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于2025年10月17日举办题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机械-身体”隐喻的知识转型与话语博弈》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该研究中心主办的2025年“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读书会秋季学期的第二场。主讲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尹兰曦博士后，与谈嘉宾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胡鹏教授。经授权刊发。本文经发言人审定。

尹兰曦：文艺复兴晚期，欧洲文学中的身体观念经历了重要转变，“身体作为微观宇宙”的隐喻传统逐步让位于“作为机器的身体”的新范式。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正处在此番知识转型的关键节点，它不仅成为精准反映时代特征的镜像，更为新旧观念的动态协商与话语博弈提供了绝佳的实践场域。本次读书会聚焦《理查二世》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莎剧，借助“新物质主义”理论框架对文本症候进行细致考察，分析剧中机械器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塑造角色身体经验与存在感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质询和抵御肉身官能的机械性异化，从而揭示莎士比亚如何以戏剧形式呈现出身体、机械与情感三者间回环交互的复杂图景。我们首先有请胡鹏教授发言，他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是《理查二世》中的科学技术与国王的身体政治。

《国王的两个身体》书封

胡鹏：15世纪至17世纪早期出现在印刷术、航海、光学、测量学等领域的科技革命为17世纪后半期欧洲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人文与科学尚未分化的早期现代，被称为“自然哲学”的前科学理论（protoscientific theory）与实践，本就与人文主义研究紧密交织，二者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理查二世》放置在该背景之下进行解读。结合康托洛维茨（Ernst H. Kantorowicz）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提出的概念，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莎士比亚生活时期的时代转折和变革。理查二世被视为中世纪最后一位典型君主，他的悲剧可被视为其君主之身从神圣的“政治之体”向凡俗的“自然之体”甚至“机械之体”的转变。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中世纪封建秩序的瓦解，以及君权从超凡神圣走向个体世俗的宏大时代变革。

天文学与地球仪：国王政治之体的巩固与隐忧

康托洛维茨的国王“二体”理论指出，国王有两个身体，其一为“自然之体”，即会衰老、犯错和死亡的凡人肉身；其二为“政治之体”，这是一个由政制与公共福祉构成的、永续且完美的象征性法人。此理论主张，“政治之体”的地位超越“自然之体”，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和职能的连续性与合法性，并不会因君主个人的生理缺陷或道德瑕疵而受损。康托洛维茨认为国王两个身体的概念合并了一个多形态的人，同时包含着人性和神性，为难以捉摸、不稳定和自我塑型的流动自我设置了一种模式，这里的自我是现代的自我而不是古代的自我，而且这种模式也是国王自己在一个共享社会环境中所铸造的。正是莎士比亚让国王二体的隐喻获得了永恒性，不仅作为符号之用，而且构成了实质和精华，可以说，《理查二世》就是国王两个身体的悲剧。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理查二世》剧照  

那么《理查二世》是如何发展国王二体悲剧的呢？戏剧从一开始就一直不断强化、巩固的国王政治之体概念，尤其是天文学及其制图学和地球仪知识的相关隐喻。理查明确有力地表达了国王二体的理论，即他和所有人类所共同具备的自然之体，以及 “自大的”或象征的政治之体，后者超越了其人类的限制并将其与其他君王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作为上帝选择的人间代理人，理查二世具现其作为国王的神圣权力，整个世界必须遵从他的意志。

更进一步而言，理查始终将作为君王的自己与天体———太阳等同，历史上的理查二世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徽章，一种是“云隙阳光”（sunburst），另一种则是“由射光环绕的太阳”（sun in splendour）。这种自比，一方面与同时代主流的托勒密天文学知识以及天体“大宇宙”与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人体的“小宇宙”相对应的概念一致，另一方面从侧面体现出关于天体的新知识———英国的地球仪及相对极的概念。1580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环游世界归来掀起了英国人对地球仪的追捧，而这促成了威廉·桑德森资助制造英国自己的地球仪，1592年第一个英语地球仪莫利纽克斯地球仪在伦敦制作完成并公开展出。同时地球仪上的北美海岸还画着英国的船只并用英语命名，这无疑表达着英国对新世界的雄心。写于莫利纽克斯地球仪制成三年之后的《理查二世》显然深受新知识的影响。理查二世运用天体比喻与地球仪的相关知识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以不会消亡的太阳自比描述君王等次的崇高，确立自己神性的、不会毁灭的政治之体；二是借助同时代与天文学相关的地球仪和制图学知识，突出其作为英格兰君王的中心位置，这两点无疑都是为巩固王权政治服务的。

但与此同时，文本中亦包含隐忧。第一处是有关圣经的影射：通过其话语，理查把自身置身于基督徒的位置，将自己与基督同化（涂过圣油），国王似乎获得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但《马太福音》中受难的“犹太人的基督国王”却被处死献祭，救得了别人而不能救自己，隐射出荣耀下的荒谬。第二处则是在历史层面有关加冕礼的敷圣油。实际上，理查二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敷过圣油的人”，但他可能并未受此礼。由此，国王宣称的合法性就有了疑问。

镜子：国王二体的分离

16-17世纪随着英国国内玻璃、镜子制造的不断进步增长，它们既是新科技的象征，也是流行时尚中的小道具。《理查二世》中的镜子场景就是莎士比亚的精心独创，构成了国王二体悲剧的高潮。在放弃了自己的王冠和王位之后，前国王理查凝视着一面镜子，想看看把自我与角色分离后是否影响到其物质身体。与童话中走投无路的巫师类似，理查本人也被迫用巫术做出对己不利之事。镜子所反照出的那张人脸，不再与理查的内心保持一致。最后，当理查被自己脸上“瞬息易逝的荣华”激怒了，将镜子猛地掷向地面，碎裂的不只是理查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包括超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镜子所影射出的特征透露出，他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拥有第二个、超现实身体的可能性———包括有国王威严的政治之体、被上帝挑选具有神性的代理人、有许多愚行的傻瓜，甚至还包括通过最具人性的悲伤遁入内在之人。碎裂的镜子意味着或者就是一切可能的双重状态的破碎。

早在第三幕第二场的高潮部分，理查二世就将国王的两个身体分离。理查二世不再扮演君王，其政治之体消失，成为只具备有朽自然之体的凡人。正如理查自述那样：“我没姓，没头衔，连我在洗礼时领受的名字也被人篡夺了”，而在随后照镜子的过程中，他自言自语详细描述了神圣的权威是如何被破坏殆尽的。首先，理查以“浅浅的皱纹”描绘自己的外貌，认识到其君主威严的外现———其脸部的表象的脆弱性。此时的理查失去了尊贵的皇家身份，与拿在手上的镜子的脆弱暗示相结合，表明了世界的颠倒。其次，破碎的镜子预示着疾病和死亡，这种迷信观念可能源于泛灵论，即一个人的镜面意象是其灵魂的组成部分或投射。理查最后决定摔碎镜子不单是自我憎恶的象征，同样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最后，国王带着镜子的景象是一种混合象征传统的戏剧化，照镜子意味着寻求真理或自恋的自我吸收。

钟表：理查二世身体的重构

理查二世消解其不朽的政治之体，回归到有朽的自然之体后，其最终归宿是什么呢？答案在理查最后的独白中：钟表，即机械之体。戏剧最后，理查二世这位被废囚禁的国王将自己比作钟，表达出自己的可悲与失望：“我蹉跎了时光，现在时光消磨我了。我变成了它的一只报时的时辰钟。我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就是一分分钟，一声声呻吟，就是那烦人的滴嗒声。把时光的偷换都显示在钟面———我的眼我的手指儿一刻不停地在抹泪，像钟面上的时针，时时刻刻在活动”。理查的脸，尤其是他的眼睛，是时钟的表盘，他的手指指向一个表盘数字（即以哭泣的眼睛为标志），他的思想和叹息是驱动时钟的机制；他们记录了悲伤的时间流逝，就像时钟的滴答声标记了分钟和小时的间隔。眼睛流着眼泪，同时，伴随的“呻吟”通过敲打“钟”的心来敲响时间。有批评家指出，理查二世的独白表明，“时间并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所具美德的一个因素，而是人意识中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来源于其象征着从旧世界中分离新的世界意识及自身位置的差异。”早先理查将每一声叹息比作“烦人的滴答声”，而这里则将心跳声与滴答声作比，人类心跳与机械的滴答类似，这在早期现代时期是普遍的认知。而理查二世最后的想象则从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拓展了“人类-钟表”的比喻，他将力量非凡的太阳王比作蠢笨的报时机器人，这一机械装置在固定时间会敲击铃铛。

在早期现代英格兰，钟表常用来象征人类的发明创造、宇宙中神圣的设计以及比古典和中世纪文明更优越的现代性。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与英格兰建立国内制表业的时间段一致，其笔下的角色常常将个体与钟表机械作比较，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的文学传统。早在1400年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就写到：“因为我们人类身体是由诸多部分构成，因此需要理性控制，它可以用含有齿轮和度量的钟表述。”莎士比亚并未直接将人与钟表作比，而是通过人与钟表的对比，更好地解释人作为整体和部分所具备的特性。进一步而言，17世纪正是身体作为小宇宙到身体作为机器的转变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地理身体(geographic body)”逐渐被笛卡尔的“机器身体(mechanical body)”所取代。身体不再作为微观宇宙而是作为机器：“身体作为机器，像一台钟表，一台自动机器，自身是没有智力的。它沉默地按照机械原理运作。……作为机器的身体变得具体化……但整个与世界言说和思考主体分离。笛卡尔的主体、肉体的客体之间，思考的‘我’和‘我们’所处的‘在’之间，变得绝对了。”正如我们看到那样，早期现代欧洲日常生活中切实而具体的地方在逐渐机械化，并伴随着对此的哲学和科学回应。

通过剧中的天文学（及其相关的制图学、地球仪）、镜子、钟表等科学技术的书写，我们能够从侧面以科技发展的状况印证早期现代的身体政治，特别是作为中世纪尽头王室代表的理查二世。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查二世的失败正是新时代的必然，他的身体政治也表明了君主神性的丧失和人性的回归，而机械之体的追寻不单是其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新的技术导致我们看待世界和自身有了一套与以往迥异的视角。

尹兰曦：非常感谢胡鹏教授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我就顺着胡老师提到的时钟机械的问题，延展到另一部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对钟表这一具体的机械类型所做的戏剧呈现。对这部戏剧中时间问题的研究，长期聚焦于“迅疾主题”（the haste theme）。据统计，剧本里共有103处时间表述，为莎剧之最，同时该剧将原型故事中长达九个月的情感纠葛浓缩到短短几天之内，这些元素共同营造了紧迫而不可抗的宿命感，这就是所谓的“迅疾主题”。但这种归因性阐释容易导致戏剧节奏的同质化和剧情的真实性危机这两个明显的缺陷，而这正是我研究的切入点。

“钟表时间”的文本表征

通过梳理103处时间表述，重新考察文本症候，一个清晰的二元结构浮现出来：剧中并非存在单一的时间体系，而是并存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计时范式。第一种是“日期时间”（Calendrical time），以“天”为基本单位，使用者是凯普莱特等老一代家长。它植根于自然节律和社会宗教的历法，这种时间修辞是公共的、传统的、常规性的。第二种是“钟表时间”（Clock time），以“小时”为基本单位，使用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帮助的奶妈和神父。这种计时方式源于新兴的城市生活和机械计时工具，它服务于私人化的精准行动。

这一发现为我们重构戏剧节奏提供了全新的框架。戏剧节奏并不是单纯的“迅疾”，而是由两种时间线索交替主导形成的、张弛有度的四段式结构。

戏剧开头罗密欧因为苦恋罗瑟琳而闷闷不乐，‘罗瑟琳阶段’是第一个慢速阶段，之后罗朱相遇，剧情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直到罗密欧被放逐，帕里斯求婚成功，剧情再次放缓进入‘帕里斯阶段’，也就是由帕里斯的婚事主导了这一天内剧情的变化，最后的快速阶段是由朱丽叶喝下药水到戏剧结束。当剧情进入两个快速通道时，驱动性的叙事元素切换为“钟表时间”；而在慢速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日期时间”。通过这个划分能够看到，戏剧结构自身有意识的在相关段落释放紧迫感，而非依赖外部的理论解释。

那么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对这两种计时方式进行区分，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首先在戏剧结构层面，它赋予剧情弹性，并有效消解了所谓的“真实性危机”。批评家们常质疑剧中事件在短短数日内发生是否可信，但莎士比亚通过让恋人活在以“小时”为单位的“钟表时间”里，而让外部世界在以“日期”为单位的节奏中相对缓慢的推进。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角色的激情选择在他们自身的时间感知中显得合情合理。其次，两种计时线索构成了戏剧节奏的核心张力。全剧的节奏并非一味的迅疾，而是形成了加速与蓄势的动态对比。最后，这一结构直接服务于主题呈现。悲剧的核心驱动力也从外在的“宿命”转向了内在的、以精确规划试图掌控命运的个体激情。因此计时方式的冲突，正是新旧世界观、身体感受和情感体验之间的冲突。

文艺复兴文化结构中的“钟表时间”

要理解“钟表时间”的复杂性，必须将其置于16-17世纪英国的历史语境中。芒福德断言：“时钟，而非蒸汽机，才是迈入现代工业时代的核心机械。”在瑞士、法国工匠与本土资本的合力下，该时期英国的钟表制造业迅猛发展。这种物质层面的变革，迅速渗透到思想与修辞领域。比如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机械隐喻”的表述。莎士比亚的独创性在于，他超越了同时代作家将人简单比作静态机械（clock）的层面，更关注用“钟表运行方式”（clockwork）来比拟人物的认知思维或行动逻辑。从文化批评视角观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钟表时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被进一步分化为三个彼此关联的层次。

弗朗西斯·迪克西绘《罗密欧与朱丽叶》

“钟表时间”的第一重内涵是个体主义意识的高涨。这首先体现在机械钟的制作工艺变化上。早期的大型机械塔钟，比如1392年的威尔大教堂塔钟，是宗教权威的象征，它规训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节奏。但到了1575年之后，英国家用钟表制造业的兴起，使得时间从教堂的公共领域，进入了上流家庭的私人空间。时间的私人化支配，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新特征，那就是这些作品着意表现世界的永动性，人物受欲望驱动，拥有明确的行动方向。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婚礼的迫切，正是直接体现。更重要的是，这种行动在社会结构层面获得了支撑。阿伦·麦克法兰将这一时期的亲属关系概括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网络”（ego-centred networks），个人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以自我为原点，而非完全顺服于家族权威。因此，时间的私人化与配偶选择的自主权合二为一，共同塑造了剧中年轻一代的现代形象。

“钟表时间”的第二重内涵，在于它将时间转变为高度精确的信息载体，并暴露了这种精确性本身的脆弱。当时间被切分到“小时”，每一个时间点都承载了必须被准确传递的特定信息，这使得容错率变得极低。钟表的物理特征（比如循环、等分、移动轨迹的可预测）——与计划实践过程的种种偶发性，构成了戏剧的核心冲突。在操作层面导致这个故事走向悲剧的原因是，劳伦斯神父制定的严密计划出现了两个看似微小的、时间性错误。其一，仆人提前到达曼多亚，导致罗密欧只收到了朱丽叶“死亡”的表象信息，而未收到解释真相的口信。其二，约翰神父因隔离滞后，未能准时送达信件。此处文本有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细节：约翰神父在隔离结束后，并未继续前往曼多亚，而是直接返回了劳伦斯神父处。这一折返暗合了一个冷酷的隐喻：一旦错过了正确的时间，信息即刻失效，传递本身已无必要。

“钟表时间”的第三重，也是最深刻的内涵，在于它反应出科学自信力的内在悖谬。除了罗密欧和朱丽叶，劳伦斯神父在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也频繁使用钟表时间。然而，正是这位最依赖精密思维的知识分子，最终被推入了无法挣脱的困境。首先，这种悖谬性体现在他所使用的工具，也就是拿给朱丽叶的药物，具有“既能治愈也能致死”（killing as curing）的危险属性。这使得神父的营救行为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适得其反”的巨大风险。其次，他所主持的婚礼是秘密婚礼。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由神职人员单独主持的秘密婚礼在当时极为罕见，通常与新人未成年等伦理问题相关。这使得这场本应符合宗教伦理的圣礼，笼罩在罪恶感的阴影之下。因此，劳伦斯神父越是试图用精密的“钟表时间”和理性知识去掌控局面，就越是深陷于工具和伦理的双重悖谬之中。

正如学者维特洛所言，尽管钟表机械制造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但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人们惯于以一种解构或悲观的心态来认识时间。当人类试图用“钟表”去度量和掌控一切时，恰恰可能因为忽略了信息传递的偶然性、工具本身的两面性以及伦理的复杂性，而最终导致更彻底的失控。这或许正是莎士比亚对我们这个至今仍被“钟表时间”所支配的现代世界，发出的质询和警示。

莎士比亚的“反钟表”修辞：超越机械与循环

既然莎士比亚明确意识到“钟表时间”所具有的两面性，那么他又是如何怎么做的呢？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我会简要分析莎士比亚如何通过构建一套“反钟表”（anti-clockwork）修辞，来超越他所描绘的困境。这一超越的核心，在于对“钟表”两大特征——机械性与循环性的否定。

莎士比亚的第一重超越，体现在对“钟表时间”机械性的解构上。钟表的本质在于精准、匀速的节律。而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修辞手法，将被量化的、等量分割的客观时间，重新注入了主观的、可伸缩的“体感时间”。例如朱丽叶在得知罗密欧被流放之后要求他每个钟头都要给她写信，因为忍受不了等待和思念的煎熬，她就感叹“一分钟就等于许多天”。时间的度量衡不再是钟摆的物理运动，而是人物内在的情感强度。在朱丽叶等待奶妈带回罗密欧的口信时，朱丽叶在抱怨奶妈行动迟缓时，将老年人的状态描述为“手脚滞钝，呼唤不灵，慢腾腾地没有一点精神”。恋人体验着被情感加速的“相对论”时间，而剧中老年人的生命节律则显得更为滞重。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强调了时间体验的个体化与官能性，从而在文本内部，构成了对“钟表修辞”所代表的整齐划一的机械性的有效反拨。

对“体感时间”的强调，可以引述海德格尔“此在性”（Dasein）的哲学概念，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学性的表达，也就是抛弃抽象的、普遍的生存法则，转而拥抱特定个体在特定时刻所获得的、独一无二的审美与官能体验，这是莎士比亚“反钟表修辞”的第二重策略。这一观念在阳台上的“月下誓言”场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当罗密欧试图指月起誓时，朱丽叶制止了他。朱丽叶给出的理由是，月亮是变化的、循环的，是一个外在的抽象符号。朱丽叶要求他凭“优美的自身”起誓，因为面前的罗密欧是一个具体鲜活的肉身，这才是她信仰的确据。她所相信的并非外在的誓言形式，而是灵魂在瞬间碰撞时所产生的真实感受。

如果再引申一步，可以把这个拒绝起誓的瞬间和剧中信誓旦旦的婚事安排进行对比。在长辈的观念里，婚姻服务于家族利益的社会性“目的”，“结婚”这一事件本身，比“与谁结婚”以及“在哪一刻爱上”更为重要。然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恰恰诞生于一个“自我发生异质性突变”的瞬间。这可以被视为对“此在性”的一种诗学捍卫。它也延伸至对“身体”的再认知。一个旁证就是罗密欧示爱的语言，从戏剧开头模仿“十四行诗”的程式化表达，逐渐被鲜活而疼痛的肉身意象所充满。他抛弃了作为社会符号的自我，保留了一个脆弱、会朽坏、有感知的肉身。这构成了莎士比亚对当时“机械-身体”隐喻可能导致人的异化，所做出的回应。

莎士比亚“反钟表修辞”的第三重策略，体现在对循环性的否定上。维罗纳社会如同钟表般循环运作，家族仇恨代代相传，生活轨迹周而复始。然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突出线性或曰因果性线索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模式，反驳了循环逻辑。尽管剧作的结局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讽刺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对“此在”的激情追求，最终被转化为两座冰冷的黄金雕像。他们的死亡，被收编进为家族和城市带来和平的宏大叙事中。鲜活的、充满官能感的生命体验，最终被固化为服务于社会目的的冰冷符号。这种转化本身，构成了对工具理性的深刻批判。

《罗密欧与朱丽叶》呈现了一场围绕“钟表时间”展开的、关于现代主体性、工具理性及其内在悖谬的复杂话语博弈。该剧既在还原历史语境的意义上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旧时间观念的碰撞，亦超脱出由钟表意象衍生出的、以“机械”和“循环”为特征的机械隐喻范式，通过保留人物丰富的时间官能感受和肯定“此在性”生存内涵的方式，对抗理性时代迫近而导致的人的异化，从而开拓了有关时间修辞的美学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