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诗集中有两首十分特别的小诗，一首题为《命里》：

熊罴十万建行台，单骑谁教免胄来。

一日捉将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

另一首题为《唆都》：

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

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单看诗题，两首诗莫名其妙，其实这是两个人名，都为当时的元军将领。文天祥以这两位元朝将领为题写诗，寥寥几句，写出了他们的特征，其中命里是一位来自西域的军官，属“色目人”，相貌迥异于中原人，被文天祥称为“碧眼老回回”。另一位名叫“唆都”，他腰悬“虎牌”，头戴“毡笠”，衣着朴素，相貌平常，但身份已是“公卿”之贵。

文天祥如何与这两位元朝将领有所接触，而且将他们的形象写进了自己的诗中呢？这里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故事。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南宋理宗“亲拔为第一”，名满天下。但文天祥的仕途并不顺利，十多年间虽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刑部郎官，出守瑞州，继任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等职，但并未据要津，三十七岁时，甚至因权臣贾似道的排斥而“致仕”，仕途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幸而一年后起复为湖南提刑，次年知赣州。

转眼到了南宋德祐初（1275），元军已势如破竹，逼近了南宋的政治中心临安（今杭州）城，朝廷紧急向各地求援，“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宋史·文天祥传》）面临元朝大军压境的危难局面，在地方任职的文天祥闻诏涕零，他挺身而出，召集当地军民勤王，短期内得万人。因此，朝廷召文天祥率领这支人马赴临安保卫首都。当年八月，文天祥率军来到杭州，被授予“知平江府”之职，平江为今苏州。十月，文天祥在平江兵败，不得已弃平江，退保余杭。次年正月，文天祥被授予“知临安府”之职，成为南宋首都临安城的行政长官，似乎要担负起保卫临安的重任了。可是就在这时，南宋王朝宣布投降，朝中陈宜中、张世杰等文武重臣相继出走，朝廷无人可用，这时候才任命文天祥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命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成为顶级高官，但给他的任务只是“如军中请和”而已。

当时的形势，“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元朝一方大军压境，同时又施出休战促降的手段，邀请、敦促南宋派顶级高官赴军中会晤。众人认为，既然北兵还愿意谈，应请文天祥亲自赴元军中一趟，才有希望化解当时的危局，“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文天祥自己也认为有此必要，“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因此，他决定亲身赴险，到皋亭山下明因寺元军统帅部谈判。

当然，文天祥的想法未免天真，虽然他一逞辩才，“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宋史·文天祥传》）结果是“丞相怒拘之”，（《宋史·文天祥传》）“予不得归矣”。（《指南录后序》）

在元营羁留期间，元军统帅伯颜安排两位军官负责“馆伴”文天祥，“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指南录后序》）这两位日夜陪伴监视文天祥的“贵酋”，就是文天祥诗中写到的命里和唆都。

命里和唆都名为“馆伴”，表面对文天祥十分尊敬，实则对文天祥实施监督管制，日夜不离。文天祥对这两人充满了蔑视，将他们的形象写入了诗中。在元军的管制下，文天祥无奈随递送降表的宋降臣一起行动，“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指南录后序》）于是，文天祥“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北至镇江”。（《宋史·文天祥传》）在镇江，文天祥终于找到机会，乘夜逃脱了监管，渡江至江北到了真州（今高邮），从此龙归大海，鸟入森林，投入了波澜壮阔的抗元斗争中。不料一年多以后，在转战江西福建的战场上，文天祥又和唆都遭遇了。

据《元史·唆都传》记载，唆都，扎剌儿氏，蒙古人，自幼骁勇善战，入宿卫，从征西域有功。李璮据山东叛乱，唆都从诸王哈必赤平之。还朝后，唆都向朝廷报告：“郡县恶少年，多从间道鬻马于宋境，乞免其罪，籍为兵。”经朝廷同意，籍此类人为兵，得三千人，分其中一千人隶唆都，唆都因此成为千户军官，奉命驻守蔡州（今河南汝南）。

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元军兵围襄阳，唆都奉命“出巡逻”，他率军夺宋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诸隘。至元六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驻灌子滩，元丞相史天泽命唆都击退之，唆都因此升总管，“分东平卒八百隶之”，唆都的队伍有所扩大。至元九年，元军攻樊城，唆都先登，被围攻数年的樊城终被攻破，随之，襄阳城降。“襄阳降，再与卒五千，赐弓矢、袭衣、金鞍、白金等物”。在攻克樊城的战斗中，唆都先登立大功，受到朝廷重赏，唆都的军队再增员五千。经过这么多年的血战，唆都一刀一枪，屡建功勋，至此已升为中高级军官，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旋升“郢复等处招讨使”。至元十一年（1274），唆都移戍郢州之高港，败宋师，斩首三百级，获裨校九人。随即又跟从元朝大军渡过长江，“鄂、汉降”。

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建康（今南京）城投降，参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集”，不久改任“建康安抚使”，唆都以军官兼任城市管理者。又率军攻平江、嘉兴，皆下之，于是率舟师会伯颜元帅于皋亭山。在皋亭山下的元军统帅部，唆都接受了一项临时性任务，就是负责“馆伴”文天祥。唆都与文天祥，两个天南地北毫无瓜葛的人，从此开启了一段昼夜不离的亲密结伴之旅。唆都对文天祥的态度是很客气的，即所谓“貌敬”，而文天祥对唆都的态度则非常不屑，直斥之为“不直人间一唾轻”的小人。对此，唆都似乎并不在意，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文天祥有这样一首以他为题的诗，或者说他可能根本不识字，就算这首诗摆在他的面前，他可能也不知所云。

南宋王朝投降亡国，元朝留参政董文炳守临安，令其自择可作副手的人选，董文炳请留唆都为副。这时临安城周边的零星战斗还在持续，衢州、婺州再次爆发战争。董文炳对唆都说：“严州不守，临安必危，公往镇之。”唆都因此来到严州。旧严州府位于今浙江省西部钱塘江流域，北、东、南分别与浙江的杭州、金华、衢州接壤。唆都刚到严州不过十日，衢州、婺州、徽州宋军连兵来攻，唆都击退宋军，俘获章知府等二十二人。不久，唆都不负使命，相继“复婺州，败宋将陈路钤于梅岭下，斩首三千级。又复龙游县。攻衢州，衢守备甚严，唆都亲率诸军鼓噪登城，拔之，宋丞相留梦炎降。攻处州，斩首七百级。又攻建宁府松溪县、怀安县，皆下之”。唆都独当一面，攻无不克，屡建战功。

至元十四年（1277），唆都升任“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帅府事”，奉命率军取道泉州，泛海与其他元军会师广州之富场。将行，信州（今属江西上饶）守臣来求援，对唆都说：“元帅不来，信不可守。今邵武方聚兵观衅，元帅旦往，邵武兵夕至矣。”唆都于是遣人将邵武（今属福建南平）招降，他自己率军趋建宁（今属福建三明），将建宁夺取。此时，文天祥的军队也在这一带活动，文天祥与南剑州（今属福建南平）都督张清合兵，意图袭击建宁，唆都夜设伏兵败之，又转战至南剑州，击败张清，夺其城。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唆都曾派人给文天祥传信，劝其投降。为此，文天祥曾回信唆都，表示了拒绝投降的立场，但用语十分客气，与一年前的态度不可同日而语。文天祥的回信，保留在文天祥的文集中，全文如下：

天祥皇恐奉禀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后，即建褔以次沦失。朝廷养士三百年无死节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势力穷屈，泛观宇宙，无一可为，甚负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见老母，灯（节）前一夕自汀移屯至龙岩，间道得与老母相见，即下从先帝游，复何云！都相公去年馆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书，复遣罗辉来。永诀永诀，伏乞台照。（《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八文集拾遗《正月复降书》）

随后，文天祥因战事不利，率军退往广东，次年（1278）底在今广东海丰县北五坡岭被俘，求死不得，于1279年旧历十月初一日，被押至燕京（今北京）关押。

而这段时间，唆都继续在福建、广东转战，相继攻取了福州、漳州、潮州等城，“进参知政事，行省福州”，唆都的职务再次提高，成为福州一带的行政主官。不久，忽必烈召唆都入见，对他说：“江南既定，将有事于海外。”升其职为“左丞，行省泉州，招谕南夷诸国”。至元十八年（1281）“改右丞，行省占城”。

占城在今越南中部，为此，唆都于1282年“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浮海伐占城”。经过一番恶战，“占城降，唆都造木为城，辟田以耕。伐乌里、越里诸小夷，皆下之，积谷十五万以给军”。在当地站住了脚。

两年后（1284），忽必烈之子镇南王脱欢率军进攻交趾（在今越南北部），唆都接到命令，率军从占城北上，配合脱欢的行动。唆都率军一路北上，击败了沿途阻击的交趾军，不久与脱欢汇合了，脱欢命唆都驻军天长，与脱欢的大营相距两百多里。

时隔不久，交趾的雨季到了，陆地变成了泽国，到处一片汪洋，元军的营寨被洪水围困，军中疫病流行，渐渐陷于不利的境地，脱欢一筹莫展，不得不请旨撤军，匆忙中，脱欢居然忘了通知唆都，唆都的孤军被抛弃在南方的丛林之中。

有人来向唆都报告，说脱欢大军已经撤军北归了，唆都难以相信，急忙赶到大营察看，果然只见一座空城。陷于孤立的唆都军，被交趾军阻击在乾满江边，唆都率军力战，终于未能挽回危局，最后，唆都战死在军前。“事闻，赠荣禄大夫，谥襄愍”。而此前一年（1283）年初，文天祥被羁押在燕京元朝兵马司衙门三年多后，终于被忽必烈下令处死。其时还是旧历前一年的年底，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文天祥在燕京柴市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