员有五位 ：蛇（代表毒液攻击） 、蝎子（尾针致命） 、蜈蚣（多足剧毒） 、壁虎（古人误认为其尿液有毒）、蟾蜍/蜘蛛（不同地区有差异，北方常含蟾蜍，南方或替换为蜘蛛）。

五毒艺术实则是古人的“公共卫生海报”，它的科学内核是“雄黄酒驱蛇、菖蒲熏蚊”。

图像具有不可控制的情绪潜能，能记忆那些无法用语言加工的内容。这些看似夸张的艺术处理，实则是古人将公共卫生知识编码成视觉符号的高明手段。

以艺术驱魔：从恐惧到创意的神奇变身

但这里面又蕴含着一层矛盾美学——既恐惧又崇拜，用艺术“封印”毒虫（比如把蝎子绣在肚兜上，寓意“毒不过身”）。

清 方士庶 《端午即景图轴》

清代方士庶的《端午即景图轴》玩了一把“黑转粉”，创新性地将艾草与红蛇、蟾蜍、毒蜂并置，通过工细笔法展现“祛病除毒”主题，画面中蟾蜍昂首瞪眼的形象尤为突出。这种动物题材的加入，反映了清中期“午瑞图”对民俗信仰的吸纳——蟾蜍虽为五毒之一，但有药用价值（治疗疳病、狂犬伤毒），使其转化为祥瑞符号。

民间年画

苏州桃花坞年画更绝，安排上演“舌尖上的五毒”，堪称古代版食品安全海报。

记忆编码：端午艺术的“文化DNA”

为什么这些“恐怖图案”能流传千年？因为它们被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操作系统”。

看到五毒图案时，别忘了——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公共卫生视觉系统”，一场持续两千年的全民防疫艺术运动。

【符号固化程序】

清 王时敏《端午图轴》

“五瑞”（通常指菖蒲、艾草、榴花、蜀葵、蒜头，有时也有栀子花）作为抑制“五毒”的植物系统，在郭似壎、王时敏等画家作品中形成稳定组合。

而任伯年、齐白石笔下的“艾草+菖蒲”组合，就像今天的品牌logo，一见就知道是端午。

清 任伯年《端午图》

任伯年《端午图》用没骨画法描绘了艾草、菖蒲、蜀葵、枇杷、大蒜、鳜鱼等端午元素。

明 陈栝《端午即景图》

也有刻画萱草、蜀葵、石榴等端午时令植物的作品，陈栝的《端午即景图》以湖石为背景，花卉元素穿插其中。

清 郎世宁《午瑞图》

郎世宁的《午瑞图》“中西合璧”，用西方静物画风展示粽子，成为跨文化记忆的锚点。

【情感唤醒模式】

可以说，菖蒲、艾草、榴花、蜀葵、蒜头等端午辟邪植物的入画，显示艺术家通过笔墨实验参与符号传统的修正与传承。这种代际间的图式传递，使端午记忆获得文化延续性。

徐扬《端阳故事图》册（八开） “悬艾人”

“裹角黍”

“观竞渡”

清代《端阳故事图册》用八幅画打造习俗流程图，堪称古代版“节日指南”。记录射粉团、悬艾人、裹角黍、观竞渡等习俗。“射粉团”游戏据说是唐代端午节从宫廷内流出的：剥开几个用艾草汁浸泡过的黄米角黍，切成小块放在漆盘中，让客人们用特制的小弓箭射粉团，射中者得食。

而像《龙舟夺标图》等作品不仅记录竞赛，更构建了集体狂欢空间。

《龙舟夺标图》（局部） 元 佚名

五月初五的端午龙舟竞渡。《十二月月令图 五月》清 佚名 

今天的我们不再畏惧五毒，却依然通过艺术复刻它们——或许是因为人类始终需要一种具象化的载体，来安放对未知风险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