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王升远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336页，68.00元

极端语境中的知识人：认知、选择与行动的限度

对于生在和平时代与和平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战争往往仅作为他者的经验与历史记忆而存在。无论是回望历史中的战争，还是关注当下他国的战事，抑或寄望于未来的持久和平，“反战”在当下公共话语中作为一种道德姿态与伦理立场，几乎已获得普遍的正当性。然而，当这一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思考与行动路径时，“反战”话语因政治立场、情感取向及利益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多元化、时而相互冲突的倾向。“以史为鉴”与“反战”原本旨在促成对以集体之名压抑个体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历史省思；但若缺乏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和对历史的理性辨析，“反战”话语亦可能被过剩的情绪所裹挟，从而引发新的对立与冲突。倘若我们承认“反战”最终指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那么战争叙事首先便不能目中无“人”。

对于战争这一“极端语境下的人”之关切，正是贯穿于王升远教授新著《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中的基本问题意识，亦是其重塑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路径的方法。将知识人选定为主要论述对象，并非出于对社会精英的特殊偏爱或对一般民众的有意忽视。正如作者在《“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中所述，“无论是‘转向’时代、军国主义时代抑或战后初期的盟军占领时代，文学家、思想家大多都无法超然于时代政治之外，他们常被裹挟进民族国家大历史，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政治议题的参与者、介入者”。知识阶层凭借其智识与判断力，被视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脊梁”，担负着民众对真理与公共理性的期望。在重大历史关口作出表态，更被看作是知识人对公共价值的守护。然而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高压下，言论空间日益逼仄，全民总动员的社会机制、封闭受控的信息与舆论，共同压缩了个体思考、判断与行动的空间。因此，在重返历史情境、思考极端语境下知识人的抉择与行动限度时，不仅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更需要体察“在那样的时代境况中，一个人还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要辨识出战争的真相，知识人首先需要具备洞察时局的判断力。但这并非易事。在意识形态宣传的猛烈攻势下，当局者迷才是常态。例如，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虽生在官僚世家，父亲鹤见祐辅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和巨大影响力的知识人、政治家，外祖父后藤新平曾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满铁”总裁、内务大臣等政府要职，但其仍坦言自己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有过误判。正如书中所言，鹤见最终能够看清现实政治形势，识破日本政府“解放亚洲”的虚假宣传，与他在留美期间接受的教育以及爪哇的从军经历密切相关。可以说，来自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前线的切身战争体验，让鹤见在认知与实感上完成了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对化。

鹤见俊辅

与鹤见俊辅的正面转变不同，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的时局因应轨迹则映照出知识人在极端语境中另一种相反的走向。曾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中野在1942年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自己一直以来的“立场错误”，并致信文坛操盘手菊池宽，主动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投诚。以文字安身立命的知识人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轻则文人失业、生活困顿，重则身陷囹圄、赔上性命。于知识人而言，妥协与对抗已不再是一道抽象的道德命题，而是随时可能付出沉重代价的现实抉择。

当公开反战已不可能，作为私人文本的日记成为有良知和判断力的知识人记录所思所想、缓解政治性抑郁的载体。然而恐惧制造沉默，言论空间逼仄的实感从自我审查开始。《永井荷风的洁癖与复仇》一文便以可感可知的方式，围绕荷风日记《断肠亭日乘》，向读者再现了知识人在极端年代的“怕与爱”。孤傲洁癖如荷风，这位文坛巨擘在战时选择离群索居，沉湎花柳巷，并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军国主义的愤恨与不满。然而，荷风在杂志《中央公论》上发文，致使多年来记日记的习惯暴露，出于对警宪审查的恐惧，他夜里起来将日记中表达愤懑不平的部分删除，并在外出之时，将日记藏入鞋柜。此举不唯荷风一人。在《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中，读者亦可看到出于担忧而撕毁日记的“异端精英”中井英夫。中井在日本战败前后生病入院，昏迷多日，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急忙把记录了对日本不利的日记撕掉。而读至《1938:“非常时期”的一场越境私奔及其文学史余波》时，让人尤为震撼的是，日本知识人与极端时代对抗的极端方式，竟是选择逃离祖国。因参加左翼运动而被定罪的文艺青年杉本良吉感到生存危机，与女明星恋人冈本嘉子私自越境苏联，却不幸被卷入“大清洗”的政治斗争中，不久便惨死异乡。

永井荷风

在和平年代与和平国家，“反战”二字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而我们透过《妥协与对抗》中日本知识人的境遇可以认识到，在法西斯军国主义席卷一切的年代，“反战”不仅意味着良知与勇气，更需要洞察时局的判断力，以及在极端语境中求生存的圆融策略，有时甚至还依赖一种近乎苛刻的精神洁癖。

战争记忆的劳动分工与历史责任的代际传递

《妥协与对抗》并未让历史与人停留在漫漫暗夜之中，而让读者在看清历史的黑暗之后仍留有一点萤星之光照亮未来路。读者在书中看到，在一切公共性讨论和理性思考被屏蔽的极端年代，永井荷风虽未能正面与权力抗衡，出于自我审查删除了日记，但却在读到前人神泽杜口时，被其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风骨所撼动，决意以笔为盾，直“书”胸臆，毫不讳饰地记录所感所思，以为历史作证；在战后日本社会弥漫美化战争经历的风气之时，中井英夫则决意将其私人日记付梓，以对抗遗忘和歪曲历史的倾向。这些便是《战败日记的“读法”》一文副标题所言“战争记忆的劳动分工”。知识人并非无所畏惧，而是在经历畏惧和历史暗夜之后，却依然选择为自己和后世留有一丝人性的微光与希望，以期彼此照亮，相互看见。

战场上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围绕历史责任的论辩和对战争记忆话语权的争夺却从未停歇。作为争议核心的“历史”，并非仅是既往事实的汇总集合，而是在当下语境与价值预设的牵引下被不断重塑、再阐释。葛兆光提醒人们：“胡适所谓‘历史是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并没有大错。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两面，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真实故事，揭示曾经有过的爱与恨、剑与火、血与泪，提醒后人谨记教训；但另一方面也常常会粉墨登场，演经过权力粉饰过的肥皂剧，赚取观众的眼泪、同情和服从。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学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历史会在当下意识的强力催化下，改头换面，粉墨登场。这同样警示我们，在有关历史记忆和责任的问题上，“如何铭记”与“怎样承担”实系于今人以何种历史观组织材料、设定因果、建立价值坐标。如若不能对此有明晰的分辨和判断，那么我们也只会陷入选择性记忆的牢笼和对历史的误读之中，结果便是，只记住了“战”而忘了“痛”。

然而，理性判断需要付出心力，承担思辨的重负亦伴随着痛苦。人在极端语境下的“不判断和不思考”便给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作恶的可乘之机。回溯历史，我们看到，日本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掩饰侵华战争的爆发，借由“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政治修辞遮蔽日本对亚洲诸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真实面目。在战争时期，权力若要使其暴行获得道德上的合法化，在控制舆论的同时，往往会诉诸语言与观念的魔法。王升远教授通过多年的日本战争研究告诉读者，“时代的堕落往往就是从语言的腐败开始的，战争宣传中也总会伴随着一些鼓吹己方正义性和道德性、渲染敌方邪恶性和非法性的煽动口号，更少不了面向本国内部强调为国捐躯之道德义务和伦理价值的标语”。对话语的操控与滥用，不仅发生在战争爆发之际，还会延烧至和平年代，影响历史的叙述方式，形塑集体记忆。因此，战争留给全人类的重要警示之一，便是必须对语言的腐败保持时刻的警惕。

语言的魔法有时体现在如何命名一场战争。战争的称谓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带有特定历史观下对因果链与责任边界的预设。鹤见俊辅曾主张将“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1931-1945），反对将日美战争从整体中割裂出来。在鹤见看来，将侵华战争与日美战争分割会致使日本的记忆结构向“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的受害叙事倾斜，进而稀释对亚洲诸国的加害责任。历史学家江口圭一在昭和史书写中继承并细化了这一主张，将战争理解为总力战体制下帝国扩张的连续性过程。鹤见与江口对历史的认知，展现了日本知识人对战争命名背后史观预设的警觉，以及对战争记忆伦理的自觉守护。

战争记忆与历史省思的主体并不仅限于知识人群体，所有战争亲历者与未经历战争一代的表达、抉择与行动，共同构筑起关于战争的共同记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兼治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小熊英二，与其父小熊谦二之间围绕战争体验的代际对话与历史责任的代际接力，并为两代人在面对自我与历史时的真挚态度而动容。谦二作为二战期间的一名普通士兵，其命运正是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时代的大历史之间的交互映照。《妥协与对抗》一书并没有止步于战争与知识人的书写，毋宁说是透过知识人通向每一个可能被置于“极端语境下的人”。正如书中借小熊英二之言所示，“比起赞扬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扩散到更多人身上”。这里的“可能性”，既指记忆与责任的代际接力，亦指在威权秩序中每一个普通人极力拓展的判断与行动的空间。

共同的底线与坚守：在艰难时世做一个真正的“人”

随着战争亲历者相继离世，未经历战争的一代人成为传递历史记忆、承担历史责任的主要力量。未经历战争一代的我们似乎也早已达成了一个大共识——反战。然而，基于不同价值选择的“反战”仍需要一个共同的底线，才能真正通向持久的和平。王升远教授给出的答案值得深思：“我们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也要用人性的语言去讲述它，因为人性才是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共同的底线’”。人们常言，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句话被遮蔽掉的后半句便是，不要轻易考验人性。人性并非恒定的善与恶，在具体情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面向。面对“战争中的人”，我们既不能过分苛求人性的高尚，也不应因恶的发生而陷入对所有人的绝望。绝望带来虚无，不让人再次落入极端语境才是阻止恶的发生的根本条件，而这关乎每个人对历史与当下的觉知、判断、选择与行动。

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和伤害，但却以国家为单位开始，又被冠以国家之名供后人讲述和铭记。事实上，战争的深层结构，正是以敌我对立为前提的权力逻辑。它制造界限，确立阵营，并以排他性来凝聚认同。若对历史的省思仍囿于民族国家的观念框架，而不以“人”作为根本尺度和价值基点，那么“反战”话语与历史记忆便不可避免地再次落入与战争同构的封闭逻辑之中。《弱者的抵抗》一文便以反法西斯阵营的约塞连和曾为法西斯效力的波鲁克双双看破“政治权力以民族之名和爱国之义压抑、损害‘人’的本质”为例，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反战”的原理性思考。同样，犹太人大屠杀超越特定民族的历史经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也正是在警示我们：唯有以世界性的视域和普遍人性为出发点，暴力的种子才不会在新的土壤中发芽。

参与战争这场恶的游戏中的人，在事后常以“我被骗了”为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和自己找寻灵魂上的宽慰。而政治学者刘瑜则告诉我们，被骗很可能是一种“理性的无知”：“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今天，作为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我们常常通过影视作品的艺术性表达生动直观地了解战争的历史。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有效普及和平教育、总结历史教训、拒绝遗忘历史的重要手段。同时，一场电影、一部电视剧的结束并不构成反思战争的终点。任何一部关于战争的艺术作品都提供了一个思考战争的视角。而作为观众，除了铭记历史之外，我们更需要继续追问，将沉浸到某一种叙事中的自己相对化：我落下的眼泪来自哪里，又流向何处？

《永井荷风的洁癖与复仇》一文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评述：“上述一切关乎判断，而判断又关乎抉择、行动与责任。”纵览全书，“判断与抉择”跨越战时与战败，历史责任的代际传递与接力贯穿于字里行间，并在文本与读者、历史与现实之间构筑起多重对话关系。战争记忆不再流于对过往历史的停滞性追悼，主体与责任意识亦从文本内部延伸至读者的心脑与思考之中。这篇小文也算是作为《妥协与对抗》的一名读者参与历史记忆的一个小小尝试和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