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1日至6月22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杭州市余杭区章太炎研究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现代性和本土性：章太炎与现代中国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成功举办。作为近代学术大家，章太炎既是传统学术的殿军，也是新学术的开创者，他与同时代学者，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黄侃、王国维、陈寅恪等，从“自国自心”出发，融汇本土和西方的现代资源，不断推动本土学术传统的发展创新。

会议现场

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澳门大学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30余所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的60余位老师、同学相聚上海，围绕章太炎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问题展开深度研讨。

开幕式

6月21日上午9时，本届研讨会开幕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主持。

张仲民教授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先生、章太炎先生嫡孙章念驰先生、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章志宏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瑜先生，分别代表各方致辞。

姜义华先生

章念驰先生

章志宏先生

孙瑜先生

姜义华教授指出，现代性与本土性是章太炎思想的核心特质，章太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本土的文化根基出发，思考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也正是基于对这一特质的把握，章太炎思想研究才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章念驰先生十分关心本届讨论会的召开，他从病房之中来到现场参加开幕活动。章先生对当下章太炎研究已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的章太炎研究提出了新的期许，希望研究者能站在时代的新高度去思考、弘扬国学，在分散、局部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理解章太炎的思想关怀。章志宏先生表示，余杭区依托章太炎研究中心这一平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力求在扎实的学术根基上，不断深化对太炎先生思想精髓的挖掘，探寻其在当代社会转型与文化构建中的永恒价值。孙瑜先生表示，近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以章太炎著述为核心，打出一套组合拳，出版章太炎系列著作，发起、召开诸多学术研讨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期待为各位学者的研究搭建一个出版平台，共同将章太炎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学者在光华楼东辅楼前合影留念。

与会者合影

上午10时20分，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建华、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林少阳作主题报告。陈建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清末物的转向与心、物二元论的形成——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中心》。报告首先指出，在清末思想界，出现了“物”的转向，《天演论》《物质救国论》《仁学》等文本均呈现了传统精神秩序崩塌后，思想界对物质世界的巨大探索热情。在此基础上，陈教授分别讨论了二十世纪初物质转向对梁启超与王国维产生的不同冲击与回应，前者趋向唯心主义，后者趋向唯物主义。陈教授认为，由此形成的认识论的二元分野，对后来中国思想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甲午之后中国思想面临转型之际，在梁与王的“写实”与“理想”的主张背后皆有“境界”认识论的支撑，在中西思想冲撞与交汇中蕴含他们在哲学上的选择，从传统思想体系裂变为心、物的二元分野，若说各自开创了二十世纪文学领域中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也似不为过。

陈建华教授

 林少阳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戴震与章太炎》。林教授希望在石井刚、胡明辉、冯胜利等学者的基础上，探讨数字语言（数字符号）与文字语言（文字符号）在戴震、章太炎两者思想中的位置、意义，进而探讨两者思想的连续（相同、相通）与断裂（相异）。林教授认为，戴震试图通过数学普遍主义、“情”普遍主义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主要是礼教与孟子和荀子三位一体，这一立足于数学普遍主义、情之普遍主义以及小学的儒家经典新解，充满了对官方哲学以及宋明以来儒学主流的宋明理学的批判。章太炎则延续了戴震的许多问题意识，但是，在新的语境中他有不同的政治、学术、思想的使命。主题报告结束后，参会学者就报告内容提问、交流。慕唯仁老师就戴震的数学普遍主义问题，与林少阳老师进一步探讨。曲宁馨同学、陆易凡同学就戴震对物、对数理兴趣背后的可能动因向两位老师进一步请教。

林少阳教授

21日下午开始，与会学者分组发表论文。本次讨论会共设有两个会场，每个会场共有五个场次，各场次依次有发表、评议、开放讨论等环节。以下谨以场次为序，依次介绍各组学者发言情况。

与会学者分组发表论文

与会学者分组发表论文

第一组第一场报告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对学人交谊的史实考辨，也有思想史、阅读史视角下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孟琢老师以章太炎的《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为起点，还原“章吴之争”始末。孟老师指出，从章、邹的狱中质疑到章、吴持续数十年的论争诋詈，双方矛盾随着时间、情绪的积累不断升级，争论重心也由“卖友”到“献策”再到“告密”而不断迁移，最终通过章士钊的调解，章太炎删去旧说，唯余吴稚晖扰扰不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老师则基于山根立庵著作的文本整理工作，考察山根立庵的生平事迹，尤其在华事业与交游活动，以重审十九世纪末中日知识人之间所谓“文字论交肝胆通”之一幕。戴老师指出，以山根立庵为代表的《亚东时报》同人群体的离合聚散，以及与章太炎、宋恕、丁祖荫等中国士人的实际交往与观念激荡，需要放在新/旧、南/北、中/日多个维度下追索其历史意义。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敏秋老师汇报的题目为《读者归来：章太炎<新方言>在晚清民国的传播、阅读与评论》。该文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晚清民国读者与《新方言》的互动，如何推动《新方言》的经典化进程。文章认为，正是读者踵起弥补而致力于方言研究的动力，才有了《新方言》系列著作的出现和描写方言学的兴起，以及新方言学派与描写方言学派的论争。湘潭大学历史系王园园老师以《新学商兑》为中心，梳理张尔田与康有为政教观念之异同。王老师认为，张尔田强烈的反对康梁师徒为了政治改革把孔子塑造为前无所承的制法主，强调先王之史的先在与实存，“恢史统以绍孔统”，凸显了孔门之教对中国文化的永恒意义。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郝绥涛同学探讨了章太炎的礼教观与礼学研究。文章指出，章太炎不仅站立于《丧服》篇在历代理论与实践的损益，同时以现实为依据进而激发国民之民族主义，强调《丧服》乃“国性”之所寄，丧服制度所构建出的不仅为平面结构且是立体结构，是“个体之小我”与“民族之大我”的交融。

第一组第二场参会学者集中探讨了章太炎与近代经史关系的变动。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姚彬彬老师汇报的文章题目为《试论章太炎的历史主义观念——以其“六经皆史”论与孔子观为视角》。姚老师指出，历史主义的理性观念构成贯穿章太炎平生学术的基本底蕴，章太炎明确反对晚清今文经学将孔子树立为教主的观点，对历代王朝附加于孔子身上的“神格”进行祛魅，认定孔子为传承文化的“良史”。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朱乐川老师从章门中的朱希祖、吴承仕和马宗霍入手，探讨章太炎小学思想对章门中治史学与治经学者的巨大影响，朱老师认为，太炎先生以小学作为治一切学问的根基，这一治学方法深深影响着其各个时期的弟子，而尤以不专门治小学者会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余康老师对章氏提出“四经”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曲宁馨同学考察了中日学者对于《新学伪经考》的意见以及经史关系的近代变动。文章认为，经学在学术上让位于近代史学，仍应落定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文之作，在此之前，虽然日本学者庄原和、狩野直喜等于19世纪末就曾提出与钱穆相似的论据，但他们对待经学言说的反思不够彻底。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庆贺老师汇报的文章题目为《从“无我”到“自主”——章太炎晚年“新经学”的思想宗旨与思想体系》，文章突出章太炎的“经学家”身份，采取“原道”“征圣”“宗经”“论政”四个维度分析该“新经学”体系的思想宗旨、思想结构、论证逻辑、实践方式，从儒学/经学立场出发探究章氏“新经学”在传统经学向现代经学转化过程中的历史转折意义。

第一组第三场的报告普遍关注章太炎对近代西学知识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成棣老师在分辨章太炎史学观念原貌的基础上，揭示其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宏大背景下的历史意义。成老师认为，其二重史学观念分别以作为主观之学的诸子学和作为客观之学的经学为原型，表征着四部知识体系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分裂，亦与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在近代思想界的断裂相联动，因之在以史学为中心的近代中国政教转型大潮中，作为一种相对早出且终未完成的过渡性观念形态，具有格外特殊的历史意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汪炀借章太炎译介斯宾塞《论进境之理》之后为棱镜，审视他调动宇宙模型以反思道德秩序的政治修辞。文章认为，一方面章太炎并非仅存“转俗成真”后、以唯识学批判康德为代表诉诸先验设定的面向，在他早年接触西学之时便有受康德前批判时期所构想宇宙图景的转接影响，且对此之容受也并非无所根系，故不可简单化约为崩溃叙事下的同调或冲击—回应/反抗；另一方面，康德、斯宾塞也非单纯其身后广为推重的公理、进化等形象，介入文本内部可见各自思想的细微肌理，章太炎在此意义上可成为刺入康德（以及斯宾塞）表层之下的楔子。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小海聚焦于章太炎以乾嘉汉学的训诂方式理解近代西学的工作，探讨训诂学作为中国古典认识论如何帮助章太炎融中释西，建立起文字哲学这一通贯中西的哲学基础。文章认为，近代西学知识始终是章太炎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潜在对话对象，这一方案虽然囿于时代限制未能展开，但对于今日学人思索中西对比、探究近代中国转型期的思想变革，仍有不小的借鉴意义。

第一组第四场报告的文章均关注章太炎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窦建英汇报的文章题目为《或于赖耶有亲证：章氏对柏格森及其哲学特性之诠判》。文章认为，章太炎指出柏格森哲学所注重的直觉与断除意识后阿赖耶识的自身显现、生命冲动与阿赖耶识皆可以相等同，他对柏格森哲学之特性的认知颇为有理，但他对柏格森哲学与唯识学之关系的认知，则存在不少可商榷之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郑丽雯试图将文野之辨和章太炎平等观二者勾连起来，以《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章太炎著作为依托，以文野之辨为考察章太炎平等观建构路径的内在理路，凸显出章太炎平等观的建构具有破文野之见的现实导向、以齐文野为最终旨归和宣扬国粹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三重逻辑。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智福老师比较探讨了章太炎与牟宗三哲学，认为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与章太炎“真俗两行论”、牟宗三的“逆觉体证”与章太炎的“内证圣智”、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与章太炎的“菩提现身三恶道”等学说皆具有共同的思想归趣，从章太炎到牟宗三，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哲学史的隐微线索。

第一组第五场报告在历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间展开。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的吴仰湘老师对章太炎1897年致陈汉章的一封佚函作了详细考证。吴老师观察到，章太炎邀请陈汉章出手批驳《新学伪经考》，而同属古文阵营的陈汉章不愿接招，作为一个有趣的个案，其反映了晚清经学今古文之争的丰富多样性。杭州西湖博物馆的斯彦莉老师对章太炎的未刊手稿《绿衣答问》手稿进行了解读。斯老师指出，该文是章太炎继承乾嘉考据治学理念，“以小学通经学”的经典学术案例。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的董婧宸老师汇报的文章题目为《章太炎<小学答问>稿本考述》。董老师指出，今藏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章太炎《小学答问》稿本，为章太炎《小学答问》初版的稿本，可从中管窥《小学答问》从初稿写成到顺序编次、内容修订的嬗变轨迹。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肖存昕同学通过考察《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中所引钟鼎文字，分析了章太炎先生对钟鼎文字的真实态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远思同学汇报的文章题目为《清季民初的历史重释与政局：章太炎对唯识论的创造性转化》，文章意在呈现章太炎在清季民初对中国专制历史的重释与政局之间的互动，并在语境重建的基础上，将他的重释与其他思路相比较，以挖掘当时政治文化的深刻递嬗。

第二组第一场讨论探讨了章太炎与五位学人的学术交往。万仕国老师聚焦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中的三个问题，详细考证了章太炎与刘师培首次相见的时间、刘师培向端方自首以及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失和三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张子慧同学关注唐文治与章太炎晚年寓居无锡、苏州时期的学术往来与讲学之语，文章指出，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二人对读经、《孝经》、《儒行》等议题的共识，体现了传统学术在近代的调适与发展，也彰显了知识分子回应时代困境的努力。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孙路遥同学通过书信、日记、报刊文章、讲演录等弱体系化的对谈式文本，以《尚书》学思想互动为抓手，梳理俞樾和章太炎二人交游过程的阶段表征，看二人如何跨越半个世纪共同深化对“二重证据”的认知。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的余一泓老师汇报的文章题目为《儒术新释：章太炎与吕思勉》。文章认为，章、吕都表现出了度越汉、宋门户，以博大救零碎、以切实救空疏的意图，如更与宋学、实斋学对比，可见近现代学者从致用角度扬弃旧学的努力。

第二组第二场讨论对章太炎相关的核心文本与核心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基于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刻理解，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慕唯仁老师讨论了章太炎与王国维对康德的扬弃，以此为基点思考章太炎的当代意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周展安老师汇报的文章题目为《<论中古哲学>的作者问题与章太炎、黄侃的中古哲学论》。周老师指出，通过追问《论中古哲学》的作者问题，不仅可以推进对章太炎和黄侃各自中古哲学论形成脉络的认识，还可以发现他们的中古哲学论所包含的将宋明理学相对化的能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陆易凡汇报的文章题目为《两种“国故”的构建：章太炎<国故论衡>思想线索再探》。文章从“文”的多层次内涵出发，探讨了章太炎如何以“文字”为基础，将“文学”定义为对复杂人事的记录与承载，并最终上升为对“文化”的思考。同样关注《国故论衡》的还有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郝悠扬，文章立足《原经》篇，重新考察了章太炎经学观及其“六经皆史”说的实质。文章认为，历史的民间性是《国故论衡》“六经皆史”论述的核心，章太炎的思想突破，不仅颠覆了传统经史关系，更在清末学术转型中为经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独特路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欧阳清通过广搜众本，钩沉稽考，详细考察章太炎《齐物论释》的不同版本后发现，后续《齐物论释》的众多版本，皆以频伽精舍本和浙江图书馆刊本为祖本，由此构成《齐物论释》初本、定本两个不同的传承体系。

第二组第三场报告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贾泉林老师重点考察了章太炎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文章指出，其诠释以儒佛会通为视角，突破了朱熹以降理学严判儒佛差异的传统，构建了一套以唯识学为核心的创新阐释体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费轩汇报的文章题目为《无的政治：章太炎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兼与京都学派、海德格尔共同思考》。费轩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是规定性概念，而不是对某种特定的现代化过程所具有的历史要素的归纳，它是普遍主义的精神冲动，而不是打着文化多元的旗号退缩到特殊主义的堡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何爱国老师考察了阅读因素对章太炎学术成长的影响。何老师指出，情感会影响阅读，阅读也会增进情感，多样的阅读书籍、多种的阅读模式和变化的阅读环境对于太炎学术体系的形成、拓展和深化确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组第四场，学者集中关注了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与章太炎的唯识学批判。东国大学佛教学系的金永晋老师探讨了章太炎《齐物论释》中因果论之否定与唯心不觉。金老师指出，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对因果论的否定可分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区分，源于他在对因果论的立场、否定方式以及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上所展现出的差异。澳门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朋静同学探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章太炎的宗教思想，旨在阐明章太炎如何运用唯识论的概念来质疑神的存在，从而支持他关于一个摆脱自私与等级的社会和政治愿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曹越旻则关注《齐物论释》中的个体性问题，指出章太炎以唯识学的“转依”机制融摄道家的“独化”理想，既保留了“齐物”思想中“差异即平等”的基本精神，又为个体赋予了动态超越的主体性力量，这一理论不仅为近代中国的个体觉醒提供了哲学依据，也对当代多元共生的伦理困境具有启示意义。

在学术典范转移的过渡时代，如何探索清代学术史书写的新形式？第二组第五场讨论中，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老师选取王广庆、章炳麟、胡韞玉、马衡、王国维等学者的题跋，探讨在传统形式中是如何孕育出了现代学术的萌芽，逐步形成“旧形式中的新范式”。柳老师指出，正始石经题跋不仅是对文物价值的记录，更是中国学术史转型的缩影，为理解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提供了重要范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盛博言同学的文章勾勒“古文专业”从无到有的发生与演化。文章认为，章太炎和刘师培围绕《左传》条例构筑“古文专业”，互相影响，又在杜预“五十凡”的问题上持论相左，民元前后，刘师培推本家学，又超越家学，发明《左传》新例，标举“孔子制作《春秋》”说，同时推进礼制研究，为“古文专业”这一命题打开新局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沛姗汇报的文章题目为《嘉道以降的汉宋融合趋势与“文人解经”的兴起》。通过重新审视“文人解经”的价值，文章厘清其性质实是考据与文词的结合，并非是与朴学异术，并发现从文士经学的角度重新梳理汉宋关系的变迁，可以发现嘉道以降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硕士研究生秦睿同学以学术统系分析和学术地理观念作为研究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的两个入口，将其归置于刘氏个人的清学史研究历程中，观察他从事清学史研究的动机、心态，如何逐步发掘传统，融合西学，转化家族性知识，回应时代需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赵四方老师汇报的文章题目为《“范式”内外：20世纪上半叶清学史研究的多重履迹》。赵老师指出，对清学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走过的多重履迹重新予以检视，不仅是对诸多“范式”进行历史性省察的必要前提，更是深入研究清学与近现代学术关联的题中之义。

两组别十场次的论文发表完毕后，下午四时，与会学者在上海厅举行圆桌会议，总结会议成果。圆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老师主持，金永晋、慕唯仁、陈建华、林少阳、李智福、周展安、赵四方、姚彬彬等学者作引言人。针对章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周展安老师提示要关注章太炎探求知识之为知识的原初动力以及章太炎对“史”的概念的理解，李智福老师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章太炎人生经历与哲学构建之间的联系。金永晋、赵四方老师则回忆了自己走上章太炎研究道路的心路历程，金老师提到，2000年在北京学习时偶然阅读的一本书，令其被章太炎的思想深深吸引。慕唯仁老师将与会学者的报告总结为哲学与史学两种路径，并指出，未来哲学与史学研究者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话，以更好理解章太炎思想的复杂性。林少阳老师表示，十分开心能在本次会议中看到诸多新面孔，未来期待章学研究进一步年轻化、国际化、多元化。不少老师、同学也畅谈了自己参与本次会议的心得感受与收获。

最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老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老师代表主办方对本次活动进行简要总结与回顾，两位老师从会议主题、会议成果等方面，对会议今后的发展作出展望，并对各位学者的出席表示感谢。在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与对下一届会议的殷切期待中，本届研讨会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