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瓦工齐建军刚做了一天用水泥砂浆给地面找平的活儿，疲惫不堪、满身泥尘，当他走进地铁，坐还是不坐，成了一个问题。

城市中工人遭遇的类似尴尬并不少见。

4月17日，北京地铁5号线上，一名乘客认为邻座乘客衣着不净，指责对方“穿得跟要饭的似的，弄一身灰在这挤呗”，并用“混蛋”等脏话辱骂对方。被骂男子身着灰色外套，裤腿和鞋面有点点灰白。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上身板直，靠座椅前端坐着，双脚因夹着两个被装满的塑料袋而叉开，与上述乘客的腿挨得较近。

他对骂人乘客解释道，自己连座椅靠背都没有倚靠，也没有刻意挤人，但辱骂并未停止。直至目睹该纠纷的另一乘客出面制止，对骂人乘客表示，“我愿意跟他挨着”，并坐在了两人中间。事件视频经网络传播后，引发讨论。据相关报道，被骂乘客在北京一处窗帘城干装修。

反光背心、安全帽、劳保鞋、油漆桶等仿佛“名片”，让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工人，能在人群中被一眼识别。他们为何泥尘满身就进入公共场所？又如何不因泥尘被遮盖尊严？答案或许要回到灰尘和泥点的来处去寻找。

“身上这么脏，怎么坐？”

黄沙与水泥在房屋中央摞成小山，它们会在8小时后被齐建军平整地铺在地面上——然后才能铺地板砖。

53岁的齐建军来自河南周口，今年是他独自在外地务工的第七年。去年2月，经妻子介绍，他在小舅子分包的某地高架桥工地做工头，但谈好的九千月薪在拖欠下变成了年薪，他愁得每天揪头发。年后，反复讨薪无果，齐建军将小舅子与妻子的联系方式拉黑，剃了光头，重新到外地打零工。

齐建军面朝刚泼洒在地上的泥浆蹲下，左手撑住膝盖，身体前倾，微微踮脚，右手伸向最远端，用抹子把四散的泥浆由远及近来回刮平，再用腰部的力量将上身收回，挪腿往后撤步——这样的动作他一天要重复数百次。

正在做地面找平的齐建军

水泥和沙子，一灰一黄，颗粒细小，被水稀释后，变成流体，难以精准控制。在搅拌和泼洒时，裤子难免会被飞溅到。下蹲抹平时，膝盖也时不时会触碰地面。硬化后的水泥和砂浆成了“灰”与“尘”，在衣服上呈现出泛白、发黄、灰斑点点等痕迹。常常不到午饭时间，没有被反光背心遮挡的区域——齐建军的衣袖、裤腿、膝盖，甚至衣领处，已有明显的脏污。

午饭后，齐建军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休息时间。施工地被水泥和沙子占据，且没有椅子等可落座，他多数时候只能找个相对干净的墙角靠着坐会儿，或在旁边空置的屋子里，侧躺在水泥地上眯一会儿，为了不让头接触到地面，他会用手肘垫着，或者将头靠在墙上。每一次休息，衣服上的灰尘就更多。

齐建军拍摄的席地而眠的工友

不仅是衣裤，齐建军的头发也常常蒙上灰尘。这半年，他的头发慢慢长出来后，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仅留头顶一小撮，并染成红色，远看像一座小火山。但他有整理头发的习惯，当满是水泥的手指划过头皮，鲜亮的发色便被覆盖上一层白灰，头皮上也留下一道道白杠。

下午四点，抹完门口最后一角，他退到屋外，待工头验收完毕后，便可拿到当日酬劳。但这天工头没空开车送他回家，齐建军只能穿着被水泥溅脏的衣裤，搭乘地铁。

下午四点半的地铁上，人不算多。一上车，他瞄准一个空位，正打算落座，一个声音将他定住：“你身上这么脏，怎么坐啊？”他抬头，紧挨空位坐着的一中年女子边打量他边说道。他顿时心里冒火，从凌晨4点起床，做了一天地面找平，他的腿和腰都很酸痛，而回到住处，还得近一个半小时，他想坐。但女子的眼神让他觉得免不了一番争执，他便说：“不好意思，你嫌我脏，我坐地上。”

他背靠扶手栏杆，席地坐下。一旁的乘客为他鸣不平，对该女子说：“坐你家了？这是公共场所。”也有年纪稍长的乘客向齐建军招手，“师傅，你不用理她，就坐那，看她让不让你坐。”但齐建军只是说算了，没有起身。

“身上脸上都是土”，让他没有非坐不可的底气，“人家穿得干净，你蹭人家身上也不好”。此外，他还强调，对方只是讲他脏，没有使用辱骂性的词汇，如果骂人，他就不会忍气吞声。

不过，齐建军也说，直接被其他乘客要求“别坐”的情况很少，他只遇到过这一次，更多时候，介意的乘客会自行走开或挪到别处。

刘学军每天都能在地铁上看到坐在车厢地上的工人。他因病退休后，便在北京的地铁站做志愿者，义务为乘客指路、给低血糖的乘客发放糖果等。据他观察，有的工人怕把座位弄脏，有空位也宁愿站着或坐在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名上了年纪的工人背着大包，攥着扶手，摇摇晃晃，眼睛都已闭上，赶忙搀他坐下，询问道：“都花一样的钱，你们为什么不坐呢？”该工人指了指自己的外套，表示“人家会嫌乎埋汰”。这样的推辞，刘学军几乎次次能听到，他会继续劝说，“一点不埋汰，不脏，你们给北京搞建设，辛苦了。”碰到实在怕弄脏座位的，他会递给对方一包纸巾，建议道：“没事，坐吧，走的时候擦擦就行。”

北京地铁上刘学军劝说工人坐座位

想坐却不坐，是一些工人对自己的要求。

上海地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第十条，“赤脚、赤膊、油污衣裤者、醉酒肇事者、烈性传染病患者、无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健康状况危及他人安全者不得进站、乘车。”除此之外，地铁方面暂无着装相关要求，座位的脏污一般会由后续车站的保洁员跟车处理。

但同时，对部分工人席地而坐的情况，该工作人员也指出，这是不符合地铁安全规范的，“如果说旁边有站立的乘客，列车有急刹车的行为，坐在地上很危险的”。因此，巡视的站务员一般会要求坐在地上的乘客站起来抓稳扶手。

坐座位，怕被嫌弃，坐地上，有安全风险，劳动一天后继续站着又着实很累。为此，一些工人告诉记者，也想过换衣服再搭乘公共交通，但绝大多数工地并没有洗澡的条件。

建筑工地，无处换洗

结束一天的工作，尽管泥尘满身，齐建军也无法在施工地洗澡。地面找平一般是水电工程完成的后一步工序，此时房屋尚基本处于毛坯状态，热水、门、地板砖、淋浴设施一概没有，刚通上的临时用水也只有冷水，仅作施工用途。

除了私人家装，厂房、学校、饭店、写字楼等施工场所，大多也没有淋浴的条件。多位有数十年工龄的装修工人告诉记者，从未在施工地洗过澡。有做装修的工人表示，“即使有（淋浴条件），（业主）也不会让你在他家洗澡呀。”一位装修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业主是不允许工人在自家使用蹲坑如厕的，更不要说淋浴了。因此，装修工人大多只能选择回家再洗浴换衣。

回家，齐建军说多数时候工头会开车送，但也有顾不上送的时候，他就自行回家。如果路途较远，他就“迫不得已”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地铁、公交车上。

作为装修零工，齐建军每日的工作时长并不固定，有时是以完成当日任务为准，工作时间可能长达12个小时。有时是按照工时结算，但为了赚取30元每小时的加班费，他一般工作时长会在9个小时以上。

特别是眼下，他没活就得凌晨4点起床去零工早市趴活，收工踏上回家的地铁已是傍晚，他又困又累，真的想坐一坐。而本就满身灰尘的衣服，让他觉得，坐地上又何妨？

装修工人由于单一工种的工期较短，地点分散，又无处洗浴更衣，因此满身灰尘的他们搭乘公共交通时更容易被注意到。

除了装修工人外，同在建筑行业，从事打桩、砌墙、混凝土浇筑、钢结构焊接等基础与主体工程施工的建筑工人，也常常被水泥、砂浆等黏性材料，以及板材碎屑、焊渣等粉尘缠身。

泥瓦工曹道银告诉记者，在他工作过的建筑工地里，都没有淋浴区，要想洗澡只能回宿舍区或者租住的住所。而宿舍区与工地之间，并不是紧挨着的，会刻意隔开一定距离，一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两个区域需分别刷脸进入。二则是为了保障休息环境，“如果都住工地旁边，连夜加班的，还有噪音，还得了”。

曹道银刚结束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有超2000工人的厂房建设工地，从工地出口处步行到宿舍区入口需20分钟以上，工人们大多选择骑共享单车。但曹道银不会用共享单车，无论多大的建筑工地，他只能步行往返，有时甚至要走半个小时以上。

为了抢工期，一些工人可能临时被调来帮忙10到20天，他们并不住在宿舍或者工地附近，下班后只能穿着满是灰尘的工作服，搭乘便宜快捷的公共交通回家。

如果要进入宿舍区洗澡，需要人脸识别，即使进入宿舍区，傍晚是洗澡的高峰期，曹道银说，“人多的时候排队得一个多小时”，还时常停水。同时，抢工期经常需要加班，如果晚上十点下班后，再去洗个澡，就可能赶不上地铁。因此，他们几乎都选择忍一忍，回家再洗。

除了临时帮工外，一些在城市中心的工地工作的建筑工人也是需要搭乘公共交通的。由于市中心能够划给工地开展施工的面积非常有限，往往不设住宿区，就算有，床位数也很少。出于管理需要，部分闹市区的工地查得很严，硬性规定不准住宿。曹道银的工友王徽解释道，“乱糟糟的，影响不好，人家投诉。”

因此，这部分工人大多由公司安排在外租房居住，但市中心的租房费用相对较高，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市中心可容纳五到六名工人一起居住的房子，租金达四千元以上。公司为了经济考虑，只得租在更远区域，这时，工人们就会乘坐公共交通往返。

陈江便是如此。这天傍晚，陈江头戴明黄色的安全帽，身着橙色反光服，走进上海12号线南京西路站的地铁，熟练地在人较少的车厢连接处站定——这里距离座位最远。他要回6公里外的杨浦区宿舍。他原本在杨浦区的一个工地做焊接，临时被老板安排来市中心帮工。

他提到，去年在上海市中心一保护建筑群做工时，工地就没有宿舍区，他和工友被安排住在两公里外的一小区，走路要半小时左右，地铁仅需十来分钟，因此他坐了两个月的地铁。提到北京地铁5号线上的辱骂事件，他调侃道：“都是打工的，你高贵自己买个地铁坐。”

由于工地没有宿舍区，他也都是回家再洗澡。

采访中，有工人向记者提出，能在工地区设置一个更衣室也是好的。因为工地内没有储物的区域，他们的水杯、工具、干净衣物等只能用塑料袋装着就近放在地上，一天下来可能也沾染灰尘了。

但即使身处扬尘漫天、无处换洗的工作环境，其实许多工人也在想办法维系自己的清洁，与顽固污渍做斗争。

“谁不想整干净一点？”

凌晨四点的零工市场，人头攒动。齐建军将电瓶车停在马路边，和工友们一同扒在围栏上张望，陆陆续续有工人登上招工老板的面包车前往工作地点，但这一天，直到天色渐亮，他也没盼来活。

凌晨的零工市场

“回家洗衣服去。”早晨7点，齐建军骑上电瓶车回家。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民房，租住了十多户人。他的房间在一楼，十来平左右，有独立的卫生间。他从墙角的挎包上拿起昨天穿脏的工作服展示给记者。

齐建军裤子上的水泥

水泥遇水硬化的特性，使它成为建筑工程中最常使用的材料之一，当它以泥浆的形态渗入衣物纤维后又硬化成固态，就导致污渍更难剥离。硬化的时间越久越难去除，所以齐建军通常下班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将衣服上的水泥搓洗干净。但有时加班很累，脏衣服就会攒到第二天再洗——反正每天都会脏。

每个季节，齐建军会给自己准备两套工作服换洗，都是从网上买的，夏季的T恤6元，裤子9元。生活中他爱穿橙黄、粉红等艳丽颜色的衣服，以及黑皮鞋，但他选工作服就是军绿迷彩、深紫、黑色的，鞋子换成了劳保鞋，都是为了耐脏。床尾的衣柜中，他把衣服整齐地叠成小方块摞在一起，两种色系对比明显。

在工地洗衣服并不方便。有的工地有洗衣机，但据曹道银说一般是按时长投币收费的，20分钟要四块五毛钱。为了省钱，工人们绝大多数都选择手洗。

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曹道银一天要砌近一千三百块砖。与砖块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衣服会蹭到灰，抹水泥时，也经常刮到膝盖上，而且建筑工地没有干净的休息区，他的脚酸痛时，只能用砖块或木板垫着坐会儿，导致裤子后侧也满是灰尘。“什么东西都管坐，一靠就可以了。”他说。气温高时，一天下来，他的衣裤会被汗湿几轮，又黏又难闻。

“俺们干活一天一洗，一天一换。”曹道银说，由于建筑工地灰尘漫天，干活还经常出汗，贴身的衣物，就算是冬天，也至少两天就得洗一次。

与贴身衣裤不同，工人们表示，外套洗得会少些。外套比起T恤、套衫、裤子来说，不但难洗而且难干，如果每天洗，还得再多买几件轮换，这也是一笔开销。除了工地上穿的反光背心，一年四季的工作服都是工人自行购买，它既是消耗品，也是必需品。曹道银大多是在工地门口的地摊上去买，由于质量不好，且经常搓洗，两三个月就开线烂了，又得重新花钱买。

而恼人的水泥偏偏喜欢沾上外套，三四天不洗的话水泥会完全硬化，即使用刷子用力搓洗，也很难完全清除灰白的痕迹。

比外套更难洗的是鞋子，因为与水泥接触最为亲密。曹道银和王徽展示了自己刚刚刷洗的鞋子，鞋头和鞋沿凹凸不平的纹理，在水泥的填充下变得模糊不清，斑驳的灰白色让鞋子看起来仿佛刚从泥里拔出来，但这已是他们能维持的鞋子最干净的样子了。王徽抓起一只鞋子，用手指反复用力摩擦鞋沿灰白处，然后让记者看看自己的手——上面并没有沾染上灰尘。

曹道银（军绿迷彩）和王徽（灰白）刚刷洗的鞋子

从想坐不能坐，到想洗洗不掉，这更多是工人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带来的。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工人在谈论北京地铁5号线上的辱骂事件时表示，“谁不想整干净一点？不得环境允许嘛。”

迫切想要的“体面”

体面并不因工人的职业身份而有所不同。但挡在工人与整洁体面之间的，是工地的漫天灰尘、长时间辛劳的工作、无处休息的处境、被汗水浸透的衣裤、不齐全的洗浴设施、刷不干净的水泥等等，这些因素最终凝聚成了人群中，泥尘满身的他们，席地而坐的他们，怕被“嫌弃”的他们。

而如果仅仅是以上关于工作环境和条件的“不体面”，工人们尚且是在努力克服和忍受的，他们清楚，比是否“站着”更重要的是“把钱挣了”。

采访中，数位工人提及了自己被欠薪的经历，与谈论工地环境的苛刻、难刷洗的水泥以及地铁上的异样眼光时还能自嘲不同，一谈及工资，他们的脸立马皱成一团，声音高了八度，语气也激烈了起来。

在工地等待公司结算工资的日子里，曹道银掰着手指向记者数起每日开销，光吃饭就得30来元，更让他焦心的是，当时五一劳动节将近，一放假公司可能就更找不着人了，但他能做的，只是盼望，盼望4月30号发放工资的承诺能被兑现，但近半月后，他只盼来了一张欠条。

5月9日，曹道银没按约拿到工资，又因年近60岁被新工地婉拒后，他拿着欠条回安徽老家了，那里有他一砖一瓦亲手修建的家。

去年8月，在齐建军参与修建的一段高速公路通车前夕，他在朋友圈转发这条宽阔公路的视频，并配文：“这就是我们建设工人劳动的成果。”虽然，直至今日，他也没有全部拿到约定的酬劳。

为了解决农民工被拖欠薪资等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

2020年5月国务院发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特别对欠薪重灾区的工程建设领域进行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同年12月，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开通，身陷欠薪困境的工人，可以在该平台提交信息，由有管辖权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欠薪线索进行审查，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2023年，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调配资源组建速裁庭（或速裁团队），做到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优先受理、快调速裁。

劳有所得，这是工人们更为迫切想要的体面。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齐建军、王徽、陈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