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向城市的单向人口流动曾长期占据主导，直至 2005 年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城乡关系进入调整阶段，青年入乡现象也随之逐渐出现。2010 年前后，首波 “新农人创业潮” 涌现，标志着社会需求成为影响青年入乡选择的重要力量，个体开始基于市场需求与自身能力主动规划乡村发展路径。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后，城乡融合发展加速了人才流动，中央及各级部门陆续出台并细化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的支持政策；一方面，光纤、移动通信网络等智能化基础设施在乡村日益完善，为数字技术应用奠定了基础，后者进一步重塑了虚拟城乡社会空间；另一方面，高竞争、高成本、高强度的都市生活压力，也推动年轻一代寻找城市以外的可能。这一系列条件叠加，让回归乡村创业生活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新选择。

至此，青年入乡潮正式徐徐展开，越来越多带着技术创新梦想的 “新乡人”“农创客”“乡村CEO”正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 2025 年 2 月，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 1200 万人，呈现出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情怀入乡” 升级为 “价值入乡”、网络平台成为资源整合新基建等新特点。

青年入乡并非简单的人口地域迁移，而是青年群体基于国家战略引导、社会发展需求与个体发展选择，从城市或非乡村区域流向乡村，参与乡村生产建设、社会治理与价值创造的系统性过程。逆城市化与再乡土化交织，这场静默的人口流动潮涌，正在重构中国的城乡发展版图。基于此，2023年到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共同发起的“2025年中国青年入乡趋势年度调研”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展开了三轮。先后招募了全国103所高校的176位调研员参与，调查对象限定于具有稳定的城市工作经历，并且回到乡村时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青年人群。调研覆盖27个省份、162个市级行政单位和164个行政村，形成了1282份有效问卷、114份深度访谈记录和59份村委访谈材料，绘制出当前青年入乡迁移的真实画像与时代轨迹。

《城“流”乡“动”—中国青年入乡新趋势年度调研报告（2025）》

一、青年如何看待乡村，为何进入乡村？

1.群体画像：青年回乡不再是退路，而是重启

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入乡青年的平均年龄为35岁，主要集中在1980—1995年出生的青年，其中80后占比31.2%，90后占比33.6%，00后占比9%。他们拥有显著的城市经历与教育优势：70.1%的青年拥有5年以上城市生活经验，41.9%的受访者学历为本科及以上，且有27.1%为城市户籍。入乡前的职业多样，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达到20.1%，企业人员占23.9%，自由职业者占比最高，达35.3%。数据表明，入乡不再是农村青年返乡，而是一批“有备而来”的城市新居民。

与过往不同，他们不再将乡村视为“退场地”，而是作为事业与生活的新起点。这些青年在原生地、城市和乡村之间构建起多维迁移路径，逐渐推动城乡社会结构的重新编织。

空间上，他们主要从广东、北京、上海、江苏等一线与强二线城市流出，流入河南、湖南、甘肃、云南等地的村庄。流动呈现由“发达城市”向“广阔乡村”的趋势，体现了逆城市化迁移逻辑的扩展。

根据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调研将入乡青年划分为三种典型路径类型：

（1）出生地与入乡地一致：占比51.9%，大多为家乡返流，具备熟人社会优势；

（2）城市出生、初来乡村：占比43.2%，需在陌生环境中重建社会连接；

（3）出生地与入乡地不同：占4.9%，通常经历多重地域转换，适应力强但资源依托较弱。

三类青年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嵌入策略、身份认同逻辑和生活建构方式，反映出当前青年入乡路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青年城乡流动图

2.乡村认知：政策了解与信息获取

调研中列举了约20项与乡村相关的国家重要政策，结果显示，入乡青年最为熟悉的五项政策分别是：国家重大战略（35.5%）、耕地保护政策（29.6%）、农地承包政策（23.8%）、人口回乡政策（22.9%）以及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21.5%）。这些政策不仅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入乡青年在决策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青年最为熟知的五项乡村政策、法规与现象

然而，整体来看，入乡青年对乡村政策的认知熟悉程度相对较低，最高的认知比例也仅为35%。这表明，尽管政策在国家层面已经较为完善，但在基层的传播和普及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以提高入乡青年对政策的了解和运用能力。

此外，在回乡决策过程中，青年通常会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了解乡村及相关政策的信息。调研发现，入乡青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五类媒介几乎全部是新媒体，包括微信（72.1%）、短视频平台（51.0%）、购物平台（44.1%）等。这一现象表明，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则相对减弱。

村委会为了吸引青年入乡同样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这些举措涵盖了从政策宣传到实际支持的多个方面。其中，线上宣传小额贷款和优惠政策、土地和住房支持政策是村委会最常用的三类支撑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为入乡青年提供了实际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创业和生活过程中面临的压力。

村委会吸引青年入乡的主要措施

村委访谈关键词词云图

3.动因分析：从“逃离城市”到“创造生活”

调研表明，当前青年入乡不再是单一因素驱动的“回流”，而是多重动因交织下的“再选择”。报告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框架，从四个层面剖析其迁移逻辑。

第一，生存层面：城市生活成本高压下的选择性退出。

在问卷中，86.4%的受访者认同“乡村自然环境好”，75.3%指出“生活成本低”，71.8%则认为“食物新鲜”。高房价、高通勤成本、高育儿压力让许多青年在城市中喘不过气。相较之下，乡村提供了更低的生活压力和更高的生活质量，成为理性回撤的重要选项。

第二，情感层面：家庭纽带与亲情陪伴需求的回归。

86%的青年表示“照顾老人孩子”是回乡重要原因之一，70.9%强调“乡村生活带来归属感”。尤其是在疫情后期，家庭、健康与情感关系重新成为生活决策的核心驱动，乡村成为“情感复位”的关键场所。

第三，发展层面：自主创业与职业弹性的实现平台。

63.6%的受访青年认为“乡村需要我”，61.6%表示“能发挥专业特长”。乡村空间的开放性、组织的多样性与职业的创造性，为青年带来了不同于城市“打工人”逻辑的发展通道，激发了其内生动力。

第四，自我实现层面：对生活意义的再定义。

71.6%的青年认同“乡村生活更有价值”。他们不再一味追求稳定或高薪，而是希望拥有更多时间、空间、人与自然的联系、内心的充实与社会贡献。乡村成为青年“自我实现”与“社会参与”的结合地。

这些动因相互交织，使得“入乡”成为一种综合性社会选择，不再只是“离开”，而是“再造生活”的有意识尝试。

入乡动机的四重动因图谱

二、入乡青年的体验感如何？

1.群体划分：五类典型青年勾勒入乡图谱

调研将青年入乡者划分为五类代表性群体，反映其职业路径、行为逻辑与价值取向的不同：

涉农创业青年：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占比46.2%）

这是返乡青年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是农村出身、在城市求学或务工后返乡发展的“新农人”。他们从事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等工作，善用短视频平台、自媒体与品牌化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如辽宁东港的C先生，从城市建筑工地返乡种植草莓，通过线上学习与短视频带货实现盈利，并组建合作社，带动邻里共同致富。该群体熟悉乡土环境，同时具备市场意识，是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

新业态创业青年：乡村美学生活的构建者（占比15.3%）

这类青年多有城市教育背景，从艺术设计、旅游、传媒等行业转向乡村创业，打造民宿、咖啡馆、文创空间等项目。他们注重生活美学与在地文化结合，强调“可居、可游、可共创”的复合功能。

例如福建L女士在家乡改造老宅后开民宿，融合非遗、节庆、手工艺等形成差异化体验，以社交媒体传播吸引城市年轻人驻足。这一群体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再利用与文化激活，是“内容+社群+场景”新模式的先行者。

数字游牧青年：网络时代的乡村实验者（占比5.0%）

这类青年以远程办公、自媒体运营等形式生活在乡村，利用数字工具跨地域工作，追求低成本、高自由度的“慢生活”。他们通常聚居于基础设施较好的乡村，如云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

在浙江余村，有青年为城市客户提供设计服务，同时在村中策划公共活动、共享空间建设，逐渐形成数字游牧社群。该群体虽数量不多，但对乡村生态和生活方式有深刻影响，体现出未来生活可能性。

专业服务青年：产业支持与乡村治理的桥梁（占比12.3%）

这类青年常以驻村干部、项目经理、企业代表等身份进入乡村，推动产业孵化、品牌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工作。他们多具备项目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是资源要素下沉的重要“接口人”。

如贵州某咖啡项目负责人，组织小农户参与订单农业并协助创建品牌，实现农民增收。他们在上下沟通与项目落地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推动“点对点”振兴的重要力量。

制度嵌入青年：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占比21.2%）

这类青年通过选调生、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等渠道扎根基层，承担政策宣传、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职责。他们多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与公共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向下延伸的关键节点。

比如某省选调生通过走访入户、协调资源，协助村庄完成土地整治与集体经济项目启动，逐步赢得村民信任。这类青年将制度资源转化为实际行动，为乡村治理注入新活力。

2.现实困境：青年入乡后的障碍与难题

归乡青年普遍面临医疗教育住房文娱等问题

青年入乡后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基层医疗体系薄弱，急救管理存在盲区。54.7%的受访者认同“乡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不足”（15.4%非常同意）。基础教育资源短缺，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明显。43.9%的受访者认同“孩子教育条件差”（12.1%非常同意）。农房改造受限较多，建设存在难度。45.6%的受访者认同“农房改造限制因素过多”（14.1%非常同意）。文娱供给不足，入乡青年社交空间匮乏。57.9%的受访者认同“乡村的文化休闲等娱乐设施不足”（19.9%非常同意）。

不同群体最关注的问题

涉农创业青年最为关注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滞后与农业保险保障政策不足等农业发展类问题。40.1%的受访者认同“设施农用地配套难”（11.4%非常同意）。43.8%的受访者认同“农业相关补贴政策不明晰”（12.8%非常同意）。部分地方性农业补贴政策未能有效触达目标入乡青年群体。

新业态创业者最为关注金融支持措施待落地的问题。44.3%的受访者认同“乡村金融支持措施不落地”（11.3%非常同意），认为乡村金融产品供需错位、普惠金融覆盖面不足、支持政策宣传力度有待加强。此外，新业态创业者也较为关注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统筹与市场审批监管的问题。部分受访者反馈乡村民宿等新业态发展主要是村民自发行为，缺少政府层面前瞻性的顶层设计，粗放发展至当下阶段需要行政力量干预进行利益统筹平衡，并在新业态项目审批、市场监管等方面精准发力。

数字游牧乡民普遍反馈关注非传统就业社会保障缺失，且存在代际文化差异与社交孤独状况。从事自由职业或远程工作的数字游牧乡民收入不稳定，收入来源单一化，抗风险能力弱，部分数字游牧乡民时常为未来生计担忧，52.7%的受访者认同“盈利和收入难以保证”（16.9%非常同意）。数字游牧乡民以年轻人为主，他们较习以为常的夜生活、陌生人社交等现代生活方式容易与早睡早起、熟人社交等乡村传统生活方式产生冲突。35.3%的受访者认同“与乡村文化观念等产生冲突”（8.1%非常同意）。

专业服务群体中16.6%表示“曾与村干部发生冲突”，认为乡村现有协商机制多数流于形式，缺乏共识形成机制。且传统治理结构排斥外来专业服务群体参与。

制度嵌入青年较多反馈缺少深度参与机会，工作内容繁重且单一， “工作留痕”花费大量时间，37.6%的受访者表示“村委会服务能力有待增强”。

3.留村预期：满意度与长期留村意愿

尽管入乡青年在乡村生活中面临诸多挑战，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入乡后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在20%以上。然而，这一满意度水平仍然较低，最高的满意度也未超过25%。这表明，尽管青年们对乡村生活和工作有一定的认可，但整体满意度仍有待提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满意度较低，但在被问及未来在乡村的停留时间时，有42.7%的青年表示，他们计划在乡村停留10年以上。换言之，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许多入乡青年仍选择长期留在乡村。

青年最认同的五类观点

青年未来留村时间预期

三、个体行为如何影响乡村转型？

1.调适流动：青年的主动协商与策略性选择

调适过程：四大策略

青年入乡的过程体现出对城市与乡村生活差异的持续协商，借鉴《年轻人未来乡村生活趋势白皮书》提出的五种乡村生活可能性，将入乡青年的适应性调适策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以“临时停靠”（代号为A）为特征的策略多为3至12个月的短期居留，主要出于低成本生活与环境体验的动机，占比3.7%。以“城乡双栖”（代号为B）为特征的策略维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重身份，往返于两个空间之间，从中调配资源与机会，占比16.7%。长期驻扎乡村成为占比最高的调适方式（代号为C），占到70.7%，个体在此过程中完成与村庄的深度嵌入，并形成稳定的生活与生产模式。还有一类青年在完成长期驻村之后，通过技术引入、理念更新与业态创新推动乡村发生系统性转型，被归为“价值创变”（代号为D），占比8.9%。这四种策略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个体生活进程中可能交替出现，体现出对地方性环境的阶段性应对与动态调整。

流动模式：六大模式

基于已有问卷数据与访谈材料，本文总结出六种较为典型的流动模式。模式命名方式沿用上文四种调适策略的代号，并且补充了青年离开乡村的可能（代号为Q）。六种典型模式分别为ACD、QBD、ABD、ACB、QAC、QCQ。在图例之中，山代表乡村，楼房代表城市，星星代表发展，虚线箭头为入乡青年所作出的临时决定，实线箭头为入乡青年所作出的长期决定。

ACD模式中，个体先以短期停留方式接触乡村，随后逐步过渡为长期居留，并最终通过创业等形式参与价值创造。QBD模式强调城市经验的积累与反哺，青年通过城乡双向流动实现生活路径的转换，并将个人发展与家乡振兴相结合。ABD模式表现出阶段性外出与再回流的特征，青年以提升技能为目标，在城乡之间完成能力积累与路径延伸。ACB模式在驻村基础上延伸出对城市市场的连接，通过城乡产业联动实现资源整合。QAC模式通常由照护、育儿等生活需求触发，先以临时驻留形式回归乡村，适应后进入稳定居留阶段。QCQ模式中，乡村被视为阶段性栖居地，完成特定任务后返回城市，流动路径更具临时性与生活导向。这些模式在空间与时间的交错中，构成青年个体在城乡之间流动、扎根与再出发的多维路径结构。

六种典型流动模式

调适阶段：四大时段

个体从城市进入乡村的过程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也伴随着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的重塑。调适过程通常经历四个典型的时间阶段。

最初的“原始身份阶段”由出生地与家庭背景决定社会起点，呈现出城乡分化的初始差异。进入“初步转变阶段”后，个体受到婚姻、工作、教育等外部因素驱动，开始脱离原有生活空间，进入新的社会场域。第三阶段为“自主选择阶段”，个体在经历社会经验与资源积累之后，开始基于自身意愿进行居住地与职业身份的重新建构，逐步形成稳定的乡村生活逻辑。在“个人展望阶段”，个体在完成初步嵌入后形成明确的未来规划，表现为创业目标、家庭建设或社会参与的具体路径。身份的变化与行动路径同步展开，展现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连续过程，也反映出入乡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动因与个体化调适能力。

2.案例分享：从个人创变到乡村创新空间的涌现

ACD模式：王先生的创变之路

在众多入乡青年的案例中，王先生的故事尤为突出。他是一位青年艺术家，曾负责世博会电子版《清明上河图》的总策划。2019年，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城市，来到乡村长期定居，并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乡村。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为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从2023年到2025年，他不仅成功运营了自己的工作室，还通过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带动了乡村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比如，当地农户种的桃子和矮脚青，经过他的设计创意包装，实现了数倍增长。他个人创变不仅提升了乡村的经济价值，还带动了乡村的共同富裕发展，成为“一个人改变一个乡村”的生动写照。

仙潭村：乡村创新空间的涌现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浙江德清的仙潭村。在2000年之前，仙潭村是一个衰退的村庄，几乎无人问津。然而，随着第一家民宿的成功运营，仙潭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乡青年。从2012年到2016年，先后有200多名青年回到乡村，开设了150多家民宿和咖啡馆，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创新空间。

仙潭村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创新火种引燃：第一家民宿的成功运营，为乡村发展点燃了第一把火，新鲜的知识和观念进入乡村，打破了人们对乡村的传统认知；第二阶段，个体经验传播与社会网络重构：民宿从1增长至150，入乡青年们通过分享经验，逐步重建了与留守村民的社会关系，形成民宿联盟共享经验；第三阶段，随着更多青年的加入，仙潭村不仅自身实现了全域微更新、入选各类乡村荣誉，还进一步向外输出乡村转型经验，形成了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乡村创新空间。

这两个案例充分展示了入乡青年的个体行为如何通过创变和协作，推动乡村的转型与发展。从个人的创变到乡村创新空间的涌现，这些故事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更多青年入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四、未来展望：制度性支持与政策性保障

基于本次研究观察，未来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应从根本上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将教育、医疗、交通与文化服务纳入乡村空间再生产的系统性建设工程，提升乡村对青年群体的整体承载能力，助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应着力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乡村发展路径，鼓励并支持青年在乡村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突破传统单一产业导向的局限，培育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创新性，针对性给予农业创新创业、文旅融合开发、数字乡村建设、远程办公及社区协作等新业态相对应的政策扶持与资源配置。

再者，应积极构建城乡之间的人口弹性流动机制，倡导周期性流动、项目化驻留与跨地域协作，推动城市资源与乡村空间的有效互动，促使城乡关系由单向迁移逐步转向双向共生的良性互动，进一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

此外，应进一步赋能入乡青年的生活主体性与社会创新能力，通过构建青年主导的社区平台、试验性项目及知识共享网络，鼓励青年群体在乡村社会中的自治探索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践，推动青年成长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最后，需关注入乡青年内部存在的群体差异性，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与特点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扶持与引导。

入乡青年不仅是城乡关系变迁的重要行动主体，更是未来乡村生活系统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他们的选择和实践正在重塑乡村的未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未来的乡村发展，不应仅仅寄托于个体的返乡意愿，更需通过结构性支持和系统性的创新优化，为青年提供能够持续成长、自由探索与多元共生的发展土壤。

课题组主要成员：谷晓坤，许德娅，谢泊明，徐凯基，李欣荣，黄诗雯，何超，夏彬彬，时怡纯，田圣茜

致谢：感谢历次参与调查的同学及相关村委会、企业、NGO组织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