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摆脱贫困的过程往往要消耗更多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而治理污染的措施反过来可能导致失业激增、物价上涨，最终由穷人“买单”。面对这一两难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卢卡·尚塞尔在其著作《不可持续的不平等：迈向社会与环境的双重正义》中提出新的见解：社会正义和绿色世界的目标可以兼容，但需要公共政策做出实质性转变。本文是该书的引言。经授权刊发。

《不可持续的不平等：迈向社会与环境的双重正义》， [法] 卢卡·尚塞尔著，吴樾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5年4月版，196页，49.00元

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总的来说，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但也可以相互对立——至少在话语中是如此。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正是以保护美国矿工为借口来为其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辩解吗？不管特朗普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环境政策可能影响最贫穷群体”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分析与解构，否则这种社会与环境之间所谓的对立将继续在公共辩论中甚嚣尘上。

位于可持续发展核心的社会正义要想避免拆东墙补西墙，就必须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减少不平等实际上是生态转型议程的核心。这对于认识当前的社会与环境政策需要何种转型至关重要。

经济学、政治学和流行病学的近期研究表明，如果不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的其他目标就很难实现：比如民主和社会的健康、经济的有效运行，以及环境保护。因此，今天我们在西方社会观察到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增加）不仅就其本身而言令人忧心忡忡，而且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议程也是如此。

此外，环境破坏往往表现为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损害，但同时也会加剧一代人内部的社会不平等，强化业已存在的不平衡。举个例子，在美国或印度，每个人都暴露在化学污染的风险中，但大家暴露于其中的方式并非一模一样。环境与经济的不平等其实保持着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

事实上，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一样，最富裕者总体上比最贫穷者更少受环境风险（污染、气候灾害、自然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最贫穷者在面对这些风险时也更加脆弱，因为他们受到冲击时没有太多预防和重振的方法。2005年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为我们提供了悲剧的案例：富裕和不富裕的人面对环境风险的韧性天差地别。这些被称为环境不平等的不正义现象，联动地加强了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或由于生态灾难造成的生活场所破坏，加剧了最弱势人群的不稳定状态（précarité），并且以同样的方式，通过一种可称为“环境贫困陷阱”的现象，又再次加剧了不平等。

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还叠加了一种关于环境破坏责任的不正义。与某些童话般理论的断言相反，我们并不能说人们一旦超过某个收入水平就可以因拥有足够财力而减少污染。除了罕见的例外，那些最富有者才拥有着更高的生态足迹。用研究人员在辩论中使用的概念来说，并没有一条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污染水平先随着收入水平增长，但达到某一个收入门槛后就会下降，人们就奇迹般地开始保护环境。因此，社会-环境不正义是双重且不对称的：那些造成最多污染的人往往最少承受那些由他们造成的损害。

我们还要注意到，在做出未来环境决策之时，那些受环境退化影响最大的人却往往是最不被倾听的人，他们还是受那些并不直接为其考虑的政策影响最大的人。这就顺理成章地给那些诋毁环境政策的人提供了素材，无论对错，他们有时称这种政策为“布波政策”（Bobo是“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两词的结合，被用来形容城市小资产阶级）。

但这一切不是早就为人所知并记录在案吗？好吧，并不是——一直远远不够！尽管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对于环境不平等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仍然有很多有待公民、行动者、研究人员、议员和官员们学习的地方，在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公共辩论常常在进行到关于实施碳税这样的生态政策带来的潜在不平等影响时就戛然而止。

诚然，这引出了值得被讨论的再分配问题，但其他基本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比如在面对气候变化冲击或水体、土地污染时个体间和地域间的不平等。我们是否知道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会造成财富不平等，也就是会让最富有群体的土地增值？我们应该发展怎样的交通基础设施或是能源产品，才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减少不平等？要深入理解环境不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通常很复杂）的互动，我们仍然极度缺乏数据与分析工具，有时还缺乏意愿或财务资源。但只是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并不足够，我们还需要用行动来对抗这些不正义。在行动层面，尤其是政治实践上，前路依然漫长。

迈向社会国家的蜕变

不论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社会正义重新纳入可持续发展（或生态转型）议程的核心，都需要一场社会与环境政策的变革。在公共辩论中，环境政策常常因其很少考虑最贫困群体而遭到抨击。这其实是个悖论，因为从长期来看，正是弱势人口从环境保护当中受益最多。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社会正义政策未能纳入环境政策之中，那就确实有可能加剧某些不平等，甚至制造新的不平等。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某个污染行业的代表威胁说如果实施新环境政策就要裁减工作岗位，或者有农村地区议员对利好城镇人口的碳税表示抗议。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抗议的呼声？关于社会保护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有解决办法？

本书所主张的核心论点是：我们完全可以调和这两个目标。然而这需要我们迈入社会国家（État social，也称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国家）建构的新阶段，也就是说要组织起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诸如失业、疾病或贫穷）。我们对此还需要再多加思量，以便将承担环境风险（暴露于污染之中、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涨价，等等）的责任与传统的社会保护工具结合起来。我们应当沿着三条主轴齐头并进，它们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充满可能：

首先，我们要采用针对环境不平等的新型衡量工具和制图工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让这些不平等暴露在人们眼前，以便追踪其变化。如今，衡量进步的关键指标仍然是备受争议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我们的社会一直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衡量与体现各种相互作用因素的多样性。在制作、传播和分享有关环境不平等的资料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领先于许多欧洲国家，虽然美国政府于特朗普总统任内（第一任期）在这方面明显退步。

显然，只有一个良好的衡量体系并不足够。政治实践和工具也必须转型，这是我们的第二条轴线。社会公共政策和环境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有必要被打破，历史上这两者往往建立在公共行政部门的严格区分上（一方面是环境部门，另一方面是经济、财政或其他部门）。一些国家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

在瑞典，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社会补助，会将那些被迫产生的能源支出也包含在内（例如老化或低效的暖气或隔热设备带来的费用，或是居住地远离工作地而产生的交通费用）。

我们要将传统社会政策（尤其是减少不平等）和环保目标相调和。减少不平等的方法很多，其中某些或多或少能够对环境有好处。世界上这方面的积极案例比比皆是，即使它们的可持续性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保证。2012年澳大利亚实施的税务改革强化了所得税的累进性，同时也引入了碳税。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也能够防止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而直到最近这段时间以前，印度尼西亚都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被用于补贴化石能源，这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却主要只对那些日常开车的城市中上阶层有利。印度尼西亚现在已经废止了这些补贴，并用节省下来的钱建立了一个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广泛社会保护体系：这标志着一个社会-生态国家的诞生。

最后是我们的第三条轴线：创造一种社会国家和地方之间合作的新形式。今天有些声音支持处在“转型”（en transition）中的城市或乡村通过本地社群来实现团结发展（欧洲最活跃的相关社会运动之一就叫“转型”）。这有一定道理：一个特定空间里的环境问题往往有其特殊性（土地污染、街区住宅隔热不佳、缺乏公共交通等），为了尽可能站在居民立场上处理好这些问题，必须调动本地行动者的个体资源。然而仅仅依赖本地社群是十分危险的，这有可能重新制造出许多新的不平等形式，且难以招架未来几十年的巨大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要将社会国家的力量与本地行动者（协会、村庄、大区）的工具箱结合起来。在欧洲、北美或其他地区，不同层级的行动者之间成功合作的案例并不罕见。

总体而言，这些社会和环境政策的演变能够使传统的社会国家发生蜕变。这种转型需要考虑到其他重大趋势：全球化、数字革命、新的民主需求——这些都使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好消息是，转型已在许多国家以不同的节奏发生。如同我们在本书中所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都要从对方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也要从对方目前的成功中学到方法——不论全球北方还是南方，都有成功的案例。当然，这样的公共政策蜕变需要一切相关行动者的大量努力。不论如何，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种蜕变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充满可能——因为它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