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衣认知”(enclothed cognition)是“假装即现实”这一经典概念的时尚版。科学也已证实，这种现象真实存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诉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显著提升。而当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效果。这表明拥有力量和权威的并非衣服本身，而是我们赋予其的身份与联想。当学生只是看着所谓的医生白大褂时，效果不明显；当穿上这件外套后，效果才会显现。但这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穿上相应的制服即成为医生、军人或囚犯”，而是说制服是角色的一部分，穿上它便承担了该角色所代表的身份。

从外科医生到交通协管员，众多职业都要求穿制服，但这些制服在社会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它们不仅象征着你的职业和地位，还代表了你对雇主或所属机构的忠诚。在职场、校园或宗教团体中，制服被用来抑制个性、强化忠诚。受创业文化的影响，最近似乎兴起一种人为的“平等”趋势——首席执行官和初级程序员都穿着同样平平无奇的帽衫。然而，着装上的差别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微妙而已。

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开始，政界人士（不只是保守派）也支持校服作为学校管理纪律的工具。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表示，公立学校推行强制校服政策是有帮助的，“这样青少年就不再会为了名牌夹克而互相攻击”。同年晚些时候，在另一场演讲上，他进一步强调，校服“能帮助年轻学生理解真正重要的是自己是怎样的人，从而有助于打破暴力、逃学、失序的恶性循环”。这种反时尚情绪贬低了风格作为自我表达的作用，暗示统一制服能防止学生被多变的时尚“分心”。但背后的真正意图（尽管鲜少被承认）则在于将学生塑造成管理者期望的样子——无差异、无特征的个体。

在美国，校服通常与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联系在一起，尽管一些公立学校也有校服要求。而在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校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是强制性的。校服的设计通常模仿成人职业装（如衬衫、卡其裤、外套、领带），旨在向学生灌输职场概念。尽管学生会通过卷袖口、佩戴个性配饰等方式在校服上加入个人风格，校服仍在孩子最渴望表达自我的年纪压抑了这份自由。一旦穿上校服，对学校的忠诚就被置于首位。违反校服规定，即便是为了表达校外生活或个人信仰，往往会引发问题。越战期间，艾奥瓦州一所高中的学生计划佩戴黑色臂章上课，以抗议美国参战。计划还未实施，学校管理层便得知此事，并迅速颁布禁止佩戴臂章的规定。尽管如此，仍有五名学生无视这仓促出台的规定，坚持戴臂章，结果被停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介入并联系到学生的家长，说服他们提起诉讼。该案件即“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学生佩戴臂章表达象征性言论的权利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其效力高于学校的着装规定。

制服对人的约束在以下事实中显而易见：高中毕业后，校服基本上不再是硬性要求，除非是在某些军事或宗教院校。进入大学的那一刻标志着你被鼓励“做自己”的开始，这种自由也体现在着装上，甚至连穿睡裤去上课都变得可接受。不过，大学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个能如此随意穿着的阶段。一旦步入职场，你将不得不面对各种形式的制服。有些制服是出于功能性需求，比如机械工的工作服；而有些则更多是为了限制你在工作场合的身份，掩盖你的个人特质，使你被工作角色所取代。我曾从事过一些服务类工作，身穿挂有名牌的Polo衫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喊出我的名字。穿上制服，你既被＂匿名化”，又同时被标识化。公司的标志位于你心口附近，昭示着你是公司的财产。你成了公司的替身，任何一个怒气冲冲说着“是苹果售后告诉我这么做的”冲进来的人，都会把因被大公司辜负而产生的怨愤倾泻到你身上。一旦他们知道你的名字，就可以向你的上司投诉你，这便成了悬在你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制服中，你可以象征性地代表公司，同时个人身份被模糊，从而更容易被他人以非人性化的方式对待。艾莉森·卢里在《解读服装》(The Language of Clothes)一书中指出：“制服就好比一个信号，告诉我们不应该或不需要把某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看待，而对方也不应该或不需要把我们视为人。制服里的人往往不断重复机械化的语言，如‘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无法为您提供该信息’‘医生很快会接待您’。”

工作制服和校服一样，都与服从性紧密相连，目的在于抹去任何自我表达的痕迹。一条常见的职场建议是“进入工作场所后，把自我留在门外”——遮住文身，不谈宗教和政治，尽量对私生活保持缄默。在这种疏离的工作环境中，只有当一天的工作结束、脱下制服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回归“真我”的自由。

在企业中，默认的标准制服依然是西装，员工甚至常被称为“西装女／男”。斯隆·威尔逊的小说《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中，叙述者观察到“二战”后涌入商界的男人：“我看到许多聪明的年轻人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在纽约狂乱奔波，却不知奔向何方。”另一本关于战后焦虑的书写道：“在我看来，他们既不追求理想，也不追求快乐。他们只是在追求一套既定模式。“西装成了战后守序行为的代名词。尽管当今的美国企业文化不再仅由穿灰色法兰绒的男性主导，女性和非西装着装者日渐增多，但西装依旧是高层的重要标志。商务正装已被证明有助于提升抽象思维能力，而且仍与超男子气概相关。一项模拟谈判的实验发现，穿休闲装的男性睾酮水平低千穿西装的男性。不过，随着美国职场逐渐走向休闲化，以及远程办公人数的持续增长，办公室着装规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阿曼达·马尔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出，“千禧世代”已步入管理层，他们对休闲服饰的偏好或将影响职场的整体穿衣文化。她观察到，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想法重塑‘工作服’的含义，打破了所有人必须遵循单一着装标准的束缚”。

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机构中，金星、横杠和勋章清晰地标示着地位高低；而在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中，等级差异则更为隐蔽。开放式办公室（让首席执行官坐在普通办公桌前、去掉玻璃墙和守门秘书）并不会真的让办公环境变得更平等；低调的穿着同样掩盖不了职场中的微妙差异。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地成公平竞争的场所。马克·扎克伯格最爱的T恤是普通员工买不起的意大利高级货；杰夫·贝索斯和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霍斯劳沙希偏爱的户外风绗缝马甲，看似低调，实则价格不菲。在硅谷，如何在休闲风中恰到好处地展示奢华，需要深厚的功力，用力过猛，就会招致嘲笑。马尔引述了硅谷留言板上的一句话：“一名年近四十的男子刚入职就被首席执行官羞辱，因为他竟然穿着系扣西装出现在人人穿工装短裤的办公室。”可见，职场着装规范并未放松，只是从制服换成了另一种。

初创公司的着装规范，基本只有一个底线：别把自己打扮成“异类”。然而，当科技行业在2020年迎来自己的“烟草巨头时刻”时，这种随意的形象发生了转变。那场听证会上，四大科技巨头领军人——脸书的扎克伯格、亚马逊的贝索斯、苹果的库克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皮查伊——纷纷脱下帕洛阿托风格的休闲装，换上灰色或海军蓝的西装，与传统企业和早年商业巨头的高管无异。正如瓦妮莎·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中所说：“如果要找一个参照，那就是过去那些穿法兰绒西装的人。穿西装代表了对华盛顿风俗的认可，这种老派着装虽在数字世界显得保守，却能淡化首席执行官们日常的颠覆者形象，展现出他们对这一场合的尊重。”

新冠疫情早期，许多白领刚开始转为远程办公时，《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员罗宾·吉夫汉撰写了《我们的衣服讲述我们的故事。可若叙述者只有睡衣和汗衫，又当如何？》一文，探讨了办公室及其他公共空间（如博物馆、游乐园、剧院）的关闭将如何影响时尚与自我认知。“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源于我们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安放自己。”她写道，“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由所处的群体定义的。穿衣打扮本是讲述自我故事的一种方式，但当听众消失，这种叙述也就静音了。我们成了穿着睡衣的躯壳。”有人因摆脱了制服的束缚而感到自在，也有人为失去了借服装表达身份的机会而感到惋惜。与我在此提出的观点相比，吉夫汉对制服的理解更为积极，并更关注社区层面的意义。她认为：“职业装表明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昭示你正参与这个共同体的兴衰。它往往淡化个性，提醒我们属于某个更大的整体。制服、挂链上的徽章、国会胸针都是社会关系的可见标识。”

在最宽松的环境中，“具衣认知”的力量依然强大。哪怕是那些工作时可以穿紧身裤或睡衣的自由职业者，也常常认为，在工作日换上“正式”服装有助于进入工作状态。类似“为成功而打扮”或“为你想要的工作而打扮＂的建议不胜枚举。通过模仿老板或上司的穿着，似乎能够借助时尚的影响力接近他们的地位。但实际上，在许多公司里，最成功的人反而往往穿着随意，甚至有意无视模糊的办公室着装规范。这本身就是一种彰显权力的方式。（根据我的经验，这类人通常是男性，但也有例外。）

本文选自《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美]韦罗妮克·海兰著，任瑞洁译，野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