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特展今年上半年于上海西岸美术馆展出，通过九个主题板块、超80个经典案例、逾300件展品，徐徐讲述了上海城市的肌理与文化演进的故事。在今夏狂喜播客节上，展览主创以及建筑师们再度谈起上海的建造记忆，他们从建筑策展本身的故事聊起，从几十年的城建中反思，追问什么是“好的城市”。

这次展览是我国首次较大规模的关于城市建造的专业展览，执行策展人高长军提到，由于缺少系统性对城市的研究和馆藏，策展团队需要与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设计师深度沟通，将散落的、不同时期的档案、资料、文书组合，勾画出上海城市与建筑的历史片段。

《建造上海》如何讲述上海的城建史？策划这次展览的缘由和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什么故事让策展人和观众们印象深刻？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好建筑？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好的城市”是造出来的吗？

本期《如此城市》联合狂喜播客节，由主播梵一如对话《建造上海》执行策展人高长军、建筑师张佳晶、建筑师周渐佳，聊聊建国以来的上海建造及其后果。

——我们策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重构一个历史片段

梵一如：为什么想开设“建造上海”特展？“建造上海”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高长军：2021年11月，西岸美术馆在特展厅开设了“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的展览，一些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对此评价都很高，一致觉得可以做一个以上海为主题的类似展览。正值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的第一轮合作到期，即将开启第二轮合作的续签，大家都希望除了引入蓬皮杜现有的展览，我们也能有关于自己城市建筑的展览——“建造上海”被提上日程。因为此前中国城市还没有关于一段城市建筑历史的展览，所以经过困难重重的筹备中，展览最终对外亮相。

梵一如：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这次展览有什么看点？

周渐佳：这次展览是对上海城市发展史的第一次系统性地整理。首先，策展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上海发展那么长时间，需要有一次完整的对发展历程的回顾。但过去的回顾以片段化的居多，比如某些设计某个建筑的设计院、设计公司或设计事务所，因此视角也比较单向。

第2，策展的过程是相当不易的，完全可以用“动员”来形容筹备过程。展览中大量反映建筑过程的图纸、档案、历史等资料，背后要做大量的联络和沟通工作，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很多好的作品，选择能够代表这个历史阶段的作品非常考验功力。

梵一如：建筑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息息相关，从1949年到现在，上海的建筑发展经历过哪些时代？每个时代背后分别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建筑？

高长军：展览分为九个板块，板块之间既有时间的逻辑，也有种类的逻辑。前两个板块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事情。第一个板块“新纪元的开启”主要讲的是那时的公共建筑，中国处在早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学习现代建筑实践的阶段中。我们在选取作品时发现，那时的公共建筑很少，有些建好后被拆掉了，有些有设计但没建造，建造起来并保留到现在的不多，沪西工人文化宫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大家所说的“西宫”。

第二个板块“居住的变迁”聚焦于居住建筑，50年代初，上海的住房建设借鉴产生了“工人新村”模式，沿着工业区建设了很多新村，比如最开始的曹杨新村，以及后来的曲阳新村、康建新村等等。有一份档案提到了上海规划的各种工人新村的位置，还有钢材运输、猪肉运输、煤矿运输的道路位置，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专属的功能性。

曲阳新村，资料来源：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三个板块“改革的先声”关注80年代以后的变化，当时的工业设计院和民用设计院（分别是今天的华东院和上海院）为了迎接外资，设计了很多建筑，可以分为交通、旅馆、办公楼和文体四类，交通比如虹桥机场T1、新客站；旅馆比如华亭宾馆和龙柏饭店；商务比如联谊大厦；文体就是上海体育馆（现上海大舞台）。联谊大厦接待了很多著名的外资，我们在上海印象影像资料馆查找了当时的新闻报道，比如通用汽车的老板入住联谊大厦。

前三个板块是按时间顺序，从第四个板块“建造陆家嘴”起，展览按事件的逻辑去串联。九十年代开始，浦东开发开放，我们主要讲了三件套的建成和金贸大厦的国际跳伞表演，通过表演也能侧面展示出陆家嘴的建设速度之快，现在陆家嘴的建筑密度完全不支持跳伞表演。第五个板块“迈向全球城市”关于国际建筑师，国际建筑师主导了上海的一批建筑，今天的上海商城就是其中之一。上海的官员请约翰·波特曼来建造五星级国际酒店，他既能当一个建筑师，也能作为酒店运营的甲方，请他当建筑师一次解决两个问题，上海商城是约翰·波特曼在中国第一个投资开发的项目，所以有时也被叫做“波特曼商城”。

建造中的上海商城。1989年，由上海商城提供

上海展览中心后方的上海商城，资料来源：上海商城集团

针对本土设计师，我们在第六个板块“实验性探索”追寻他们的踪迹。从同济大学的冯纪忠教授的何陋轩讲起，再说到“什么建筑创新都拿自己开刀”的同济校园。今天在同济校园内的各种建筑，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很年轻的建筑师竞赛，按他们的想法建造出来的。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资料来源：致正建筑工作室

前六个板块用两条暗通道与七八九板块相连，我们在这两个通道放置了艺术家殷漪的作品，他采集了苏州河两岸的城市影像和声音。我们把它想象成苏州河通往黄浦江的两条支流，给观众一个上海地理的粗略感知。穿过通道，就来到第七板块“世博连接世界”板块；而第八板块“一江一河”在地理位置上也延续了世博的叙述，讲述上海不同时期和区域的滨江公共空间开放，西岸美术馆就是发展的成果之一；最后第九板块“适应性再生”，也是聚焦当下上海建筑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关于城市更新的历程。

梵一如：能分享一些在策展过程中印象深刻故事和回忆吗？

高长军：首先需要了解一个事实，尽管在城市建筑专业领域，上海是全国领先的城市之一，但上海其实也没有对城市与建筑的系统研究和馆藏，特别是后者。在专业媒体导览的第一天，我就告诉大家，美术馆展览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馆藏，故事建立于馆藏的物件。但对于这次的展览而言，这些历史资料大部分都尘封在档案馆中。档案不同于资料，严格受法律保护，申请查阅档案需要所有权人的同意，但有些建筑太老了，所有权人可能已经去世或是本来也是一个集体，常规档案申请的流程在今天会非常麻烦。

档案不光是图纸，其中还包含文书。文书有助于理解、还原一栋建筑的建造过程。比如在上海商城的设计中，文书能看出上海地方与中央就资金拨款的斡旋，而这些内容都是以口语化的形式书写的，今天看来很有意思。但除了个别十分重要的建筑，大部分建筑的文书收集都是不全的。此外，建筑的署名经常变更，因为上海的设计院经常改名，我们还要了解设计院准确的名称和相应年代。所以，我们策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重构一个历史片段，把这一段历史“搓”明白。

上海城市规划示意图

——这不只是馆藏和藏品的问题，本质上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建筑与城市遗产。

梵一如：国外有没有可以借鉴的馆藏制度，能帮助我们的建筑在施工时做一些保留，以便之后对城市历史的梳理？

高长军：不能完全地学习和类比。像“巴黎建筑”展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贝聿铭建筑展，展品旁都会标有“蓬皮杜艺术中心藏”“M+博物馆藏”等字样。这种标准的模式说明，建筑师有意识地将建筑设计的过程和结果作品化，就比如贝聿铭的建筑草图、建筑模型等等。长期以来，我国在大量的城市与建筑实践过程中缺少作品化的意识，大概到2000年之后，当中国建筑师与外国建筑师的交流学习日渐频繁时，才逐渐意识到要保留建筑过程中的模型、草图，使其有条件成为一个作品。在国外，美术馆的建筑部门、建筑师自己的基金会会收藏这些作品，在国内，我们这次展览就是梳理城市历史的一次样本。

金茂大厦设计草图。手绘：Adrian Smith。由SOM提供

周渐佳：这不只是馆藏和藏品间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建筑与城市发展，这是积淀也是留给未来的图纸。不管是城市遗产还是正在建设的建筑，作为从业者，究竟是把建筑当作自己经手的一项任务，还是把它看作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建筑的开发者、设计者尚没有完成价值认知上的转换，又怎么指望文化机构和大众做到？

不过令我欣慰的是，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愿意参观专业的展览，并且给出专业的评价。也有很多人觉得展览很出片，带了很多衣服在展馆里换装拍照，这是公众在接受文化多元化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关系到20年、50年后，我们如何去看待、评价一座城市在当时的变化。

展览现场

梵一如：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在公共住宅领域的哪方面有所欠缺，需要补什么课？

张佳晶：在1995-2000年左右，房地产项目开发是很健康的，上海人从工人新村迁出之后，对住房质量有要求，这也使得房地产公司要花心思去设计住宅，住宅也没有脱离街道空间原有的特色。房地产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大型房地产公司成为中国房产项目的主流投资者，这导致上海甚至中国城市面貌失控性地发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哈尔滨和三亚的小区长得一样”，这说明城市面貌被格式化般刷新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痕迹消失殆尽。建筑师也要为失控的发展负责任，大量建筑师踩着风口，为了效率和钱，设计高度同质化的房子；但也有一类设计师渴望改变规则，这一类设计师追求的是一种“我这样设计也可以”的认同，他们并没有否定传统房产的设计，而是追求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住宅朝南固然好，但不能一个小区里所有的住宅都朝南，一个健康城市的住宅应该是有大量朝南的住宅，但部分为了更多考量有其他朝向，多样化才是城市正常的面貌。

衡量一个城市的好坏，除了“朝向”“日照”，还有更多隐性因素。比如安全性、街区活力、交通状况、人口密度以及城市无限蔓延的坏处等，只有这样才能为住宅设计做全面考虑。

对专家来说，应该向大家普及城市建设的隐性因素，一个城市的运作是经过多层运算的综合结果，多方力量的制衡、多层运算的加权才会打造一个健康的城市。很多建筑师做的是输出端的工作，比如建造一个有设计感的美术馆、图书馆，但有意识在做法律普及、民众教育等输入端的工作的建筑师却势单力孤。

——随着大家对城市认知和参与度的提高，未来的城市肯定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梵一如：我们的城市建筑文化还处于发展期，有很多不及其他国家的地方，大家能否举一些海外城市的例子，来回答什么城市才是一个好城市？

张佳晶：作为一个有城市规划背景的建筑师，我平时有研究人口的习惯，拿上海与东京相比，如果不经过数据调查，大家会简单地认为东京人口密度会更高。但我在统计时发现，大东京地区23个区的人口密度非常接近，都是每平方公里一万六千人左右，但上海浦西很多区的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两万人左右，而浦东是5000人上下，从中可以看出，上海的人口分布是偏心的，人口分布失衡，这使得上海的每个区域没有均等的活力，而东京因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接近，城郊发展也十分均衡，虽然东京部分人口相关的数据不如浦西高，但它的流动人口和活力人口（指某时刻公共空间中人群密度的一种度量）很多，这能促使一个城市产生并维持城市复合使用和多样化的氛围。

周渐佳：日本城市的多样性是切实存在的，但中国的土地拍卖、使用、规范的逻辑与日本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比较中日的城市建设逻辑。这两年我在写一本关于上海桥下空间利用的书。举一个例子，有些桥洞下方以前被自发地占据用作球场，在更新之后，这些场地变成了有人设计、有人管理、有人维护的场地，但是一样是踢球。换言之，有没有人用、如何使用很可能只是我们能看到的空间表象，但是真实在发生变化的是对待城市灰空间的态度，以及纳入城市开发、管理的机制，这才是推动土地使用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我在日本采访了一位叫秋山隆浩的建筑师，他设计了很多在日本桥下的幼儿园，我问，家长和小朋友们不会觉得桥下的噪音和振动会影响到幼儿园的教学吗？他回答道，如果家长和小朋友们接受了在桥下上幼儿园这件事，那他们就一定知道这件选择在此建造的代价是什么，使用者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那建筑方和使用方进行了交流，这种多方制衡的方法使得我们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城市。

东京高架铁路下的幼儿园，来源：ArchDaily

苏州河武宁路桥下驿站

目前，我们不能确保与建筑有关的每个主体都有发声的空间和力量，有时一方的声音足以使其他声音成为陪衬。但是我想随着大家对城市认知和参与度的提高，未来对城市的诉求和它的面貌肯定会发生本质的改变。

高长军：我们的城市就像自然博物馆里的恐龙骨架，这些骨架是用散落的骨头拼起的，它并不属于这只恐龙。我们的城市也是被拼装起来的，我在参与建筑工作时，经常遇到一些自上而下的题目，比如关于“城市烟火气”的设计。但这其实是个悖论，中国城市的发展依附于土地，土地靠规划有价值，在城市设计之初，每块土地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用途，这套算法从根源上就会影响城市的空间形态，所谓烟火气就在这种越来越精细的设计中淡去了。一些老街区看起来有烟火气，是因为比较粗放的控制和历经时间的使用。现在我们经常用“千城一面”来批评城市景观，但这种景观是一种当代性，是经过经济逻辑和管理逻辑得出的结果，而这种逻辑只能算出这种结果，算不出其他的结果。在今天为了保持“烟火气”，只能通过运营的方式让街区热闹起来，否则城市的多样性就无从谈起。

在某种程度上，重庆是一个例外。重庆的城市面貌有显著的混合性，大家都称它为“山地城市”“魔幻城市”……之所以会有这种别称，根源在于重庆城市的面积和城市占据空间的方式，重庆的城市规划因为地形而复杂，以至于它很难被精确管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张时，欧美的社区建设正在流行新城市主义，我们的地产商潦草地学习新城市主义，使得大家居住的城市同质化严重，没有了城市原本的特色。

梵一如：在建筑遗产的保护和改造中，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居民居住间的关系，国内外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借鉴？

张佳晶：在保护民居和大拆大建之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开发商与政府间一直在想办法找到另一条路。如果因为城市更新，一栋房子不得不拆，那对待拆迁的态度是保护城市风貌的关键。如果只是拆掉原有的房子，赔偿户主一些钱或者一套住宅，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保护的目的是留住记忆，所有新建的房子在几百年后可能都留不住，但城市的脉络是可以被留下的。

但在风貌保护上，上海遇到了些形式主义的问题。由于上海对城市风貌的保护力度很强，开发商拿到一块地，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保留一部分原有的事物，但保留风貌是硬性要求，有些开发商的规划无法在保留风貌的前提下进行，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数不胜数，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能简单解决。

当居民需要搬离时，如果让迁入地不要离原住址太远，原住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形成一种共同的记忆，这份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曾经在华山路1100弄老洋房小区工作过八年，认识很多原住民。刚在这里工作时，居民把我这外来者当成敌人划我车、扎我胎，相处一年之后，我慢慢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并且想办法帮他们解决，我还和一位老先生结成了朋友。老先生住的老洋房共有八户人，居住条件堪忧，这八户人商量好一起把房子出租，他们则集体搬走，每个月希望租金六万元，让我帮他们找下家，我也看到了这栋房子真正的价值，不能一味把原住民留在里面，而是让他们通过这栋房子更好地生活，同时也让这栋房子发挥最大价值。大拆大建是属于权力傲慢，但是一定要原住民留在那里，不可以士绅化，这叫学术傲慢。

我曾经针对这个现象做过一个设计研究，叫城市填空，就是利用附近低效用地进行腾挪。假定他们安置的房子距离原住址500米左右，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保持着，老洋房经过翻新，每个月可以收15万租金，腾挪用地我选择了一块网球场，新盖的楼房也可以开发商业，提供居住单元。这对于开发商、地主、政府、建筑师和原住民都是好事。但这需要一种反现行房地产思维的制度支撑，建筑师已经习惯了闭着眼睛设计就能挣钱，可这对城市发展是很不健康的，现在回去之前的设计思维很难，但那种思维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