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郭翠花

访谈人：赵丽敏

访谈时间：2022年2月23日、8月11—12日

访谈地点：山西省繁峙县下小沿村郭翠花寓所

访谈整理：赵丽敏

郭翠花（右）接受访谈

亲历者简介：郭翠花，女，1937年出生，山西繁峙人。1944年开始读书，1952年完小毕业。毕业之后分别在上浪涧、下小沿村、西沟村和前所村等地民办学校担任代课老师；1958年成为正式教员在柏家庄任教；1962年根据上级关于“精兵简政”和“村校公办转民办”的工作部署，结束了教师职业生涯，此后全身心务农。

一、婆家供我读完完小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几辈都是农民。爷爷奶奶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庄稼。父亲是看水库的，由于工作的性质，长期下水，身体严重受损，在我9岁时就已去世。姥爷一开始是照看庙宇，后来在地主家干活，成了一名长工。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人，在的印象里，她有干不完的活和使不完的力气。我的丈夫是一个孱弱的病人，几乎每天都是生病的状态，家里的农活都需要靠我一个女人。当然，他也是一个有责任 心的人，当时公社让他负责喂养牲口，他一直很尽心尽力，以至于家里的事务难免会顾及不到。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姐也是个苦命人，她在襁褓中就有了夫家，原因是我父亲赌博输了12块，便将我姐抵了出去，她26岁时因病去世；我弟弟读了高中，是一名工程师，在地质队上班。

我5岁时就有了婆家。当时是因为我父亲和我二叔闹意见，我母亲也牵连其中，气不过，就带着我俩姊妹去了亲戚家，没办法就“出口”，但我父亲却没有和我们一起。我母亲带着我们去了我姑姑家，姑姑觉得我母亲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太可怜，不让“出口”，说是给我找个婆家，可以缓解当时的困境。于是，姑姑做媒人，5岁的我隐瞒成6岁才说好了这门亲事，当时的婆家是一个半地主半富农的家庭，也因此我们有了20块的银元可以换取粮食过日子，后来是我爷爷又把我们接了回去。

我8岁时开始读书，是在一个本家爷爷的私塾房里读的，他是五服内的爷爷。因为我父亲和爷爷都不识字，父亲见我灵，就想供我读书，为的是以后在外买东西的时候，用粮票我可以看得懂，也能花得出去。那一年也正是我记事最清楚的时候，虽然是抗战时期，我们村还可以断断续续地读书，但日本人一来我们就要立马放下书本躲起来。我虽然没有和日本人正面对视过，但我见过他们。有一次日本人傍晚来我们村，村里的信号旗一倒，我们全村的人都躲在窑洞的房檐下，我当时想去厕所，父亲拦住我说：“你可别出声，要不然就把你抓走了。”夜晚的刀明晃晃的，只看到日本人拿着长刀牵着大狼狗，在东梁上走着，到处寻人，当时我也害怕极了，顿时就没有了什么尿意；我还记得母亲和我说过，她当时头疼得厉害，日本人扫荡的时候还给了她一颗药——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日本人。当然，我们普通农民都躲在一起，村里大地主家的房子大，就能躲在自己家。

在我9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却只有32岁，大姐13岁，弟弟4个月大。一大家子没有办法生活，依靠我姥爷帮忙种地干活，才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境。我也一直以半农半读的形式上学，上午去学校读书，下午去地里干活。我们那个年代，比我年纪大的富家小姐还会裹小脚，我们这种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裹小脚不方便干农活（就没裹），何况我父亲已去世，更是没有人管这些事。当时我们整个班级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以大裆裤为主，男女都差不多，只有地主家的孩子穿得比我们好看点。但吃食都是一样的，个人掏粮食上学，莜面、小米、土豆等，早晨和中午是一人一碗小米，之后有了共产党才有了大米。读书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冬季，可以不用务农，读一冬天的书。这个时候读书是没有数学这门功课的——后来读了完小才有了数学——只有语文，我记得我们主要的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抗战时期的书有两个版本——日本人的书和共产党传授的课本，先生传授知识时用的是我们共产党的课本，书本知识不再只是传统的蒙学读物，而是加入了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认识人的身体构造等。只有在日本人进村时，我们才拿着日本人的书装模作样。我记得有一次日本人搜东西的时候，在一个先生家里搜到了一箱子有关共产党的书籍，便因此判定我们先生是八路军，就把他的七间瓦房全部烧没了，他之后还坐过几年的大牢，我听说他坐牢的时候每天都是饥肠辘辘，两只手被绳子朝后捆住，饿得不行时就吃自己肩膀上棉衣里面的棉花，太可怜了。之后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当时日本人一进村，村中放哨的人就会把旗杆放倒，以提醒村民日本人来了，尽快躲避。农民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高兴得很。以前有日本人的时候，上一堂完整的课都困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就进村了，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安稳地上完一堂课了。

我喜欢读书，看见别人念书就很羡慕，我想多学点知识，一直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我读书的时候，先生当天布置的作业如果在学校没有默写完整，就回家继续。当时家里穷，舍不得点油灯，我就借着月光去背书，边背边用树枝在地面上默写，因为当时家里只有一床被子，我和姥爷用一个被子，夜晚的时候只能在心里默写，第二天就早早起床再背一次。我虽然记性差但很勤奋，即使农活再忙，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当天一定会完成。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毕业考了第一名，考完小的高级小学阶段，也考了第一名。但是因为家里太穷，供不起一个女孩读书——我姐姐不识字，我算是幸运的了。母亲让我去找婆家供我读书，最后，由母亲卖了牛羊换了钱给我交学费，婆家提供粮食，就这样供我读了一年的书。当时没有衣裳穿，只能穿我母亲的，因为没有可替换的，晚上洗了，第二天无论是否晾干都要穿着去学堂，当时我年纪小，也没觉得什么，就是特别想读书。

我在柏家庄读的完小，完小学业的担子就重了，有四五门功课，其中自然科目是最容易学的。一个班级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班里的女生大部分都是本村的，像我这种外村来的女生很少，也很少像我这种家庭，既没有父亲，家又穷。虽然我家庭条件不好，但是我争气，学习好，一般都是第一名，写的日记和作文经常被老师夸奖，被刊登在学校的板报上，也曾担任过班长和纪律委员。完小毕业后我得了一场大病，四肢无力，没什么精神头，游离在生死边缘。但即使再病，家里也需要我这个劳动力，那时候没多余的钱治病，病了就死扛，以至于去放牛的时候我也没心思，就把牛绳捆在腰上，躺在草地上，由着牛任意拉扯走动。后来我二叔挣钱回来见我可怜，花钱给我治病，吃了几副中药，病情才慢慢好转。

二、教书撑起一个家

1952年完小毕业后我遇到了此生的伯乐——杨老师，在他的指引下，（我）在上浪涧村、后河村民办学校代课两年。1954年我结婚了，本可以不结婚，但我的良心实在是过不去，婆家也帮了我很多，人不能忘本呐！若婆家不供我读书，我哪有机会读完完小呢？做人不能忘记别人的恩情，何况人家的粮食来得也不容易。初结婚时我并没有考虑到我将要嫁的丈夫品行如何、将来是否会给我幸福，只知道他家供我读书一年，我需要去还恩情。我俩领结婚证的时候，知晓事件原委的村民都为我感到惋惜，因为我嫁的是一个孱弱的病人，他没有读完完小，我们常常会发生分歧，所以婚姻关系不是很如意。我婆婆见我是穷人家的女儿，并不喜欢我，我的丈夫又憨厚老实，性情软弱，分家的时候只给了我一些破烂家当，我和丈夫一人一个破碗，大女儿都没有碗，只能用盆吃饭，更别说分粮食了。生活所迫，我又捡起我的笔墨，去考了教师。那时候完小毕业就是有学问的人了，大多数农村人都不读书，我们村完整地读完完小的人很少。选拔教师的方式是考试，考语文、数学、自然、地理、历史。因为这个锅没锅、灶没灶的“穷光景”，我再一次站在那三尺讲台，才买得起锅灶，才撑起一个家庭。

我先在西沟村教了两年，又调到柏家庄、前所村教了一年，后又调回柏家庄，在柏家庄教了大概四年的时间，其中，柏家庄学校和前所学校是公立学校。在西沟村教书的时候，我教的是一个复式班，包括一至四年级。一开始我先教低年级，教完之后布置作业，再教其他高年级，以此类推。一般上午授课，下午指导学生（做作业），授课内容包括语文、数学、唱歌、美术和体育，一个星期上六天课，星期日休息。西沟村学校是村里大队办的，没有校长，当时整个学校就我一个老师，校长、教导员都是我，学校有什么问题就和我讲，因为它是一个小村儿。我教学很负责，村里的领导和村民都很关照我。学校的经费是由村里支持的，在这个学校教书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从未向村干部要过钱，也不会主动申请教学经费，因为那时候都穷，有困难咱就克服困难。

当时的教学环境很艰苦，三间窑洞房既是村里开会的地方，也是教学的地方，所以只有学生放学了村里才组织开会。当时教室没有桌椅板凳，只有炕头，也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一年级四五个人，二年级三四个人，三年级三四个人，两条炕都坐不满，就这样零零散散地组成了一个复式班。书本是学校向上头汇报人数得到的。村里的干部都是有文化的，赶着条件好点，就让扩建学校，我也就跟着一起去修建学校。之后由于工作的调动，我去了柏家庄学校——去柏家庄学校是我和杨老师提出的要求，当时年轻，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不方便总和村里的领导联系，后来就把我调到柏家庄学校。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淳朴，我走的时候村里都舍不得我走，学生和家长都来送别，很感人。

我教书多年，学会了“相面”。无论是乖巧的学生还是顽劣的学生，我都喜欢。如果这个学生比较调皮，就拿好言对待他；如果这个学生乖巧懂事，就拿知识教育他——要使对方式方法。有的老师会打学生，以此来管束学生，但我从不打学生，我会用话语去劝说。我记得，自己曾教过一个女同学，班里就数她最捣蛋了，谁都管不住，后来我任命她去当班长，她一开始还说“当不来”，后来我鼓励她说：“老师教你，你能当。”等放学了有两个学生就问我，她那么坏，为什么让她当班长，我就说：“她当了班长，首先要管好自己，才能服众，这样她就不捣蛋了。”当上（班长）后，班里有捣蛋的同学，她就会想办法，一下子就乖了。先生们都说：“这个老师有点东西了，能把这么捣蛋的学生抬住（管住），不容易。”我也去家访过，如果有学生不来上课了，我便要亲自去问问。我记得有个五年级的学生，家长也是没办法，家里有很多农活需要他帮忙，为了让他不落下功课，我专门去他家给他补课。

教书的时候，先生们都夸奖我教得很好，只是叹惜我是个女儿身，又离家远。村里人对我也很好，有什么食物便给我送来，虽然那时候也没什么好的或像样的吃食，村里人吃什么就给我送什么，比如油蛋（炸糕）、凉粉，但就是这样质朴的村民，才让人情味更真切。我不教书之后遇到过以前学生的家长，他家包了羊肉包子还问我吃不吃，虽然我不吃荤，但还是很感激他记得我。聊天的过程中我才知晓，原来我走后他儿子经常和老师打架，当时他也很关切地询问我为什么不教书了，也为我感到惋惜。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生孩子回去坐月子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代课，听别人说班里的学生就剩下两个了，但等我出了月子回学校，又是满满一炕的学生，我很欣慰。当时就有人问：“为什么她能够收留住学生？”

三、能教书已经是万幸

当时教师行业里的民办老师很多，大学校是学校雇佣你，小学校是村雇佣你。民办老师一般教较低的年级，代课工资是一个月18.5元，师范生毕业后代课是20元，编制老师的工资则是一个月24.5元。为了生活，我将刚出生的大女儿留给丈夫，几个月大的时候白天是她奶奶照顾，晚上是她父亲照看；一岁半的时候，我婆婆对孩子总是一副咒骂的嘴脸，我实在舍不得孩子那么小就受委屈，让我母亲帮忙照看，但我母亲也需要种地干农活，只能把她也抱着一起去庄稼地。北方的早晨比较冷，女儿也没什么衣服可穿，冻得两个脸颊都是红扑扑的，我最愧对的就是大女儿，她还那么小……虽然我婆婆对我不满意，觉得我一个妇人就应该留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她的儿子没有本事，也只能这样。1958年我成为正式教员，在柏家庄任教。柏家庄学校是一个公立学校，校长和老师由国家分配，它是一个大学校，村里人口众多，教室用的是之前“老财”的房子，东西院，很大，教室有桌椅，虽然没有电灯，但是这比西沟村的教学环境好很多，起码这是个堂。一年级有三个班，二年级有两个班，记不清三年级和四年级有几个班了，五年级和六年级都是两个班。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每月可以领24.5元。我的同事们发了工资就在一起“打平伙”，吃鸡蛋、吃鸡，我不和他们一起，我舍不得，我的工资还需要支付在学校的伙食费（一个月6元）、二女儿寄养在母家的生活费（一个月6元）和家里的生活支出。刚结婚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想回家，因为我看到这个家就很苦恼，而且我教书习惯了，只教书便够了，不用操心农活。我记得有一年学校放假，我婆婆就不让我回家，起因是他儿子病情一直没有好转，觉得是我“方”了她的儿子，我也只能回娘家。

在柏家庄学校的时候，不需要我教授多个年级的课程，当时只教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一年级太难管了，二年级已经“训练”出来了。一个班大概五十个学生，以前不用跟班教学，四年以来，一直教的是二年级。二年级的数学有小数点的运算题，语文主要以识字和默写为主。我的教学方式比较传统，比如语文课先是我读一遍，之后再让学生一起跟读，而后检查，检查的过程中，针对每个人的学习成果进行个别重新教授。布置作业时，语文主要以默写的形式并打分来判别学生的学习情况，遇到分数低的学生，一般会多教育他；若是学生表现好，成绩优异，那时候没有奖状或者大红花用以鼓励学生，只是将这些学生的姓名写在黑板上作为表扬。并且，衡量班级优秀与否是综合班级考试得满分的人数和来学校的人数（考勤）而决定，我的班级经常是优秀班级。大部分学生上课都很认真，课后我会和学生一起“捣鼓”，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很喜欢自己的学生，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

当时有政治劳动课，需要我们割草喂养学校里的猪。一般情况下，下午校长会组织我们去割草。在西沟村的时候不需要天天去，你教书就可以了，但需要管理学生的伙食，一天需要多少粮食，你要统计出来，和大师傅要讲清楚。教师吃饭也是有量的，一个教员有多少粮食，就去粮仓取，然后去登记。当时的24块钱就能过一个年，农民根本没钱，靠挣工分。那时候无论在大学校还是小学校，生活都很艰苦，一天给一斤粮，如果不够，下午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后，我就和其他老师一起去野地里挖野菜，这样也算一顿饭。那时也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我记得当时太饿了，就和其他女老师摘着“柳毛毛”（柳树叶），问学校大食堂要了几个土豆，煮过之后拌着吃，有男老师在窗边看到后，边嚷着问我们要，边端走了这盆菜，我们当时既生气又觉得好笑，大家都是同事，就又重新做了一盆。那些岁月真的太苦了，什么都吃，地里拔的“刺柳柳、地柳柳、草籽籽”，都吃。学生来上课也饿，早晨可以吃烧土豆已经很不错了。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也不敢落下一堂课，生病了就去打针或者去寝室睡觉，但没有缺过一堂课，因为我自身的知识水平低，能教书已经是万幸了。

学校有十二个先生，其中有五个女老师，剩下都是男老师。女老师中有两个是本村配的代课老师，因为有点文化能识字，就来临时教书，剩下的都是正式教员。正式教员里其他老师的学问都比我高，都是师范毕业、简师毕业或者初中毕业，而我只是完小毕业。虽然我学问低，但是没有人歧视过我，我交际能力比较好，对待老师们都和善，所以和其他老师的关系都很好。我记得工作时遇到了一个简师毕业的好同事——简师就是那种读一到两年就可以毕业的师范学校——我文化程度低，经常和她讨教关于教育学生的问题和工作上的事，她很乐意帮助我。我的文化知识水平低，学过的书文少，古文更少，所以我认识的词语不是很多，教书的时候学校也会针对我们这些教员进行轮训，我记得我去代县轮训过，学习了大概四个月。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但我经常会看小说，工作的时候利用课余时间去读书是我最常做的事，经常在放学之后吃完饭便回到寝室看书，直到深夜。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这些都是其他老师的书，我借来看的，也正是这些小说让我的课堂丰富了起来。比如在上课之前，我会给学生讲一小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故事，以此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当时学生们可“拥护”我了。

柏家庄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本地人，高年级会有来自外村外乡的。学生留堂回家晚了，家长会来学校查看，也都比较通情达理。我们每天早晨七八点上课，上课之前老师都需要对学生点名，校长也要统计人数看谁没有来。有一次点名的时候，我发现有个学生没来，就去她家叫，她妈妈看到我说，我娃不能去学校，因为没有鞋子穿。当时是10月，北方已经有点冷了，我看到她穿的单裤、薄衣，赤脚没鞋穿，很心疼她，见她可怜，我就把我的袜子给了她，并嘱咐她将鞋子钉一钉还能穿，也不至于那么冷。我当时也很穷，没有多余的衣服，那双袜子虽然是旧的，但她也不嫌弃，她母亲很感激我。正是因为这样，柏家庄村村民对我的教学很认可，学校也比较看重我。当时我带的这个班，班里女学生不多，只有三分之一，中途也有退学的学生，其中两到三个是女同学，都是因为家庭的缘故选择不读书。我当时特别不愿意他们退学，这些学生对我很尊重，我也很喜欢他们。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中途要退学，我就耐心询问：“蛋哎（孩子），你怎么不念了？”他就和我说：“俺娘供不起。”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就把他的学费给免了。每个班级都有贫困生免学费的名额，我通过了解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向学校提出免除学费的申请，也是因为我对每个学生都负责，学生也很信任我，之后我“下放”的时候，学生都不情愿让我走。

1961年，郭翠花（一排左二）与柏家庄学校教师合影

四、“下放”成了庄稼人

我考取正式教员的时候，二女儿刚出生，工作和家庭无法同时兼顾，我没有办法继续喂养她，家里也没有奶水，只能寄养在养母身边，所以丈夫和婆婆一直不支持我去教书，怕以后女儿会埋怨我。当年我在柏家庄学校教书时，二女儿寄养的地方也在柏家庄。我心疼自己的女儿，学校里有什么稀罕的吃食（馒头、粥和菜），我便装起来留给她，我自己就吃点咸菜和粥。记得有一次养母说二女儿生病了还不听话，我就去她养母家看望她，早晨4点出发，七十多里地，没有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赶路，路上空无一人，还遇到了一个尾随的人，我走得快他也走得快，幸好最后甩开了。

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工作后只希望可以摆脱贫困，让我和家人可以吃饱饭。但后来教员缩减，我被“下放”了，同时“下放”的还有其他两个代课老师。本来“下放”的是另外一个教师，但是他的社会网络较强，所以回家的是我。当时两个孩子没有人看管，我的丈夫听说我被“下放”了，就觉得我可以帮家里干农活，不愿我再出去教书，我没有遇到一个可以支持我的家庭。

1962年“下放”刚回来，后河村小学有个老师怀孕了，公社就让我代了几个月的课，工资是用怀孕老师的工资支付。下小沿村没有初中，后来才有的初中，配了六七个教员，这是公社分配的，平常也没有运动会或者其他文艺活动，全村以农业为主，不重视教育。我在下小沿村教夜校，主要是教民兵和妇女。在冬天没有农活的时候，或者是下午不农忙的时候参加过扫盲运动——村里文盲较多，都是念不起书的人——学生多则二十多人，少则几个。在妇联工作时，领导认为我教过书有文化，让我留在妇联，具体的工作便是和公社其他妇联工作人员一起下乡，检查某一处的卫生和土地耕种情况。而工分是依照你是否开会（而定），一般劳动才有工分，我在妇联工作了大概有三年，之后便成了一个真正的庄稼人。哎，后悔呀！

郭翠花在下小沿村居住的窑洞

我对男孩女孩都一样地疼爱，我的五个儿女都很乖巧懂事，放学了就会帮助我干农活、做家务、放羊，他们成绩都优异，但奈何家里穷。在我小的时候，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家里经济条件又差，我当时是有机会读初中的，却没有人供读，我的母亲重男轻女，先紧着让我弟弟读书，加上我弟弟又遇到好的政策，顺利读完高中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如果我不早早嫁人，也不至于这样；但话又说回来，没有婆家给我粮食，支持我读书，我连完小也读不到。我姐也很聪明，记性也好，也很爱学习，但我母亲的思想比较顽固，当时我家有个亲戚，想带着我和我姐去浑源县读中学，培养我俩，这样我家的日子就会宽松一点，但我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就应该自己带，不让我们离开她。我的思想也比较固执，之前我考上正式老师的时候，公社也想任用我，但我当时一心想当老师，错过了机会，不过也收获了不一样的经历。

1969年，郭翠花母亲、弟弟和弟媳（二排）

我觉得我的弟弟就是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他没有从小就结亲，在沙河镇读的初中，后来国家政策好，依靠教育优惠政策，国家承担他的学费，一个月给8元，让他读完了高中。他高中毕业之后，地质队去招人，会先紧着孤儿寡母的家庭，他既是高中生又是孤儿寡母，还是贫下中农，满足了全部的条件，就去了忻州市，成为一名工程师。我的同学里也有很多有出息的，有和我一样的教书先生，也有在铁路、法院等处上班的，或在县城里工作的。我“下放”回到村里后，村里人见我有文化，对我比较尊重，村里的男人也很敬重我，不觉得我只是一个女人，认为我看问题有深浅，有纠纷时首先会找我进行调解，虽然都是些小事。回望我这一生，也快潦草地结束了，年轻时穷，日子不好过，现在什么都好，就是身体状况差。

本文选摘自《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胡洁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