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受访者

撰文 | 张圜

编辑 | 柳逸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宫崎骏《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神对孩子发出的天问。在哲学家眼中，更多时候，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议题，而对许多普通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历经困苦与宿命之后才会到来。对作者杨海滨而言，写作非虚构的过程，就囊括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选择。

1996年，父亲去世数年后，母亲也已病重。杨海滨从北京回到河南温县老家照顾母亲，准备药物，洗衣做饭，料理家中事，陪母亲聊天。那段时日，空闲时，他开始整理思索，回溯过往，一种隐秘念头，从心底冒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求取事业升迁的念头，杨海滨主动调离了青海牧区，辗转西宁、武汉、北京，最终回到平原上的郑州工作。从那时起，他离开了自己从小生活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对当时年轻的他而言，这是一个好选择，他选了平原，它意味着更有上升空间的职场环境，更丰富的生活条件。但当时间行进到那段闲日里的某一个节点时，他忽然发现，生活步入了一个可以回溯并再次迈步的阶段：关于青海，关于果洛，藏地的回忆，这一次，他要选择开始写了。

2019年，在镜相栏目开设非虚构专栏“藏地往事”以后，杨海滨陆续将自己在藏地牧区生活的见闻回忆整理了出来，他的笔下，有牧民、藏区司机，还有挖虫草的农民。2020年以后，他又写出一系列平原故事，写河南的“新朋友们”。病毒肆虐时仍给社区老人送菜的郑州快递小哥贠社起，温县太极拳大师陈照丕，豫北村官马国力，还有热爱考古、精准定位曹操墓位置的安阳农民龙振山……出现在杨海滨文章中的所有人，都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普通的、不起眼的人。

接受这次采访时，杨海滨又一次回到西宁，寻访一位旧日友人进行采写。离开青海多年，他仍不断回乡采访、又回到平原，在各地奔波找寻素材，写完后又开始下一篇的酝酿，细碎漫长的写作之路，种种决定似乎已经拼合成一种完整的习惯。

“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要留在青海生活的。”问及写作之路的缘起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无数次离开又回归，他不停地奔走在朝向高原的一条路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杨海滨的父母从老家河南出发，到青海支边下乡建设，搬到了果洛，他也因而在边地出生，自幼以胡儿语为母语。

如今，时间过去七十年，在他的视界里，回忆的路途与风景是怎样的？

今年春夏，杨海滨的新书《在阿尼玛卿脚下》出版，专栏“藏地往事”系列文章收入书中，终于形成一段完整的生命故事。书中写着奔腾而过的黄河，封山季放牛人壶里的青稞酒，杨海滨的青春回忆中，果洛县城从未老去，故事中的人却几多移换。聚散是草原上牧人的换季，生死不过是雪山脚下藏民的日常。

而写尽生死之后，自己又要朝向哪儿去？关于这个选择，我们与他深入聊了聊。

《在阿尼玛卿脚下》（杨海滨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

命运如纸鸢，“死”也很平常

镜相工作室：

你在镜相栏目开设的“藏地往事”专栏已经更新多年了，能否简单谈谈你所知道的果洛，当地藏民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生活在城市深处的人有什么不同？

杨海滨：

差别非常大。城市的人对于生死大多很忌惮，希望回避谈论这个问题。我是从藏地出来的，在当地长到了30多岁才离开，到平原地区跟他们谈起生死的时候，大家一脸严肃。在牧区谈论生死，其实和谈论喝茶一样，是很平常的话题。

当时我和一个藏族同事，我们每一年都要下帐——下乡到农民的家里，九十年代前，高原的交通非常闭塞，有些地段根本就没路，我们要在原始的高原上行走。有天早上，这个同事要远去巴颜喀拉山附近的一个大康公社，去下帐。他早上走时，围绕着我们单位的土坯房，开玩笑地喊：“朋友们，我的兄弟们，我要走了，我要跟你们永别了！”

藏族人把死看得很平淡，他认为自己也许出去就真的回不来了。

后来，他有次下帐，骑着马渡过玛可河边的一条小路，马一打滑，他真的就掉到黄河里淹死了。死对我们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再举个例子。班玛县离西宁有将近八百公里，中间有几座雪山，比如说阿尼玛卿雪山，都是很高大的，冬天去办事，必须坐便车，交通非常不方便，想从班玛县到西宁去一趟，你需要费很多心机，给司机准备好吃的喝的用的，所有的东西，才能搭车，三天以后才到西宁。

班玛每家人都有很多只牦牛，冬季山路很滑，车走在半路，如果突然一头牦牛脱队跑到路上，一个猛刹车，整个车都容易打滑滚到山脚下。站在山的公路边缘，往下看，过去的事故汽车就像一块块小黑点。因为死亡经常发生，当地人对死亡有种从容的态度。与其他地区相比，生死观差异还是很大的。

1954年建成的班玛县，整个县城的规模只相当于北方一个中等大小的农村，居民不超过500人，人少，人和人之间就特别真诚，说话都直截了当。从青海调到郑州后，我在单位里无法用在青海时候的方式对待河南人，文化的差异特别大，我当时觉得我无法适应这里的人际关系。这也是我很早就离开那个单位的原因。

镜相工作室：

您开始写作之初，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除了藏区故事，后来您也一直在书写河南人，回到河南生活之后，也记录着新地方的寻常生活故事，这种焦点的转变顺利吗？

杨海滨：

这个问题还是很伤感的。我写青海故事的时候，看着从前我父亲的故交们慢慢死去。他们以前看着我长大，我非常了解他们，好像闭着眼睛就能看得到这一大帮的人。我30多岁离开青海，我写的时候又过去了30年，这些人早已化作果洛天上的白云了，在我这个心灵里一直飘着。我无法再和他们说话了。

我也会回到青海，寻找我父亲的那些还健在的老同志，进行采写。有时候，我也会直接打个视频电话，微信采访，昨天晚上我又到西宁来了，也是来采访一个人。我得不断出行，换各种交通方式，克服距离的不便，有时候还有其他尴尬的问题。但总而言之，不断采访、写作，就是一个爱好，我也收获了很多。

有时候我觉得当时回郑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应该继续留在青海的。在牧区，写作会更顺利。我毕竟对那儿的生活很熟悉，到了郑州，不适应，又离开了单位。后来受到编辑们的鼓励，我也尝试去找一些身边的小人物、新朋友们：月嫂，村长，打太极拳的。除了写青海，我还愿意去了解一些边缘的小人物，他们非常淳朴，都很愿意跟我聊，这也是我尝试了解他们的生活的原因。

镜相工作室：

不断出发、采访、写文章，对于很多写作者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是怎么支撑自己“全职写作”的？

杨海滨：

我在果洛的时候，在银行工作，后来调到了西宁市里，又从市里调到了湖北省，最后借调到北京总行，父母年纪大了以后，我回到了郑州市的银行工作。我是2000年左右离开银行的，但我一直交着社保，退休后还有点退休金。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做生意，费用也就是勉勉强强够用。写作这个爱好是我生活很重要的调剂。

镜相工作室：

生活在大城市的受访者们，很多是不是边界感会很强？比方说受访者们会不会更内向，谈起自身生活经历时更谨慎？想听您聊聊这之中的一些有趣经历。

杨海滨：

采访当中啊，那真是一言难尽。有很多很伤脑筋的事，有的选题拟好，我甚至准备就绪，要买票去青海了，受访者们这边就突然会出现问题。比如青海格尔木市那边，是个石油重镇，那儿有个很优秀、很有意思的四川女工。她年轻时从四川流浪到青海，最后成为了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写一写的，但是约她的时候她同意，真的要写，就不同意了。那个女工说，你一写，我岂不是就像贪官污吏一样被曝光了？他们思想确实可能会相对保守。反而是在河南，我之前采访的我身边的小人物，月嫂、牛肉店老板，他们会很真诚地给你讲自己的故事。

我还有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语言。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他的一个朋友是青海师大英语系的教授，姓黄。我看过当年他们一起做过的一部纪录片，讲二三十年以前，一个美国人拿着天主教会发给他的500万美金，到藏区建立学校的故事。这个学校当时旨在给牧民的孩子提供学习机会，算是对中国的文化投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题材，我从吉狄马加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后，就想采访这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说给黄教授以后，他非常支持，跟美国人联系了，把联系方式也给了我。但我正面临一个问题，语言的问题。我是草原上出生成长的，我不会英语，而那个美国人汉语非常蹩脚。

我是一个民间的写作者，说好听点，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切采写所需费用常常都需要我个人来支付，不像大学教授，有经费，我没有。我也没有记者证。我一直想去云南采访这个美国人，邀请他讲讲他在中国牧区帮助牧人孩子接受教育的事。但我负担不起翻译的费用。我有时候面临的困境，是各式各样的。

我们民间的写作者，其实是比专业做新闻、文学的人要艰难。在我看来，写作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找选题，怎么找到受访者，这才是目前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事。

图源：受访者

“想起写过的人物，我还是会掉下眼泪”

镜相工作室：

您在《在阿尼玛卿脚下》第一章提到，在雪山脚下遇到一次山难之后，你获救时想到阿尼玛卿之外的大陆，西宁、郑州，还有许多我们经历过并将要经历的生活，两种生活的极大反差让你“觉得很不真实”。在河南的生活和整个青春时代在藏区的生活，有什么巨大的不同吗？你与青海的藏民们的生活也有众多交集，在你眼中，他们的人生是值得过的吗？写他们的故事，对你自己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海滨：

毫无疑问，我喜欢藏区的生活。那里毕竟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初恋，也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假如我不离开那个地方，我的事业、生活都会更好，我会进步得非常大，但是命运有时候就像风筝纸鸢一样，飘到哪你不能确定，命运不可自主。

我觉得我这一代人的命运和我父辈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是从中原来的第一代移民，他的漂泊命运注定了我这一辈的流浪。如果他们不去青海，我可能会在河南出生，我会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接受很好的教育，然后有很好的工作。但正因为他去了青海牧区，我才会长到13岁才第一次吃到橘子。

那一年，阿坝县跟班玛县之间的公路修通了，有人买了一车四川产橘子，拉到班玛县，他们开始分，我不知道这是啥东西，一次吃了五斤。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这是橘子。

班玛县太闭塞、太艰苦了，我小学的老师教我们念书时说，“向张海迪阿姨学习”，她不认识那个字，就胡念，念“张海由”，那个时期牧区的教育质量非常差。当时，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都觉得，果洛这么艰苦，就都想调离那个地方，想回到西宁或者回到内地，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当时拼了命去西宁。

我调任到西宁时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只不过当时只是散落地写一些私人的回忆，不像今天，写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

“我的藏族叔叔阿拉旦巴”这一章节的故事就是个例子。我这个叔叔1958年被诬陷叛乱，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父亲帮助他平反，他在狱里待了十三年，八十年代才平反。八十年代之后，他觉得青春已逝，就用补发的十八万工资疯狂挥霍，买酒喝。酒这个东西，藏民都爱喝，因为天气冷。但他喝酒逐渐成了瘾，最后喝到去医院抢救，清醒过来以后看见桌子上有一瓶酒精，他又把那个酒精喝掉，然后就死了。

我父亲让我帮叔叔办一场天葬。来天葬的兀鹫吃了他的身体以后，甚至飞不起来了，醉了。天葬师把自己喝的茶水倒在碗里，抱起那些兀鹫一个一个喂，过了好久它们才清醒过来飞走。在青海，这类的奇异故事很密集。像这样的事，我多年之后才能把它写成一个故事的模样。

写了这么多以后，我现在常很忧伤。想起他们，就很忧伤。人生的意义我说不清楚，但是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所写的这些人物身上都充满了忧伤，甚至想起他们的时候，我还会掉下眼泪。

我越写，就越会感到困惑，生命的意义何在？我经常想起这样的问题，我们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承受这些苦难吗？

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比如我中学时代的初恋，我跟一个女孩子在草地上坐着，看着遍地的野花，看着成群的鹰隼，那也是一种动人的，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无奈、痛苦和失望。

镜相工作室：

总的来说，您写过的所有人身上都有着一种专注、纯粹的品质，生活的秩序也很素朴。作为他们故事的书写者，他们也反过来影响着你？他们的生命经验中，打动你的独特价值在何处？

杨海滨：

我和他们，我们对生命的历程的感受不同。如你所说，无论是写果洛，写藏地的人，还是写郑州的故事，我其实都是在写一种生命现象，即生命的过程。我从果洛出来以后，因为看惯了生死，加上藏族人的信仰对我的影响，我慢慢变得对“生命”这个词格外看重，我感觉我写过的任何一个故事，几乎都体现了这些人对生命的讴歌。我们都是在歌颂生命。不论伤感，绝望，暴烈，那都是生命的一种现象。

镜相工作室：

您未来写作的方向会是怎样的？是继续深入，回到这片藏地，还是会更加关注自己现在身边的生活，写河南人的生活？

杨海滨：

我非常愿意继续写我的藏地往事。

我昨天到西宁来，就是约了两个老朋友，都是一些果洛人，年龄比较大了。上个月我约了一个朋友，说好这个月来跟他见面的，但是他上个月就去世了。当别人告诉我他去世了的时候，我非常遗憾，明明约好了，就要能见面了，还是没能赶上。

我还是愿意写果洛，毕竟，我还是会想到故乡给我的回忆和力量。我觉得故乡就是舌尖上的对某一个食物的深刻记忆。想起班玛来，我一定会想起那个冰凉的羊肉。我对果洛这片地方，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我永远愿意去写它。

当然，其实我也挺愿意关注郑州这一带的生活，主要是对一些当地的文化感兴趣。去年我采访了一个曹操墓的发现者，安阳的一个热爱考古的农民，前段时间，我还去了唐三彩的主要生产地——洛阳孟津区朝阳镇，全村63家作坊，都在做唐三彩。我觉得跟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我还是非常感兴趣，以后我也会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