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即将在2025年6月15日于徐州奥体中心举行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因其对阵双方——徐州与镇江——而超越了其体育竞赛的本义，演变为一则富有深意的文化事件。这场被部分观众称为“徐州德比”的赛事，其背后所牵动的，是沉淀了千余年的历史记忆与复杂的地域认同。其核心在于镇江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南徐州”之名，这一名称是理解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人口迁徙与政治变局——“衣冠南渡”及其衍生的“侨州郡县”制度——的关键切口。

2024年11月10日，江苏徐州博物馆，徐州古代兵器陈列。

历史溯源：“衣冠南渡”与“侨州郡县”的制度创设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王朝倾覆，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长期动荡。为避战乱，北方士族、官僚及庶民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流亡，而是一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文化、经济与人口重心的南移。随之而来的东晋政权，在江南建立统治，首先面临着如何安置并有效管理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流民这一严峻挑战。

为应对此局，东晋朝廷创设了“侨州郡县”制度以安置流民，《晋书·地理志上》：“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於徐 ，非本所也。”《宋书·州郡志一》：“自夷狄乱华，司 、冀 、凉 、青 、并 、兖 、豫 、幽 、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这是一种独特的行政区划模式，即在南方实际控制的疆域内，以北方流民的原籍为名，设立临时的州、郡、县，如“南徐州”、“南兖州”等。此举具有双重政治意涵：其一，在现实层面解决了北方移民的安置与管理问题，维系了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也解决了国家的税收问题；其二，在象征层面，通过在江南“复刻”北方的行政版图，向世人宣示其作为中华正朔的合法性，以及收复故土的政治决心，本质上是东晋政权为维系北方士族地望认同而采取的政治举措。这种基于现实需求的象征性再领土化，将乡愁与政治抱负固化于行政建制之中。

南徐州的崛起：军事要冲与政治温床

在此背景下，以京口（今镇江）为治所的南徐州应运而生，成为典型的侨置政区。京口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对岸即可从扬州进入邗沟入淮河溯泗水联系中原腹地，是拱卫建康（今南京）的门户和北伐的前沿基地，其军事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因此，南徐州的设立，不仅是对北方徐州移民的安置，更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军事部署。大量来自北方徐、兖、青、豫等地的流民被安置于此，他们身负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怀有强烈的收复失地之愿，因而构成了战斗力极为强悍的兵源。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且品质又最精。故萧子显称南徐州曰：“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如祖逖范阳遒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郡萧人，孟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康祖彭城吕人，诸葛璩琅邪阳都人，关康之河东杨县人，皆侨居京口。

正是在南徐州这片土地上，东晋王朝凭借谢安、谢玄等人的擘画，组建了名震史册的军事力量——北府兵。公元383年，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以八万之众大破前秦八十余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也为东晋王朝赢得了数十年的偏安局面。因此，南徐州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更是一个时代的军事与政治中心，是“侨州郡县”制度下军民一体、以武立国方针的集中体现。

历史的回响：从政治遗产到当代文化符码

南徐州深刻地塑造了此后数百年的政治格局。《宋书·州郡志》详细记载了其辖区变迁：最盛时辖有晋陵、义兴等郡，范围涵盖今镇江、常州及苏州北部。

占籍彭城（今徐州）出生于晋陵的刘裕，正是在南徐州凭借其在北府兵中的威望起家，最终代晋自立，开创了南朝宋。其后，南齐、南梁的开国君主，均出自侨居于南兰陵（隶属南徐州，今常州一带）的兰陵萧氏。可以说，南徐州这片由北方移民建立的“飞地”，成了南朝更迭的政治摇篮，印证了北方流民在南方落地生根后，能够迸发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南徐州于隋代开皇年间被裁撤，却成为镇江最著名的古称之一。

时空流转至二十一世纪的足球场。当代表“本徐”的彭城徐州队与代表“分徐”的镇江队相遇，历史的脉络便以一种戏谑而又真挚的方式被重新激活。球迷间的互动——无论是“欢迎南徐州回老家”的横幅，还是“把云龙山挂牌金山分山”的调侃——都可视为一种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生动实践。这些口号与“梗”并非单纯的玩笑，而是根植于集体记忆深处的历史认同的当代转译。它表明，即便是看似遥远的历史事件，依然能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当代人所调用、解构与重塑，用以界定“我们”与“他们”，并为竞技体育赋予超越胜负的文化内涵。

地域认同建构：融入与隔阂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考察这场足球赛事，可以从中看出深刻的地域文化认同。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直接影响周边20余个地级市，覆盖人口超1.2亿，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确定的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也将徐州定位为“Ⅰ型大城市”。本场赛事，徐州周边地区如枣庄（古兰陵）、萧县、砀山（老徐州“上四县”）、东海、赣榆（徐州“老八县”）及济宁、宿州、商丘、永城等地民众纷纷打出支持徐州的口号，可谓混得风生水起。周边地区的关注，更揭示了一张以古代行政区划与族群迁徙为纽带的区域文化认同网络。历史上的隶属关系与同乡情谊，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反观镇江，民国时期虽短暂成为江苏省会（1928-1949），但时至今日，既没有被南京扬州接纳，也缺乏对苏锡常的认同，地位略显尴尬。这一方面是镇江在文化记忆上的断裂：即六朝“京口文化”记忆被南京吸收，明清漕运文化记忆被扬州继承，而近代开埠文化记忆明显弱于苏锡常；另一方面是在地理上长期作为军事重镇而非行政、经济中心；再者是镇江方言分布的特殊性：主城区属江淮官话洪巢片，丹阳等地则属吴语太湖片，彰显了其“吴头楚尾”的模糊地域认同。

想象一下，在比赛现场，徐州球迷打出“侨置千年，终须归本”的标语，暗合《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年）“悉罢侨置郡县”的史实。而镇江球迷“京口北固，气吞彭城”的回应，则呼应了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刘裕北伐“气吞万里如虎”的气魄。更富学术趣味的是，场边出现的“兰陵”（今枣庄）“萧砀”等地域标识，恰印证了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关于侨州郡县与实土郡县地理错位的经典论述。

综上所述，这场“徐州德比”的意义已远非一场普通的体育赛事。它通过现代体育竞技的形式，再次提出了“南北文化孰强孰弱”的历史命题。当球迷以“肴肉与伏羊”“锅盖面与烙馍”等饮食符号进行互动时，实则延续了跨越1600年的地域对话，证明了侨置制度所塑造的文化记忆仍深刻影响着当代地域认同的建构，它是一个棱镜，折射出“衣冠南渡”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如何渗透进区域文化的肌理，并通过“侨州郡县”这一具体的制度实践，形塑了特定地域（镇江）的复合身份。足球场上的唇枪舌战，成为历史知识普及与身份认同展演的独特舞台。它雄辩地证明：历史并非尘封于故纸堆中的枯燥记录，而是流淌在集体血脉中的活态基因，能在任何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一种全新的、大众化的方式，回归公众视野，并持续影响着人们对自我、对地域、对过往的认知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