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衍在北京八大人胡同旧居。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沈乃熙，字端先，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过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同鲁迅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从1935年创作《赛金花》开始，至1954年写成多幕剧《考验》，夏衍一生共完成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三十部，创作改编的电影剧本有《狂流》《春蚕》《祝福》《林家铺子》等，并著有报告文学《包身工》。

今天是夏衍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2025年正好也是夏衍逝世三十周年。夏衍孙女、作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沈芸关于祖父的散文集《一个人和一群人》近日由文津出版社 | 微言推出了新的版本，对原有篇目调整，增加了数篇新作，书中一百三十余幅老照片中一半以上是首次发表。沈芸主编的“夏衍剧作十种”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 | 微言于近日出版，收录了夏衍最具代表性的十部剧作（话剧卷五部：《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芳草天涯》；电影卷五部：《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憩园》《烈火中永生》），并收入夏衍二十四篇“创作谈”。

沈芸于1975年在北京府学胡同的卫戍区接待室里才平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祖父，那年她大概五六岁。“文革”结束后，沈芸同祖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直至1995年夏衍去世。在《一个人与一群人》这本书中，沈芸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记录了多面的夏衍：积极投身革命，终身有地下党情结，爱猫，爱好收藏，天性乐观幽默等等。10月27日，沈芸在上海参加“夏衍的精神遗产与当代价值”纪念座谈会后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回答了关于夏衍从“工业救国”到参与“文化抗战”的心态转变、终身拥有地下党情结和收藏爱好等问题。

1920年到1927年，夏衍在日本的北九州工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专业。您在“夏衍剧作十种”的《编后记》里讲到“工业救国”曾经是他短暂的、脆弱的理想。那么夏衍从“工业救国”到“文学救国”和“文化抗战”这之间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沈芸：其实他最早是一心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但这个事情办不下来。后来他的校长说有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名额，因为他是学霸，但家里没钱，就建议他去日本。

他当时是作为实业救国的人才去日本留学的。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在《浙江新潮》上发表过文章，陈独秀还表扬过他的文章。中国革命的左翼思想大多是通过日本传过来的。当时鲁迅、郭沫若、田汉都在日本，就是通过他们传过来的。

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使他发生了巨大改变。后来我在《懒寻旧梦录》里也看到他写那一段经历。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迷恋英美文学，所以就模仿起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携驴旅行”，带着一只小皮箱，只身到了汉城、平壤，感受到朝鲜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眼中的仇日情绪；在奉天车站，他听到“满铁”警察对着中国苦力凶暴地吼叫；而后他又北上哈尔滨，当时“南满”是日本人的世界，哈尔滨则是白俄的“势力范围”；最后，他入关到北平，见到了街头插着草标卖儿卖女的惨状。这些民不聊生的景象给他非常大的触动。再加上那个时候他在日本读了一些左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后来回国就专门研读马克思主义。如果他完成电机工程师的学业，回到上海会过得非常好，生活水平至少是中产以上。

“夏衍剧作十种”

我们这一代人很难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他，但至少可以去尽量尊重和了解他们的世界。我也要讲一句实话，要理解他如此坚定的信仰，真的需要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时间。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探寻的过程。严格来说，这个命题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完成，我只是希望能不断地接近答案。

《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沈芸著，文津出版社 | 微言，2023年11月出版，512页，88.00元

上海沦陷后的1937年12月，夏衍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广州复刊《救亡日报》，那时他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您在书中写到“在离开上海的问题上，夏衍有顾虑。他对上海是有特殊感情的，其不舍程度远远大于离开他的出生地杭州”。他为什么会对上海有这样的特殊感情？

沈芸：我们有一个杭州的朋友说，其实浙江像是一个养育人才的子宫。像我爷爷就属于那批从浙江冲出来的人，他人生中一次真正的重大改变就是后来获得官费去日本留学。这次经历让他的人生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乡间少年，一下子打开了国际视野，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和观念。随后，他立刻投入到先进文化当中，并做出一个决定——迅速把他的女朋友，也就是后来我的奶奶带到日本去，因为他希望她成为新女性。就这样，他的人生仿佛一下子放飞了。之前在浙江的时候，他受到家境贫寒的影响和家族长者的压制，一直很压抑，没有搏出的空间，当时甚至要去做工维持生活。这次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他也开始有了许多放飞自我的想法。

1916年7月，夏衍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

在1924年那次回国经历之后，我觉得他似乎就离开了故乡，进入了更大的世界。那么哪个地方给他提供了这个更大的世界舞台呢？就是上海，因为上海当时也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这里成为他人生中一个浓墨重彩的大舞台。

1930年，夏衍在上海。

您的《一个人和一群人》这本书中收录了夏衍“我的家史”这篇文章。在其中，夏衍写到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度过了一段艰辛岁月——即便有亲戚周济，还是会有欠缴学校膳费的情况，所以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但也让他亲身经历了工人生活的苦痛，继而日后投身了革命。夏衍先生自评在“文革”之前，其事业一帆风顺，从而获得了“自我奋斗的信心”，并且这种性格愈加凝固。直到晚年自我剖析，才觉“今是而昨非”。想问问您，夏衍年轻时这种心理上的自卑，后来是被“自我奋斗的信心”所克服了吗？他是不是很擅长自我反省？

沈芸：他小时候肯定是自卑的，因为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当时他才4岁左右，家道没落，连读书的钱都没有。

他常形容自己那时总穿着一双钉鞋。南方冬天很冷，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那他一定是自卑的。即使成绩很好，却常常交不出学费和杂费，永远要靠亲戚接济。一个人即便有很大的能量，也会被这样的境遇束缚。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到了日本以后，从物质层面到心理层面都得到了全面解放。之后他的奋斗确实取得了成功。我觉得他在去日本留学之后的日子里，尽管还有左翼十年的白色恐怖和大革命时期的艰苦，但他从左联到剧联，再到电影小组，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虽然道路艰难，但目标是清晰的。

1921年春，夏衍留日期间在东京穿和服留影。

到了文化抗战时期，我觉得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他干得非常畅快。当时他真的是文化抗战中最骁勇善战的一员，彻底从一个书生蜕变为历经淬炼的战士，个人成长的进程已完成，进入人生和事业的顶峰。与之相比，“文革”之后是体现了您提到的“今是而昨非”。一个国家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劫难，对他来说既是观念上的冲击，也是挑战，所以他进行了很多反思与探寻，否则就不会有《懒寻旧梦录》，这本书的创作动力就是来自反思。

《懒寻旧梦录》

您在《一个人和一群人》中写到“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还写到他曾经撰文叹息“年轻导演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那他有没有给您讲过真实的地下党生活是怎样的？

沈芸：他对白区的地下党生活念念不忘，那段经历既是他生命中最艰难的磨炼，也是他终身最为骄傲的部分，他身边的一群老地下党也都带着这种胜利者的自信和尊严。

对于曾经的地下工作，他其实很少提及，偶尔说起，那些危险的事情也被他说得很有趣。比如孔海珠老师讲的贴标语的故事，说茅盾夫人跑不快，他们就架着她跑，这类故事我也听到过。我还听过类似《青春之歌》里卢嘉川在北京胡同里被堵的情节，我爷爷说他不行，我们当年从另外一个地方翻墙就走了。

我爷爷说，搞地下工作必须要有迅速撤离的本事，所以他的房子都是选择有三个门或前后门结构的。1935年2月19日，田汉被捕。钱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他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便冲到我爷爷家报信。我爷爷当时的家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它最大的好处是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我爷爷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

我爷爷不喜欢讲苦难，他更喜欢讲苦难中很乐观的部分，这可能也是他可以一直坚挺到九十五岁的原因。

您书中有专门的文章讲述您祖父的收藏和集邮，单从集邮来看，您祖父的收藏是非常专业的。那您怎么看待他的收藏爱好？是有受时代风气的感染，还是因为他说的“人是要有些爱好的”，或是担心文物流散到国外？您书中还讲到当年方行代表上海博物馆把捐赠的邮票带走，当时问他要不要再看一眼，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但还是因为这些邮票有了归属而面露释然，这里的描述也非常动人。

沈芸：那些邮票现在都在上海博物馆。当年，他刚刚从逆境中稍稍平缓下来，知道可以出来以后，就请齐燕铭刻了“仁和沈氏曾藏”这个章。我们后来找到了收藏章的边款，上面明确写着的时间是1976年3月，这距离他7月获释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在没看到这个边款的时候，还以为他是在1980年代一切恢复好了之后或是去世之前才计划把他的藏品捐赠给国家。一个人在遭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和坎坷之后，依然坚守初心，这一点让我非常感慨。

当然，他讲得很简单。当年他就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攒邮票的，周末不是去潘汉年家打牌，就是去邮票公司。因为他知道集邮在日本很热，这是一种工业时代的产物，极有可能是从那边传到这里的，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爷爷这个人大概是做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做到最好的那种人，所以在收藏上，他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和方向，比如收藏大小龙邮票。我爷爷藏邮中的日本邮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收藏，对这部分价值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挖掘。他在日本留学的七年为这批邮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集邮大家，也是我爷爷的邮友，他多次到家里看望过我爷爷，两人用日文交谈、品邮，水原先生对他收藏的日本古封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提出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我爷爷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我爷爷的邮品固然珍稀，但他与邮友们的情谊更是令人神往。知道他喜欢研究中国邮政史，周煦良先生就把自己所剩的最后一套《邮乘》杂志送给了爷爷。

夏衍收藏的日本古封片

我爷爷是个文人，文人画也是他收藏的主打牌。他听取了行家的建议，选择了“扬州八怪”（他更喜欢称“扬州八家”）这个收藏主题，收藏字画有二十几幅，是国内私人藏家中为数不多将扬州八怪作品收全的人。有意思的是，他的字画收藏取向是他为官之后形成的，“八怪”共同远离仕途官场的非主流态度，可能与身处官位的他产生了某种逆向的共鸣。同样，这种非主流性也体现在他收藏的清代词人纳兰容若和近代画家齐白石身上。在他的收藏世界里，或许还潜藏着另一种活法的“夏衍”，他以此寄情，在被高度政治化后，依然要保有一颗自由文人的心。

当有人说您祖父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他却不太赞同，他说“契诃夫看人看事是那样的冷静，我是很主观，很不冷静——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觉得自己是个性情中人。对猫的喜爱算是您祖父的一个标志，您也讲了很多关于他和猫的感人故事。那么他对猫的热爱也是因为他是性情中人吗？

沈芸：我觉得主要因为他妈妈养猫，我们家养猫的历史到我们这代已经有四五代了。他妈妈养猫，所以他跟猫的生活是从童年就开始的，所以才有这种感情。但后来我觉得他的爱猫爱得也有点过分，已经超越了猫的功能性，完全把猫的日常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了，已经不再是需要养猫抓老鼠的层面了。开始的时候我爸爸养黑猫，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六口人的平房里有老鼠。猫抓老鼠，我爸爸还会去帮忙，一起捉完以后他还有记录，比如今天哪只猫捕了多少只鼠之类。后来养猫就不是为了捉老鼠了。

夏衍在大六部口街14号家中客厅里喂猫

我爷爷不会给人做饭，但他会给猫做饭，而且做得还不错。我们家有做一种特殊的猫饭，因为那个时候北方没什么鱼，所以做猫饭主要是把带鱼的鱼头煮烂，然后把骨头全部挑出去，用骨头的汁再加一点卷心菜碎——卷心菜对猫的肠胃好，和棒子面一起用棍子在锅里搅拌。但放在火上必须不停地搅拌，不然很快就会煳锅，所以很费事儿，我爷爷就干这活儿。

1979年，夏衍与孙女沈芸在南竹竿胡同113号。

您的书里关于二流堂的文章很有意思，非常鲜活地记录了当时他们在北京相聚的场景。想请您再具体介绍一下二流堂的来历。

沈芸：“二流堂”的起源是郭沫若在重庆给他们起的名字。1943年唐瑜在重庆建了一座房子叫“依庐”，是他卖掉了在缅甸经商的哥哥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子，盖的两间“捆绑房子”，与我爷爷一家同住。唯一留存的照片应该是在三联出版的唐瑜《二流堂》新版里的那张。照片里吕恩站在二层小楼里，很多人都住在那里。艺术家都是自由散漫的人，所以郭沫若就说“一群二溜子”，于是起名叫“二流堂”。这些人的友谊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就这样延续下来。

“文革”后，我爷爷和他的“二流堂”朋友们几乎都住在南小街一片，我们家住南竹竿胡同113号（也曾经是八大人胡同27号）。黄苗子郁风、王襄、张光宇三家人住在芳嘉园的一座院落里，黄永玉、张仃住在大雅宝胡同的“美院”宿舍，胡考夫妇住在竹竿胡同张姨家“阴暗的角落”，吕恩家住在史家胡同的“人艺”宿舍。大家同属“东富”，很近，走路不超过十五分钟。

二流堂像一个文艺沙龙，但又不像欧洲太太客厅那样，而是一群浪漫自由的文化人，身上带着自己的气息，把无趣的生活和沉闷的大环境变得有趣好玩。他们在我们家进进出出，可以说是我爷爷最喜欢的一群人，他定期要跟他们见面，觉得很有趣。当时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有趣又顽强的生活方式，比如一定要坐公共汽车或骑车，拎布包或布袋来家里聚会，各带几个菜，那种氛围非常好。二流堂里确实有几位特别会做饭的太太，手艺很好。尤其在当时物资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做出美味的菜，很难得。穷，也可以穷欢乐，这是我认识的“二流堂”性格。

1980年代初，夏衍与友人聚会。前排左起：黄胄、夏衍、黄苗子、吴祖光；后排左起：黄胄夫人郑闻慧、沈宁、黄永玉、黄永玉夫人张梅溪。

“二流堂”大都是以江浙、广东为主的南方人，移居北京后，他们的“南腔”并没有变成“北调”。饮食上，要想在北方保持南方的口味，与后来想要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几十年的运动中，身份、地位、财富、职务、住房等身外之物都已今非昔比，但是骨子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质却顽强地保持着原汁原味。譬如说，他们从没有体制内思维，也不存在依赖体制的思想。

吴祖光是我爷爷最喜欢的人之一，他特别会讲话，一开口就妙语连珠，所有人都围着他听。吴祖光当时住在东大桥那边，来我们家要坐公共汽车，他会把车上的趣事讲给我爷爷听。当时我爷爷的腿不太方便到处走，所以他听起来觉得特别有趣，完全是市井生活的事情，比如公共汽车上的牢骚、吐槽、在哪里买菜等等。吴祖光走后，我爷爷说吴祖光的文思依然丰沛，始终有创造力，因为他总能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中获取写作素材。我觉得，一个作家能读解这样的生活，并让它滋养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如果长期与世隔绝，他还能写什么呢？

左起：吴祖光、钱锺书和夏衍

二流堂会给我爷爷过生日。他一年要过两个生日，一个是阴历生日，为了便于记忆，就定在重阳节；另一个是阳历生日，就是10月30号。阴历生日一般是在自己家里过，二流堂的成员都会来，阳历生日则主要是单位和机关的人来。二流堂在阴历生日时会筹备一桌饭，我们留下了很多照片。

1990年10月，王蒙来到大六部口街14号寓所为夏衍祝九十大寿。

1985年夏天，我爷爷带着全家老小和秘书、司机一起去新侨饭店六楼吃了一顿很正式的西餐，以庆祝他出狱十周年。他这样评价过老朋友们：“一流人物二流堂”，意思是说“二流堂”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没有自杀和落水的，都是一流的人物，这也像是在评价他自己——是好事，是胜利。我爷爷去世以后，“二流堂”的朋友们还会在我们家聚会，直到老人们一个个去世，大概到2000年落下了帷幕。

您书里写到您祖父和巴金的交往，文章的结尾是关于您祖父和巴金最后一张合影的——两位老人坐在轮椅上，戴着遮阳帽，您说“我祖父用他与生俱来的幽默对这张照片做了点评：‘两个叫花子’”。仅从这一句点评就能感受到夏衍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所以想请您再举例讲讲您祖父的幽默感。

沈芸：我觉得他的幽默感很强，比如他喜欢给人起外号。他的很多朋友都被他叫过外号。我现在也不敢具体说那些外号了，因为一些老朋友的后人并不喜欢听。那也是他们那代人之间的事儿，现在再说起不一定合适。

夏衍和巴金最后一张合影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性格特征很鲜明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概念化的、循规蹈矩的套中人。他们既可以写文章对骂，也可以拍桌子争吵，但依然能坐下来一起喝酒吃饭。

我祖父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把他过度解读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实际上是不真实的。比如我祖父讲田汉的故事就很有趣。他讲过田汉记性很差，几次把毛线落在我爷爷家里，回去后被夫人责怪，但每次来又忘记带走。于是他为了让田汉记住，就把准备带给林维中的毛线放在田汉的帽子里，说这次不能忘了，结果连帽子带毛线一起忘带走了。当时因为他和周扬两个人都在医院里住院，周扬上午做了胃镜检查，很难受。他去看周扬的时候，并不谈病情，而是跟他讲田汉的这些趣事，周扬听了就觉得很好玩。

您的书里还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奶奶的，那篇文章写得特别感人。您爷爷“文革”结束后回到家里时，您奶奶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好了，那时候您爷爷是怎样的心情？

沈芸：我爷爷对我奶奶蔡淑馨的感情非常深。其实在他回来之前，我爸爸就说，“如果你爷爷再晚回来一段时间，你奶奶可能就撑不住了”，因为八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我记得1971年第一次去我爷爷监狱探监的时候，我还跟着我妈妈在唐山，是我奶奶、姑姑、爸爸他们去的，没有我这个第三代。后来，我爸爸说，爷爷跟六年前进去的时候变了一个人，面无血色，腿断了，拄着双拐。爷爷偷偷地塞给我姑姑一张手纸，上面用烧焦的火柴头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当天的深夜，我爸爸听见奶奶一个人在房间里失声痛哭，这个事情大概只有我爸爸知道。我爷爷和奶奶自1924年相识相爱相亲以来，这样杳无音信的分离从未有过。我爸爸讲，奶奶当时快撑不住了，就像猫快撑不住了一样。还有一个亲戚回忆说，她一顿饭做两个菜就要花两个小时，因为她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一个人在那么孤独、无望的情况下等待，就是靠一口气支撑着。

1964年，夏衍一家的“全家福”。

所以后来我爷爷出狱后见到她这种状态，也很感慨，因为我奶奶为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她在1984年10月1日去世，那天我爷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阅兵式。我奶奶是在他下了城楼之后下午1点走的。他把她送出去，一直到门口送别，但葬礼没有让他参加，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好。

您书里还写到他们后期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

沈芸：因为我奶奶始终也不是一个不是革命者，她是个普通人，她喜欢做的事情是画画。我爷爷在自己的跑道上快速运转起来了，她还在原地，没有改变。再加上巨大的家庭负担，使她没有办法启动。他们的两个孩子都那么小，我爷爷执行任务说走就走，对她来说也很难。

在日本期间的蔡淑馨穿和服的留影

所以我奶奶在这个过程中，从当年可以成为新女性的女留学生，最终还是放弃了职业女性的理想，成为了家庭妇女。想要做自己的可能性眼看越来越淡薄了，两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她在心理上还是很压抑的。但因为他们之间最初的感情非常美好，再加上有两个他们都非常疼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一直保持着完整，没有任何变化。但沟通的确受限，因为我爷爷每天太忙了，尤其是后来当了部长，事情之多、压力之大，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很正常的。

1920年代，夏衍与蔡淑馨在日本。

您在书里还提到，您对祖父的书信正在做一些研究，想问问这方面您的研究情况和出版计划。

沈芸：在目前《夏衍全集》收录的三百多封书信之外，他的书信研究还有不断拓展的空间。但暂没公开发表的，我们要在研究之后，再陆续决定授权发表，因为他的书信涉及到方方面面，并不像常人所想的那样，只是一位普通作家在书信中谈作品。我们也在整理他的海量照片，希望从这些照片中找到一些可以对应的细节，但这个工作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

所以《夏衍全集》里收录的书信只是小部分吗？

沈芸：《夏衍全集》里遗漏了很多内容，这个以后可能要慢慢补充，也是个浩瀚的工程。我们想借助建立大型数据库来完成一些工作，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不像原来那样只能依靠很简单的方法。当然，我爷爷自己也说没有必要授权，他觉得自己的东西太杂了。但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出现的，今后肯定是要把这些内容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