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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杨振宁：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增加了中国人的自信心

article/2026/1/13 0:45:12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这位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的探索者，用跨越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在探索世界的奥秘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1956年，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并于次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这一突破，也为后来的物理研究者点亮了方向。

在辉煌的科学成就之外，杨振宁也是一个真实而温暖的人。2017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选择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从合肥到西南联大，从芝加哥到石溪，最终回到清华园——他的人生轨迹，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科学与理想的缩影。

他曾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了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在民族饱经忧患的年代，国人常怀自卑，而杨振宁却以一座诺贝尔奖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凭借不懈的努力，同样能够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们通过他生命中的许多个重要片段，回望这位见证了世界百年巨变的智者，如何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夜，坚守着对真理的热爱与追寻。

作者 | 新周刊编辑部

编辑 | 苏炜、谭山山

题图 | 西南联大纪录片《九零后》

梦开始的地方

杨振宁与清华园的联结，得从1929年说起。

那年，杨振宁7岁，随父亲杨武之住进清华园，从此扎根这片培养他、成就他的土地，以科学精神和坚韧意志灌溉，迅速长成世人瞩目的大树。

杨振宁曾说，自己“几乎爬遍了园子里每棵树”。草木葱茏的清华园，是这位昵称“杨大头”的少年最好的游乐场。

许多年后，当主持人在清华讲台上提起这个“杨大头”的旧称，年迈的他开怀大笑，这个跨越时空的称呼，让杨振宁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像他后来在物理世界攀登那样，在水木清华的繁茂枝叶中穿梭。

杨武之对杨振宁的培养更是用心良苦。杨武之特意请来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在科学馆办公室里为少年杨振宁系统讲授《孟子》，这为杨振宁日后融通中西的学术视野、文理皆通的人文素养埋下了一颗种子。

12岁那年，杨振宁在清华图书馆邂逅《神秘的宇宙》一书，回家便认真地向父母宣告，他要拿诺贝尔奖。这句在旁人听来或许是童言无忌，父母也不敢真正相信的豪言，却在23年后，他年仅35岁时便成为现实。他后来也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更多的年轻人，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出去。

2002年，80岁的杨振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将家安在清华园，取名“归根居”。他也成了守候清华园、守候中国科学发展的一棵大树。他回望过去时说：“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后来的日子里，在清华园的草坪上，人们仍常能见到这位白发先生与学生亲切交谈的身影，直到时间带走了他。

“我的学号是‘联580’”

1938年秋，正在昆华中学（今昆明市第一中学）读高二的杨振宁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

杨振宁报考时选的是化学系。物理系教授吴有训翻阅试卷时，发现杨振宁更适合学物理，于是给他“开小灶”，为他讲解了物理学对于人类科技发展的作用，劝他转入物理系。那一届西南联大一共招了600余名学生，杨振宁于2017年在昆明旧地重游时，仍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学号是“联580”。

杨振宁报考西南联大的准考证。

“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杨振宁曾回忆道。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联大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杨振宁和黄昆（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张守廉（国际知名电机工程专家）并称物理系“三剑客”。他们住在同一间宿舍，每天一起上课，下课后泡茶馆讨论各种问题，整天形影不离。有一次，为了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杨振宁与黄昆等人从白天讨论到晚上。躺下后，他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出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等权威资料，继续与舍友辩论。

杨振宁说过，在西南联大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他一直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并视为有用的参考资料；他的学士论文则是在吴大猷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先生，感谢他的教诲。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45年，23岁的留美公费生杨振宁离家从昆明飞往印度转去美国，杨振宁在个人文选《曙光集》里写：“父亲陪我去等公共汽车，四个弟妹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眼泪。”

这是因为，眼前的儿子，奔向的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界。

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系念博士，他是冲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克·费米去的，费米非常喜欢他。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是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院长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

一年后，杨振宁和第一任妻子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结婚，杜致礼是杜聿明的女儿，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教数学时，就结识了还是学生的她。

在那一时期，杨振宁和爱因斯坦还有过一段交集。

彼时，这位天才科学家已退休，但依然关注科学界，他对杨振宁和学弟李政道发表的关于统计力学文章感兴趣，便让助理约他们去聊了一个半小时。见大师太紧张，再加上爱因斯坦用了很多杨振宁不懂的德文，杨振宁回忆起这次见面：“我没有得到什么智慧。”

2019年在上海，杨振宁展示爱因斯坦与自己儿子的合影。图/

杨振宁还是谦虚了。几年后，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一起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其被物理学界认为是杨振宁最伟大的成就，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其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

1954年，杨振宁和大儿子Franklin在研究院门口再次遇到了爱因斯坦，年幼的孩子和满面慈祥的老者站在一起，合了张照。第二年，爱因斯坦与世长辞。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属于杨振宁的未来，徐徐打开。

“这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发表文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猜想。寄给杂志社时，论文的标题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刊出时，标题则被改成了《对于弱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原因是《物理评论》的时任编辑、同时也是著名物理学家的古德斯米特(Samuel Goudsmit)认为，论文的标题不应该是一个问句。不过，在杨振宁看来，原来的标题要更传神得多。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宇称可能不守恒的理论后，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立即领导团队进行实验，并在1957年初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这一发现打破了物理学界长久以来被视为圭臬的“宇称守恒”定律，改变了人类对基本粒子世界的认知。1957年10月，站上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时，杨振宁年仅35岁，而李政道也只有31岁。

让杨振宁、李政道摘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

杨振宁的一生中科学成就，当然远远不止于此。邓稼先曾说过：“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个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一次奖的话，杨振宁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奖。YANG-Mills场（杨-米尔斯理论），就是规范场，他在这方面造诣非常高。”

1995年1月，杨振宁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被问及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他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

“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

杨振宁和很多名人有过交集，但排在首位的一定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很多80后、90后中国人的学生记忆里，必定记得这段被收入语文课本里杨振宁给邓稼先写的回忆：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许鹿希，邓稼先夫人，编者注）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这份永恒的骄傲始于二人的童年时代。杨振宁比邓稼先年长两岁，都在安徽知识分子家庭里成长。年少时，杨振宁由于额头较大，人送外号“大头”；而邓稼先因为性情憨厚，被大家笑称“老憨”。

同乡、同校、同赴美、志向相投，“大头”和“老憨”的友谊伴随二人的成长经历不断夯实。尽管杨振宁后来留在美国专攻理论物理并斩获诺贝尔奖，邓稼先专注工程物理，选择回国效力，但二人之间长达50年的友谊未曾了断，亲如兄弟。

1971年，杨振宁作为美籍知名学者获准访问中国，这是自1945年赴美留学后首次踏上故土。第一次回国，要见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邓稼先——这位老友彼时已经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领导者。

在北京的十几天里，杨振宁和邓稼先有着聊不完的话，也有问不完的疑问，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离开北京前，杨振宁忍不住问了邓稼先这个问题，邓稼先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在杨振宁返回美国前夕，等到了邓稼先在信中的亲笔答复：原子弹、核武器，没有任何美国人参与。

1949年夏天，杨振宁（左）和邓稼先（中）、杨振平（杨振宁胞弟）摄于芝加哥大学。（图/清华大学校史馆）

这封信的完整版后来在2018年随杨振宁夫妇所著的《晨曦集》公诸于世。人们看到了邓稼先当年肯定的答复，也在信的末尾看到了这段当年邓稼先和杨振宁共勉的一句话：

“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这句改编自苏轼《水调歌头》的诗句，意义不言而喻，点睛的“共同途”三字更让杨振宁为之动容。他知道邓稼先想要借信传递给他的信念——不论是你还是我，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中国的科技进步与民族复兴。

这几年，杨振宁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过邓稼先写给他的这句话。而每一次，他都说着同样的话：“今天我可以自信地对稼先回应道，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

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

从1971年底第一次回国开始，杨振宁就成为了连接中美之间的重要桥梁。他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学校做学术交流。

杨振宁回忆：“在1972年，第二次到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作为一个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

他也真的做到了。1974年再度回国，此次回国，他见到了当时刚复出主持科技工作的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的几次采访，让杨振宁成为了中美重启合作的关键性人物。

1977年，杨振宁出任“全美华人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Americans (NACA) 主席，更加积极地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年2月，协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给时任总统卡特的公开信，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陆续有10多万留学生出国。杨振宁在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成立了中国教育交换委员会。中科大的校长谷超豪、复旦大学杨福家、北大校长陈佳洱都曾受益于这个项目。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指导本科生。（图／清华大学）

物理学的幸运和遗憾

如果说，杨振宁一生最光辉的时刻，是68年前摘得诺奖，那这份荣誉最绕不开的人，自然是李政道。

两人在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对基本粒子世界的认知，也为两人赢得了次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但两人的相遇、合作、恩怨和最终的决裂，彷如每个天才注定要写就的传奇和宿命，为物理学同时造就了巨大的幸运和遗憾。

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助教的杨振宁，认识了刚刚被公派赴美留学的李政道。两位西南联大校友很快成为密友、开始联名发表论文、拜访爱因斯坦、两家比邻而居……并在几年后携手登上物理学的最高殿堂，但也很快在人生道路上分道扬镳。

两人早在1951年合作发表论文时就出现署名分歧，此后包括诺奖领奖顺序、《纽约客》的报道署名等，两人都对署名先后顺序有所分歧，这些今天再回首已经烟消云散的小事，最终造成了两人的决裂。杨李二人在中国高端物理的发展路线上也多有分歧，前者主张应用研究，后者则建造加速器和发展基础科学。

幸而，李政道在《破缺的宇称》一文也写道：“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发表了32篇论文……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天才和天才的碰撞，友情终归是点缀，物理学的火花才是永恒。

1947年，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左起）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协同创新自立自强——“两弹一星”精神展。（图/IC photo）

“我已经看见天亮”

2007年，杨振宁出过一本《曙光集》，书名有来历：“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

数年后年完成《晨曦集》时，杨振宁说：“当时觉得改革开放30年，看见了曙光……没想到以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他希望到100岁的时候，再出一本《天大亮集》。

2021年，杨振宁先生农历100岁生日之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和夫人翁帆编著的《晨曦集》（增订版）。“增订版”新增了13篇文章、10万字左右的篇幅，包括杨振宁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回美进行的轰动美国华人学界的演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全文，他参观长城后饱含深情写就的《长城颂》，以及“两弹元勋”邓稼先写给杨振宁并使他的情感受到“极大震荡”的珍贵信件等。

《晨曦集》（增订版）开篇文章，就是杨振宁的《长城颂》，这是他初次登上长城的感受：

“长城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坚韧。它表现出了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的胼手胝足，以及他们的辛劳为人类所作出的优异贡献。它象征着历史上中国一统的观念：尽管中国历经盛衰兴亡，尽管中国有如此大的地域和多种的方言，尽管中国有过多次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盛，分则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