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恩师的告别仪式回到成都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那枚竹叶青的山峦杯。因为我每每看到这个茶杯，就会想起恩师最喜欢喝的绿茶，想起我的恩师朱荫贵教授。

朱荫贵教授

一、初识朱老师

2008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读硕士。尽管历史地理学科是复旦大学的王牌专业，我个人也很喜欢历史地理学，但我谨记本科辅导员的一句话，并将之奉为圭臬：硕士和博士最好读相近但不同的学科，这样以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出路会更加多样化。于是在硕士读到一半的时候，我萌发了换个方向读博士的念头。

2010年初，陷入迷茫的我在遍览复旦相关课程后，发现了一门名为《近代企业史》的课程。我眼前一亮，觉得这个课程好，既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又足够有吸引力：什么是企业史？企业的历史怎么研究呢？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步入了朱老师的课堂。客观来讲，经济史充满了各种图表和数字，是比较枯燥的学问。但朱老师能从各种案例入手，将枯燥的学问讲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甚至有一次还请到了日本著名学者滨下武志先生亲临课堂讲授，让我第一次有了名著上神仙下凡的感觉。几次课听下来，我心里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这辈子就搞这个企业史了，这是我心里喜欢的学问；尤其是讲课的老师好，温文尔雅，学养深厚，和这样的老师学习一定能学习到真本领。

后面几个学期，我陆续学习了朱老师的《近代财政金融史》和《学术写作方法》等课程。虽然有的课程连听几遍，但就像名著常读常新一样，朱老师的课程每遍听下来，都会有不一样的心得和收获。在听课之余，我还小试牛刀，写了两篇小文章，尽管照猫画虎、不成体系，但朱老师还是耐心指导我朝着学术的方向深化。朱老师对于初学者，总是以鼓励为主，循循善诱。这让初入学术之门的我，心里暖暖，倍感亲切。

二、传统学术精神的传承者

多位历史学大家特别强调，研究能力分为两大能力：一是选题能力，能从纷繁复杂的资料海洋中选出题目，尤其是选出好题目，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能力；二是研究能力，能将一个题目系统解构、深入研究，并能在理论上升华，能够修正现有理论甚至创造新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前者，甚至更为重要。在多次博士论文开题的现场，很多老师不断强调，好的选题就成功了一半，甚至是一大半。

朱老师是老一辈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传承者。朱老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一般不会给学生指定研究题目，除非学生经历了反复的摸索还是选不出像样的题目。对于初入学术之门的学生而言，选题不精准或者选题不合适很正常，导师通过自己的学术积淀拨开学术迷雾，或者让学生规避其中的暗礁，才能逐步培养学生自己选题的能力。我想研究生培养“导师”的“导”应该就体现在这里了。

2011年上半年我正式决定要报考朱老师的博士生，并确定了以近代的信用调查行业为研究题目（就像今天贷款查征信，近代也有类似产业）。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我通过修读相关课程和初试学术写作，开始慢慢进入了企业史研究的大门（近代的信用调查行业以企业的形式存在）。在博士生入学第二个学期的一堂课上，朱老师正在讲近代企业的官利制度（类似于今天的股息）。我就好奇问了一下老师：“您讲的都是华商企业怎么发官利，那外商在华企业发不发官利呢？”朱老师亲切地说：“我目前没有看到过相关研究，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于是下课后，我就在近代中国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确实有一些外商企业发放官利。当时的《申报》数据库很不完善，经常有错漏现象。于是我开始大规模翻阅多达400本的影印版《申报》，一条一条查询近代外商企业发放官利的资料。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位知名史学家那句名言的含义：“如果你找不到题目，就去翻《申报》。”《申报》的信息太丰富了，既大开眼界，又颠覆三观，那种揭开历史迷雾的感觉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我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现象，就是中文记载外商企业信息，都是从英文资料翻译过来的，并标注了翻译来源。我当时就想，研究外商企业怎么能大面积用中文资料呢，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去查阅相关英文资料。于是我便向朱老师请教，如何查阅这些英文资料。朱老师说早年和聂宝璋先生编写航运史资料的时候，对英文资料有所涉猎，并介绍了这些资料的概况。当我问这些资料在哪里时，在场的皇甫秋实师姐说，就在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

复旦的课程培养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需要学生提交论文的课程，可以在下一个学期开学的两周内提交论文，以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假期做扎实学问，而非临近期末昏天暗地地拼凑。于是，博士一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一头扎进了徐家汇藏书楼浩如烟海的英文资料中。每当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去请教，朱老师纵然只是轻轻几句话，就能让我明白接下来的方向，颇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后来我才理解，导师口中的几句话，看似轻飘飘，背后是数十年的学术积淀、是深厚的学术涵养。朱老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选题能力：让学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摸爬滚打、历练成才，逐步摸索、自我领会、不懂就问，并以此来锻炼学生的选题和研究能力。

同时，朱老师也是老一辈经济史研究传统的守护者，并经常强调经济史研究“破四就”（就中国论中国、就经济论经济、就近代论近代，就事论事）和“立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的极端重要性。等到第二个学期开学文章写出来，我发现外商企业所谓的“官利”，其实是现代意义上的股息，和近代华商企业的“官利”根本不是一种制度。因为朱老师一辈子研究华商企业，对外商企业在利润分配上的这种发现颇为惊喜，并语重心长地说：“你就做近代外商企业的制度好了，比你以前那个题目有意义多了。”因为仅仅这篇文章，就实现了新问题（外商企业制度问题）、新材料（对英文《北华捷报》资料甚至股市密码的系统整理和解读）和新观点（外商企业制度和华商企业并行演进）。

作为和导师研究方向最为接近的学生，我无疑是最幸福的。导师可以给予我最为精准和贴心的指导。尤其是我后续发现了一系列近代外商企业和华商企业的制度差异，朱老师更是有种急于探寻真相的迫切感。因为我知道，对于研究了一辈子华商企业的老师而言，那种对于新领域和新知识探索的快感，是任何快乐都不能替代的。这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对科学边界的突破。就和病中的朱老师一样，最喜欢谈论的，还是学术问题。只要谈到学术问题，老师都会精神矍铄，眉飞色舞起来。

朱老师和学生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每周五老师过来上课，都会留出整个上午的时间来专门给学生答疑。学生有什么问题，老师都会给予专业的指导，有时候老师的办公室门口甚至会排起长队。我们甚至开玩笑说：老师就像解决疑难杂症的老中医，专门解决学生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棘手问题。随着我对外商企业研究的深入，朱老师有一次看着我的文章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最近进步很快！”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在朱老师一年多的悉心指导下，逐步迈入了学术研究的大门。

朱老师对学生的培养极其细致，甚至字斟句酌。我记得有一次朱老师专门指着我文章的学术综述部分说：“这部分很难拿捏，要细细揣摩，要不然很容易前功尽弃。太过谦虚，将前人研究写得太过完美，那你研究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太过张扬，将前人研究直击要害，那审稿人有可能就是这些人，你的文章有可能就不能发表了。所以这种既要谦虚又要客观的尺度，希望你好好品味一下。”数年之后，我上课教过的一位博士生说，他的博士论文外审意见有些摸不着头脑。我说你多半是研究综述没做好。这时我和那位博士生才真正理解朱老师这段话的极端重要性。有些话，看似轻飘飘，其实背后都是血的教训，只是老师轻飘飘地讲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未尝体味到其中的轻重而已。

三、传统学术道德的守护者

在当代快节奏的学术生态中，朱老师仍然坚守老一辈的学术道德与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朱老师对传统学术道德的坚守，首先体现在对待学术那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态度上。我读书期间，朱老师正在编修《清史·矿业志》。朱老师一直认为，盛世修史，《清史》是要流传百年甚至千年的正史，是要位列“二十四史”之后的旷世巨著，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由当代最有经验的学者，心无旁骛、苦心孤诣，在夜深人静之时字斟句酌而成，要反映当代中国最高的学术水准。如果粗制滥造，不仅《清史》本身会被诟病，连我们这个时代都会被后人耻笑。因此，在《清史》项目中，哪怕是最基础的史料收集工作，朱老师都是亲力亲为，深怕假以他人导致疏漏。

同时，朱老师对传统学术道德的坚守还体现在对待学术成果的署名方面。多年来，朱老师很少在学生文章署名，甚至有学生表达了老师挂名更容易发表的意向后，老师也会拒绝。朱老师曾说，我挂名属于侵占你们的学术成果，如果文章水平达标我可以帮忙推荐，但我挂名是不合适的。朱老师一直认为：学生自己经历了完整的投稿、修改和发表周期后，才能真正成长为合格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独立。老师可以扶你上马，但绝对不能替你骑马。

最后，朱老师对传统学术道德的坚守还体现在对待学生时的有教无类、仁者仁心。朱老师早年带过一位研究太平天国的硕士生，起因如下：某天一位学生突然走入朱老师办公室，说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朱老师吃惊之余，问道：我不知道有您这位学生啊。学生答道，反正我已经和系里登记好了，导师就是您。当朱老师问及学生要研究什么时，学生说要研究太平天国。老师无奈道，我是研究经济史的，既不研究太平天国，也无意后续研究太平天国，恐怕带不好你。但最后朱老师还是精心指导，介绍其认识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外学者，赴日期间专门复印日文研究资料交与他，这位研究太平天国的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了。事件还有后续：这位硕士生后来到其他院系读博，学业坎坷，甚至面临肄业风险，情急之下找到多年未联系的朱老师寻求帮助。朱老师念及多年的师生情谊，给予谆谆告诫和诚挚建议，帮其多争取了一年学习时间。虽然一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位学生仍然以肄业的方式结束了博士学业，但朱老师这种仁者仁心、乐行善举的行为，还是深深感动了这位学子。

四、传统士者风骨的坚守者

朱老师在道德层面有着传统士者一般的坚守。哪怕是自己相处多年的学生，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在朱老师退休之后，每当需要去医院检查，总是害怕麻烦身边的人，学生主动上门陪同也会被婉拒。除非网上预约这种实在难以独立完成的工作，才会委托给学生。在朱老师病情恶化之后，仍然坚持尽量不麻烦学生代劳。

我一直有一个朴素的习惯，就是过节见长辈不能空手，包括我的导师朱老师。本来是非常普通的礼节性问题，到了朱老师这里，却成了难以接受的事情。我来自太行山区，家乡出产品质上乘的小米。从读书时期开始，每年开年我都会从家里带一些小米给朱老师。师母因为是北方人，对小米的品质很是赞赏。我的随手之举能让师母和老师开心，我觉得很幸福。工作之后，每年年前我虽然不一定能有机会拜访朱老师和师母，但是我依然会寄一些小米，方便老师和师母过年熬粥喝。

有几次朱老师都说，你都毕业了，为何还要如此客气呢，甚至几次推脱说不要寄过来了，太过意不去了。我则宽慰朱老师说：“老师您务必安心收下。小米对于农民而言就是日常粮食，不是贵重的东西。还有我工作的本领是您传授给我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老家哪怕是学木匠瓦匠，逢年过节都会看望一下老师傅。我不能做到亲自登门拜访，但是寄一点您喜欢的东西，还是请您不要客气。”即便如此，朱老师依然觉得有心理负担，每年春节都会给我家小朋友发大红包，这倒让我反而有心理负担起来。

2025年9月以来，朱老师的健康状况开始急转直下，饮食也开始以易消化的流食为主，我便从老家寄了一些小米给老师熬粥。于粮食收获而言，九月份是一个尴尬的时节。新米还未成熟，旧谷又保存时间已久。客观来说，这个时节小米的品质是最差的。我曾问过父亲，可不可以小规模采收一点尝尝鲜，父亲说庄稼没有成熟哪里有品质呢，并承诺成熟后会第一时间采收并告诉我，估计最快也要十多天。朱老师告别仪式前一天的晚上，父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新米已经采收晾晒并加工完毕，可以寄过去了。我一时哽咽，竟一时语塞，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我情绪的变化，说我在外面，后面再联系。在我多年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这么早采收加工过新米。放下电话，一股悲情从心中涌起，顿时眼泪如涌——我知道，我亲爱的朱老师，没有等到今年的新米，再也不能吃我寄过来的小米了。

朱老师喜欢喝绿茶，我在成都工作后，每次到上海看望朱老师，都会带一盒竹叶青绿茶给朱老师尝尝鲜。我记得有一次朱老师在光华楼下非常客气地说，这个茶叶很贵的，如果你要给我买绿茶，买一般的就好了。2024年10月份，朱老师拖着病体主持行业史学术会议，我依然给朱老师带了一盒绿茶。朱老师悄悄对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小小的爱好。我则很高兴地对老师说：老师您喜欢就好，再说我也没有经常买，您不必有心理负担。最近参加完老师的告别仪式回到成都后，竹叶青那个经典的山峦杯我直接藏起来了。因为我一看到那个山峦杯，就想起我敬爱的朱老师。客观来看，我从情感上还不能接受朱老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朱老师高尚的人格还直接影响了众多的学生。朱老师病重后，需要日夜照护。朱老师培养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不论家庭和工作有多忙，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照护老师，甚至轮流二十四小时排班。为防止换班导致照护失当，大家还数易其稿整理了包括氧气管、巡房、睡觉、坐卧以及其他等六大类长达三页的照护注意事项。甚至有远在福建的师姐放下手头的工作和家庭，专门高铁来沪，照护了老师两个星期之久。尤其是朱老师在沪上的十多位学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弃陪伴家人的时间，日夜轮换陪护在老师身边，师生情谊之深可谓感天昭地。

久病床前无孝子，照护病人是一件劳神费心的麻烦事。照护病人面前，子女尚且难以周全，遑论其他关系。但朱老师的众多学生从喂饭喂水、翻身擦洗，到用药吸氧、守夜陪护，硬是和朱老师的儿子一起，体面地让朱老师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朱老师离开后，有一位师姐感慨：老师治学严谨、宽厚仁德，师门兄弟姐妹，受其影响，皆纯粹之人。这不仅是学生的一种心声，更是一种道德人格的传承。

五、陪伴老师最后的日子

2024年10月的第四届行业史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出版一套行业史丛书。这既是朱老师提携后学，也是企业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我本想就着博士论文外商企业制度的问题负责外商企业制度研究这部分。但是又考虑到既然是行业史丛书，肯定要从某个行业入手。近代外商企业是我很熟悉的领域，既然那么多行业，我选择哪一个行业呢？后来我思虑良久，认为近代轮船航运业是朱老师的成名作，也是数十年来近代企业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学界对外商尤其是欧美在华轮船航运业（日本在华航运业朱老师已有深入研究）的研究虽有所涉猎，但并不全面系统。如果我能够写一本近代外商轮船航运业研究的著作，不仅可以向朱老师的华商轮船航运业研究致敬，还可以补齐整个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全貌。当然客观来看，就我目前的研究功力和学术积淀而言，达到朱老师的研究水准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让朱老师一生所钟爱的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更加完善和丰满。

2024年10月参加完行业史会议之后，我到上海财大杜恂诚老师的家中拜访。因为复旦和上海财大只隔了一条马路，读书期间我经常到上海财大听杜老师的经济史课程。杜老师学养深厚、贯通中西，讲课往往从自己一篇文章的选题入手，从资料整理、数据运用，到结构设定、写作周期，再到得出结论、理论提升，整个过程抽丝剥茧、娓娓道来。三节听下来信息密度极大，经常狂记笔记，但又如沐春风。读书期间，我多次向杜老师请教学术问题。甚至有段时间，我经常是周二在杜老师那里请教学术，周五在朱老师这里讨论问题。因此，在读博士的三年时间里，我和上海财大的杜老师，以及杜老师的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杜老师在家中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在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和朱老师聚一下，他很久没见朱老师了。由于2024年下半年朱老师常驻广州，因此2025年春我到上海拜访朱老师之前，询问朱老师是否可以和杜老师相聚。朱老师说最近身体状况欠佳，以后再找机会。没想到下一次和杜老师谈起朱老师，已经是2025年9月7日，朱老师病危之时。当天是个周末，微信群突然说朱老师病危，大家能来的请尽快。我赶紧订了当天的机票，并于当天下午六点到达了医院。

在机场候机时，我在犹豫是否要将朱老师的情况告诉杜老师，觉得既合适也不合适。最后我还是拨通了杜老师的电话。杜老师震惊之余，回忆了和朱老师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当时杜老师正在读博士，朱老师还是经济所的年轻研究人员。朱老师正在吃饭，端着饭碗就和杜老师讨论起学术问题，好一个酣畅淋漓。杜老师最后感慨，一转眼都四十年了，朱老师学问做得好，人品也好，怎么现在就要离开大家了呢。我随后赶紧挂断了电话，因为我已经要哭出来了。我也听了出来，电话那头的杜老师情绪也有些变化。这一对经济史学界的名家，跨越四十年的真挚情感，我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只是两位四十年的老朋友，直到其中一位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实现约定的小聚。

2025年4月21日，我到朱老师家中看望老师和师母，发现朱老师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为了不给朱老师和师母添麻烦，我本打算坐一会就离开的。结果师母说，多陪我们说说话，我就简单在家煮个饺子就好，你不用客气。我说，师母我会做饭，我来煮饺子好了。那天朱老师家所在小区因为检修停水，没法开火。到了吃饭时间，朱老师建议我们到外面吃饭。当时朱老师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出门需要拄拐杖。这对于要强的朱老师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师母特意交代我最好搀着朱老师，以免摔倒。于是一路上我搀着朱老师，从家里走出小区，过马路，然后到了对面的商业中心吃饭。

路上师母从后面拍了一张我搀扶着朱老师的照片。第二天下午，朱老师将这张照片发给我，留言是：“昨天的照片，留作纪念吧。”我看着朱老师和我的背影照，反复品味着这句“留作纪念”，顿感朱老师话里有话，眼泪夺眶而出。但我还不愿意相信这样残酷的现实，给柯伟明师兄打去了电话。因为朱老师去年下半年的治疗是在广州驻访期间进行的，他最清楚具体情况。挂掉电话后，我在办公室大哭一场，既有对朱老师病情的难以接受，又有师生间相伴时间已短的不舍。朱老师离世后，我将照片发到大家的微信群。朱老师的儿子说：父亲一生坚强，这是他看到的唯一一张父亲拄拐杖的照片。我上半年本以为朱老师还能陪在我们身边两三年时间，没想到老师病程进展如此之快，仅仅半年时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25年9月7日晚上见到朱老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病重的朱老师用坚毅的眼神看着刚刚赶到的胡勃师兄和我，目光如炬，眼神中既有欣慰和高兴，也有寄托和期许。虽然后来随着朱老师病情的好转，给大家留下了临终期许：“我对你们都很满意，但学术是无止境的，还要继续努力。”但在我心目中，朱老师那坚毅的目光才是我最为珍视的：那是传统学术精神和学术传承的丰碑，那是传统士者精神和士者传统的灯塔，那是这个时代最为珍视和珍贵的东西……

2025年9月30日 于西南财经大学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