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双碳”进程的推进，绿色科技创新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目前，绿色转型处于关键时期，高碳行业应当积极布局绿色利基创新，加快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高碳行业主要通过节能减排等“存量优化”方式降碳，通过流程与设备改造、管理强化等方式降低单位碳强度。但此类举措的减排效果有限，幅度仅10%到30%，难以支撑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因此，从中长期看，高碳行业必须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围绕低碳、清洁能源技术，展开颠覆式创新研发，从源头上实现碳减排的“增量突破”。

绿色科技创新离不开可持续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长久以来，独立风险投资（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IVC）与政府资助是科创企业早期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近年来，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却开始为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更演变为相关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那么，CVC涉及哪些绿色科创领域？如何助力绿色科创发展？有哪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

绿色科创投资的挑战

绿色科技创新投资通常面临资本密集度高、回报周期长、技术与商业验证风险高等特点，因而与传统的IVC在基金规模、期限结构以及退出机制等方面存在天然错配，以致常难以有效承接绿色技术的早期培育任务。

绿色科技创新以颠覆式低碳技术为核心，强调关键技术、硬件与工程的协同突破，因而普遍呈现资本密集、前期投入大的特征。相较于以算法与应用为主的软件类科创，绿色科技创新更依赖在实际工程场景中完成从技术原型到中试验证的复杂路径，反映于绿氢冶金、电化学备制钢铁、电化学备制水泥、惰性阳极、储能、碳捕集与封存等领域里的项目。尤其，项目早期在设备集成、工艺重构和工程测试等方面都需要高额投入，资金强度远高于IVC投资的轻资产类项目。

绿色科技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与IVC的期限结构存在明显的错配。特别是，绿色科技项目从技术验证到市场化，常需超过10年才能盈亏平衡，而IVC的理想退出期多集中于4年到6年。受制于期限与回报的双重压力，IVC会更倾向于在绿色技术穿越“死亡谷”、商业模式经验证后才进入，以致早期绿色科技创新常面临资本支持不足的问题。

此外，绿色科创企业在中试与商业验证阶段，还会遇到技术与资金的双重压力，加剧“死亡谷”风险。在中试阶段，受限于实际工程场景的不确定性，绿色科技的技术路径存在较大变数，项目失败率高。在商业验证早期，科创企业需要建立首个示范工厂来验证商业可行性，相关过程有赖大量资金投入与真实应用场景的支持。传统的IVC囿于技术判断与投资规模，难以帮助绿色科创企业减缓风险。

基于上述问题，目前绿色科创企业获得的IVC支持相当有限，亟待其他来源资金注入。

CVC的多重优势

CVC是实体企业基于战略或财务目的，通过其投资部门、子公司或基金平台等形成的产业创投单元，对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投资、孵化或并购。相较于IVC，CVC在绿色科技的“募、投、管、退”各环节具备多重优势，更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助推绿色科技发展。

在募资环节，CVC基金模式多元，期限灵活，更契合绿色科技在资金需求方面的体量和期限。具体运作上，实体企业可独立出资并管理CVC基金，也可引入政府、外部LP等多元化资本共建投资平台，由外部LP负责CVC的管理。CVC的期限结构比IVC灵活，部分可超过10年，甚至可采用不设固定存续期的“常青基金”结构，为绿色科创企业提供有力的资本支持。

在投资环节，CVC基金更愿及早布局绿色科技，通过提供技术验证支持，降低早期投资风险。大型龙头企业可通过CVC提前布局核心绿色技术，卡位低碳转型关键领域，防止新兴技术可能对其造成的战略性颠覆。相较于IVC，CVC可为绿色科创企业提供丰沛的技术与场景支持，从而强化其技术创新能力，助其跨越“死亡谷”，顺利从原型产品步上规模化示范阶段。

在管理环节，CVC基金可通过战略协同加速绿色技术的商业化验证，缓解中期断资风险。CVC基金可为绿色科创企业提供应用场景与工程资源，助其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在真实商业环境里打磨可行方案。同时，CVC基金还可为科创企业导入首批订单、打通上下游市场渠道，增强业内信用背书，从而提升其后续融资能力，更好应对商业化阶段的大量资金需求。

在退出环节，CVC基金可提供更多元化的退出路径，促进绿色技术在后期实现规模化扩张。对于实业企业，新兴绿色技术往往具有“补链、强链”的战略价值，CVC母公司可在技术成熟后通过并购、整合等方式实现退出，并将其纳入自身产业体系，以实现协同升级。此外，CVC基金也可通过传统IPO路径退出，以此兼顾财务回报与战略目标。

CVC的绿色科创投资现状

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我国CVC布局绿色科创的脚步加快，在交通与能源转型等重点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呈现出“龙头牵引、资本协同、上下游共投”的特征。

在交通领域，我国绿色科创CVC主要聚焦于绿色出行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应用，由整车厂、电池厂等大型链主企业主导。例如，上汽集团旗下CVC基金恒旭资本，累计管理规模约400亿元，其三期基金获得上汽集团、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苏州市政府、国泰君安证裕等多方来源资金支持。该CVC除以宁德时代、清陶能源、瑞浦兰钧等为标的重点投资动力电池技术外，更与宁德时代共设CVC基金，围绕其产业链上下游展开投资。此外，交通领域也存在不少CVC，新能源车翘楚比亚迪与动力电池链主宁德时代都有涉猎。比亚迪利用CVC投资布局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高精尖绿色科技，而宁德时代则于2023年成立CVC平台“溥泉资本”，与北京昌平区昌发展集团共同发起总规模84.28亿元的碳中和基金，专门挖掘上下游投资机会。

在能源领域，我国绿色科创CVC正在加速其对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的布局，主导方常为能源行业的国央企。在此，三峡集团旗下的三峡资本为一例，其重点布局“风光氢储”四大绿色能源领域，并延伸至新能源产业链中的新技术、新材料与新商业模式。2023年，三峡资本参与投资的三峡能源领衔建设库布齐新能源大基地工程，项目投资总额约798亿元。这是一个属于国家“沙戈荒”新能源重点工程的项目，推动“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等技术创新。浙能集团旗下浙能资本发起的“浙能工融光谷侨创基金”为另一例。2023年它联合工银投资与市属平台设立10亿元CVC基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装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不过，对于今年将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钢铁、水泥与铝冶炼行业，我国绿色科技创新布局仍显不足。国际经验表明，高碳行业可通过CVC基金推动颠覆式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世界著名的矿产公司必和必拓为例，其CVC基金与安塞乐米塔尔钢铁、宝马汽车等共同投资电化学前沿技术，推动绿色钢铁制造。同时，这个CVC基金还投资了直接空气捕集技术，以此支持工业碳中和转型。此外，在水泥行业，爱尔兰建材巨头老城堡集团也通过CVC基金投资了电化学制水泥、碳捕获等前沿技术，以大幅降低产品碳足迹。

未来展望：高碳行业和政府需加大CVC支持力度

绿色科技创新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目前，我国绿色产业链在布局颠覆式低碳技术方面仍显薄弱，本文解析CVC在推动科技突破方面的优势，说明它何以更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助推绿色科技发展。当然，CVC也面临与母公司之间目标协同性、权责利益分配等诸多挑战，但囿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展开。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对高碳行业和政府提出三点加大CVC支持力度的建议。

第一，高碳行业的龙头企业应当主动承担绿色科技创新的引领责任，发挥其在资源、场景与系统集成方面的优势，强化CVC对低碳技术的早期支持。龙头企业可通过设立自有CVC平台，围绕关键材料替代、生产工艺重构与能源替代等方向布局早期技术，提前卡位下一代绿色技术路径。同时，龙头企业也应提升对早期风险投资的容错能力，建立更具弹性的投资机制，主动为高潜力绿色技术提供成长空间与战略耐心。这不仅有助于化解颠覆式低碳技术的威胁，也有利于构建协同生态，推动企业实现脱碳转型。

第二，高碳企业应当加强与上下游协同，联合设立产业链CVC，共同推动绿色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单一企业在推动绿色技术商业化时，常面临投入高、周期长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多方共建CVC基金不仅可分担风险，还可通过战略协同提升技术落地效率。原料商、装备商、能源服务商共同参与绿色技术的验证与试点，可加快原型开发向实际应用的转化。同时，多方共投有助于构建稳定的采购机制，推动技术标准统一，为绿色技术迭代营造有利的生态环境。

第三，政府应当加大公共资本对绿色科创CVC的支持力度，引导其服务于“双碳”战略。政府可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发产业资本参与绿色CVC的积极性。当关键低碳技术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时，公共资本可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补位市场空缺，增强CVC基金对深科技领域的覆盖能力。同时，政府也应鼓励CVC在绿色科技领域开展试点与探索，完善退出机制，推动更具活力与韧性的可持续投融资生态。

总而言之，CVC有助于加速我国绿色科技创新，通过多方共建与战略协同，CVC可推动绿色技术的突破与转化，使我国的高质量增长更稳健、更可持续。

（邱慈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李小千，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研究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