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我驱车陪父母回老家奔了一次丧。

现在南方农村操办婚丧嫁娶事和早些年已经完全不同。早些年遇到一家婚丧嫁娶，那就是整个村庄劳动力和厨具总动员。农村社会本来就是亲连着亲，一家有事，全村庄帮忙是一种最优合作方式。彼此有事时都比照处理，非常和谐。

所以早年村庄里办大事，前后几天，男人们有工作分工，女人们也有自己的分工。村庄里面的嫂子们就拿着自己家的菜刀到了主家帮忙来了：有的人切菜，有的人捶肉，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掌勺。

我妈妈就是那个掌勺的人。她指挥着参与此次“战役”的嫂子们忙上忙下、有条不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也不会偷懒，因为有盼头：我可不能偷懒，年底我家也办大事了，这次我得勤快点，免得被人看轻了。妈妈忙着给方圆数里的乡亲们家掌勺，家里没人烧饭，年少的我就跟着妈妈吃“百家饭”。在我年少的记忆中，这种办大事的饭菜是最好吃的，品种多、烧得透，尤其是那锅炖得很松软的红烧肉，直到今天我都还念念不忘。

一斤五花肉烧出来的红烧肉和几十斤五花肉烧出来的红烧肉味道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成长的这些年，正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年份，乡村社会结构在急剧改变。这一改变影响了很多行为模式，也包括婚丧嫁娶的动员方式。老嫂子们还在忙前忙后，只不过她们的角色已经变成了宴席老板灵活用工的“员工”了。

现在农村地区办酒席普遍采取全包模式，农村做宴席生意的老板连筷子、凳子都给你准备好了，主家只需要付钱即可。

此次回家奔丧吃的第一顿饭算是简单的客饭，三四桌人，几个锅仔，是负责宴席的厨师自己动手做的，简单但口感足够新鲜。由于常年在外，一直眷念家乡的美食，我吃起来非常开心，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吃席的时光。我甚至对第二天中午的“正席”充满期待，觉得肯定比前一天的简单饭菜要好很多。

当第二天正席的饭菜瞬间全部上齐的时候，毕竟已经见过世面的我马上就明白了：预制菜已经全面“攻占”农村宴席了。

大多数菜式还是原来的菜式，但只具备其“形”而没有其“神”了。宴席老板的解释是桌数太多，临时做根本来不及。这其实只是表面的说辞，根本原因还是主家与宴席老板在各自精算之后的“合谋”，预制菜成了这一场合谋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主家来说，能够收的婚丧礼金是固定的，亲友不会因为你的饭菜口感好点就会多包一些礼金。所以，实惠但看得过去成了主家的追求。

以我们那边的标准，下乡办宴席，700块钱一桌算是不错的，最高的也就800块一桌，十个人。这个金额已经不足以宴席老板动员大量人力去现场给你切菜、炒菜、炖菜了。

最终的方式一定是“热菜”——把预制菜弄热就可以端上来了。有的菜可能重新加热过程中时间不够，还没热透就忙着端上来了。在这次吃席时，我就尝到了好几道还没热透的预制菜。不好吃，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别多事，免得别人说你矫情。不就一餐饭么，怎么吃不是吃。这可能也是大多数客人的感受了。

前几年我在家乡所在县城大酒店里参加一个档次很高的婚礼。我说的档次很高指的是婚礼的布置、灯光、司仪，并不包括宴席。因为这一场宴席也是一样的味道——预制菜。

美食曾经是我对家乡几乎唯一的眷念，如今这眷念也慢慢没了。幸好平时回乡，在“懂行”的亲友特意安排下，我们还可以成功“避雷”预制菜，但面对各类宴席，已无力招架预制菜的“攻城掠地”。

但我想，任何事物发展到顶峰之后就会衰落。当预制菜越来越激起大家的反感之时，变化就有可能发生。

预制菜是故乡情感的“敌人”。

（作者陈良飞系政治新闻部总监、港澳台新闻部总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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