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文庙碑刻博物馆有一《永禁机匠叫歇碑》（以下称“叫歇碑”）较为瞩目，碑以玻璃罩保护，上方有苏州市文物局设立的白色说明牌（见下图）。

《永禁机匠叫歇碑》

苏州市文物局的说明牌

1956年7月29日《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刊登柴德赓《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以下简称《经过》），《经过》详细介绍了“叫歇碑”的发现过程，摘录于下：

1955年9月底，我来到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和纪庸教授谈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我们想象苏州历史文物中应该有这些记载。后来看见顾震涛撰的《吴门表隐》（苏州图书馆藏旧钞本）一书提到机房殿有雍正十一年（应作十二年）“永禁机匠叫歇碑”，他虽没有说明内容，我和纪庸教授估计，大概是工人罢工的问题。可惜这碑的文字从未经人著录，连《玄妙观志》也不载。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去玄妙观访碑，由于道士的指引，在机房殿（俗称祖师殿）的南墙下，找到了这块碑。碑面被涂抹磨泐，上一半几乎认不出来，下一半还清楚，从下一半逐字端详，已经可以确定是一块禁止工人罢工碑。回院以后，马上请善于搨碑的黄慰萱同志去搨了来。 原来碑面损害不大，只是因为碑砌在墙内，边上的字有些搨不完全，其中个别的字也有剥落，关系不太大。据黄同志谈：这碑从未经人搨过，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所记不算什么“雅”事，字又写的很不好，自然不会引人注意的。不过雍正十二年立碑时是搨印过几份，分送各衙门存案，这是从碑文中可以证明的。

《柴德赓日记》（以下简称为《日记》）1955年12月25日：

毕腾青来，久处陋邦，见闻甚隘，见予多藏旧书，殊属不解；彼意以为此皆无用之物也。与同入市至玄妙观，由道士引导观没字碑，此碑相传方孝孺所撰，永乐间划平。碑高土余其承，碑龟趺不见痕迹，计地下所埋不止五尺。又至机房殿，观雍正间禁止叫歇碑。叫歇，即今所为罢工。极有史料价值，当搨有之。下午，阴，诣徐嗣山夫妇，即出。诣纪[庸]谈，饭后归。

毕腾青与柴德赓是杭州一中同学，当时任教苏州五爱中学，他是柴德赓访碑的见证人之一（另一为道士）；黄慰萱是苏州著名碑刻艺人，后来参与拓碑者；徐嗣山是江苏师院历史系副系主任；纪庸为历史系教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叫歇碑”发现后，柴德赓做了研究，认为此碑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一个实证。1956年2月21日柴德赓给尚钺寄去“叫歇碑”拓片并附信：

我为研究这碑，曾经去苏州图书馆借来康熙二十五年的《织造府志》，对当时官手工业的组织作了一些了解，肯定这碑所记的机户，都是私营手工业的资方。对碑上有姓的官吏，也大略考过，完全符合。为什么碑要立在玄妙观祖师殿？因为这是（当时）工人聚集之所。

1956年4月，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出版，将”叫歇碑”拓片及柴德赓的信札作为《研究》的附录。尚钺《研究》比柴德赓《经过》发表早三个月，他对发现“叫歇碑”给予较高的评价：

从柴德赓教授发现此碑的经过，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即一切的机会和材料，都是为有思想有准备的人而设的。柴先生对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及增长有了研究，因而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他到苏州才去翻检书籍，搜寻史料，从而就发现了这个碑文。

“叫歇碑”的发现，得到史学界、文物界的一致认可，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开馆，将“叫歇碑”的拓片作为文物参考件展出。

以上应该是关于“叫歇碑”的词条完整解释，但经50多年后，“叫歇碑”发现之事却成了苏州文史专家黄某笔下的一桩“公案”。

2007年《苏州杂志》第3期刊登黄某《纪庸与〈叫歇碑〉》，该文明确指出：纪庸发现了“叫歇碑”并评价了其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文物价值。黄文言：

手头有一份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教授纪庸先生的悼词，提到了他与《叫歇碑》的关系，文中这样写道：“苏州市玄妙观《叫歇碑》的发现，就是纪庸同志在《吴门表隐》一书中发现的线索。”如果把两说调和起来，就是说：纪庸先生在《吴门表隐》中发现了线索，并把碑找到了，而柴德赓先生重估了《叫歇碑》的历史价值。……这就存在一个疑问，纪庸先生发现了碑，是否对这块碑的价值缺乏客观的估价呢？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作为历史系教授的纪庸，他学术的专攻正是明清时期苏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当时的表述方式，如今的说法是苏南地区的工商经济史）。所以，碑的发现者与重估者都是纪庸。……纪庸，又名纪国宣，笔名纪果庵，河北蓟县人，1956年纪庸先生因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已平反）而成了学院的图书资料员，而此前却是学院的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这样的怪事情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出现，相信不说原因，大家也可以心照。且说投闲置散的纪庸先生在工作与劳动之余，还一心关注苏州的历史。1956年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在家里翻阅《吴门表隐》，发现第十一卷有这么一条：“永禁纱缎机匠叫歇帮行碑，在圆妙观机房殿内。雍正十一年，长洲县沈光曾奉巡抚高其倬、布政白钟山、知府姚孔鈵宪行勒石。”这记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即刻到玄妙观去查找，在道士的指引下，果然在观中一间偏殿（机房殿）的墙中见到了这块貌不惊人的《叫歇碑》。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下午，永远成为纪庸先生记忆中亮点的下午，他把因打入另册、身份贬抑而带来的身心疲惫丢到了一边，全身心享受到了发现的愉悦。他用手抹去了碑上尘封的积垢，仔细分辨着碑上历经二百多年岁月沧桑的字迹。这正是工商经济史中不可或缺的好材料。他把碑看了又看，可是室内光线暗淡，要详细了解，必须把碑取出才行。回到学院后，他去找才到苏州不过几个月的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先生，柴听了很感兴趣，一起办好相关手续，到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于获准取出了《叫歇碑》。以纪庸先生当时的身份，没有柴德赓先生的积极襄助，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现在，“百度”搜索引擎可以搜到两个关于“叫歇碑”的词条：一个是《清永禁机匠叫歇碑》，另一是《苏州府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第一个的解释和柴德赓的《经过》以及文物局的说明牌一致，第二个明显是按照黄某《纪庸与〈叫歇碑〉》解释所编辑（不排除是黄某自设的词条）。

2011年9月11日，黄恽又找到“新证据”，再次发表文章《关于叫歇碑的发现》（以下称《发现》），此文刊登在他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博客之中，文章开头如下：

日前有友人给了我一件他珍藏的资料，乃是发表在1958年5月29日《江苏师院》第三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叫歇碑发现的事件中看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这虽然是一篇出现在“反右”后期主要针对柴德赓的批判性文章，但里面述及的主要内容，正是叫歇碑的发现。与我掌握的资料一样，该文再次证实了叫歇碑由纪庸先生发现的事实。

笔者为还原事实，以可见的档案、文献资料，对黄某的观点及“证据”，提出质疑。

纪庸与柴德赓都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同是第二十一届（1933年）毕业生，柴德赓是史学系，纪庸为国文系。柴、纪二人在校时并不认识，当时国文历史两系很多课程一致，教书先生是同一人。1955年柴德赓调至江苏师院历史系，二人很快续上同学之谊。1956年柴德赓介绍纪庸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首先，澄清几个事实。1956年纪庸并没有打成“反革命”，离开历史系去图书馆。1955年柴德赓到江苏师院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之前，纪庸并不是系主任。

黄某的证据《悼词》只说明纪庸提及《吴门表隐》有“叫歇碑”的“线索”，并不能证明纪庸事先找到“叫歇碑”。“线索”和“首先见到实物”（文物发现的规定），尚有距离。黄某《纪庸与〈叫歇碑〉》有三个观点：一是纪庸发现了叫歇碑，二是纪庸评价了叫歇碑的价值，三是柴德赓在“叫歇碑”事上仅协助纪庸做了辅助工作（联系文管会将叫歇碑从机房殿取出而拓碑）。从柴德赓《经过》看到：“黄慰萱同志去拓了下来”，拓这个词前有“去”字，说明拓碑的地点还在原处——机房殿。判定一个案子，要具备四个基本要素。

时间：《经过》中写的是1955年12月25日（星期日），《日记》提供更准确时间是“上午”（这是黄某不知道的）。黄某《纪庸与〈叫歇碑〉》却是“1956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后来，黄某曾在网上更正为1955年，连年月日都不清楚，倒是星期天下午很明确。

地点：《经过》言在玄妙观机房殿（俗称祖师殿），黄某给出的也是机房殿。

人物：《经过》言由道士指引，《日记》言有毕腾青同往。黄某仅给出道士一人，没有其他人参与发现过程。

动机：按照《经过》，柴德赓到苏州后，和纪庸讨论过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纪庸谈到《吴门表隐》有线索，二人还就“叫歇”二字做了研究，一致认为是“罢工”。12月24日《日记》，下午读《吴门表隐》，第二天上午访碑。柴德赓是有动机的，他急于要找到“叫歇碑”的下落。实际上，纪庸早就看过《吴门表隐》，知道有一被称为“叫歇”的碑在玄妙观，但是纪庸没有看到书后立即出发访碑。但是，黄某描述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看《吴门表隐》，立即出发访碑。首先发现“叫歇碑”的时间点不存，如果是在12月25日以前，纪庸找到了“叫歇碑”，后面不会发生柴德赓到玄妙观寻访之事。如果纪庸在25日之后去过机房殿，失去“首先发现实物”的意义。

以1955年12月25日（星期日）中午为界，上午找到“叫歇碑”为“发现”，下午为“后见”。黄某完全可以继续挖掘考证，到底是哪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是“令人兴奋的下午”，比如是12月18日，是否合乎逻辑？从黄某的介绍，应该是12月25日下午，但是黄某没有见到《日记》，这天下午，柴德赓到了纪庸家，饭后才告辞。

在此，再引用一段12月24日《日记》，此时《吴门表隐》还在柴德赓手里呢。

下午，未至工作室，阅《吴门表隐》，此书甚陋。序及题诗占去一本，末册又附家中谱，墓道，殊无谓，然于吴中掌故搜罗尚勤些。此书有道光刻本，余所阅书苏州图书馆藏抄本，尚旧，偶有误字。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黄某的文章，前后的证据链不完整，不能构成事实的依据，而有关柴德赓的文献和资料很完整，案情清楚。关于“叫歇碑”的发现问题，可有几点：

一、柴德赓和纪庸是北师大同届同学，相互尊重，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互交换所见材料，讨论具体问题，是正常的事情。

二、按二人的学识水平，这种交流是相互促进的，不仅纪庸为柴谈他所见所思，对柴有益；柴也谈自己的所见所思，为纪庸提供新资料、新思路。所以，当时二人的文章都提到“我们”。

三、纪庸先到苏州，地方文献所见更多。《吴门表隐》及所载“叫歇碑”事，应该是纪庸先看到的，但是：①他对“叫歇碑”的理解，并无把握，所以提出来与柴德赓商量。②纪庸并不十分重视这一线索，因此没有采取行动去寻找。③江苏师院给纪庸平反的悼词中说纪庸“在《吴门表隐》中发现的线索”，定位准确，仅仅是“线索”。

四、发现“线索”和寻找到“实物”是两回事。纪庸没有行动，而柴德赓第一个去寻找，并找到了这块碑，所以柴德赓是“叫歇碑”的发现者。

五、关于发现经过，现在有两个版本：一是1956年7月当事人柴德赓的《经过》；一是2007年黄某的判断和分析。黄某说，纪庸对“叫歇碑”作了评估，而柴德赓只是做了辅助工作。

《经过》和《日记》已经记录了后续的考证工作，查阅《织造府志》，核对年代、人名等。1956-1957年国家社科选题申报时，柴德赓和纪庸合作申报《明清两代的苏州织造》课题，柴德赓是第一申报人。另外有纪庸和刘桂东合作申报《商鞅变法的性质》，纪庸是第一申报人。纪庸当时属于正常的教学、科研状态，黄某称纪庸“打入另册、身份贬抑”，显然不成立。

按照《经过》，叫歇碑并没从玄妙观取出，而是请苏州碑刻专家黄慰萱“去搨了下来”。关于碑的处置需要文管会的决定，黄慰萱拓碑的场所就在机房殿，如果《经过》为假，黄慰萱未曾到玄妙观拓碑，1956年他即会声称《经过》不符合事实，所以《经过》的内容已经经过1956年公共舆论的检验。

现在，黄某认为评价“叫歇碑”意义的也是纪庸，只能说证据不充分。

黄某《纪庸与〈叫歇碑〉》还有一段：

关于《叫歇碑》，纪庸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这样说：“79年，我父亲的问题平反和改正时，历史系一位教授柳树人先生（朝鲜族，为人很正直，已作古）曾找到我，说此碑是我父亲发现的，要我澄清此事，并说他了解全过程，可以为我作证。我和母亲商量。觉得柴先生也于‘文革’中不幸死亡（他心脏不好，被强制劳动，在拉板车上桥时死亡），他们生前关系也不错，我们对此事不愿（也觉得没有必要）争了。”其实，不仅是这位已故的柳树人教授，与纪庸同时期的江苏师院师生员工都清楚这件事，不然，也不会在1979年写入纪庸先生的悼词了。对于纪庸先生的家属而言，人都去了，这类事不争是达观而明智的，不过，我想，要还原历史的话，这篇文章还是值得一写的。

黄某的论据就是，1979年江苏师院给纪庸“平反”时，柳树人要为“叫歇碑”事替纪庸喊冤。

黄某在这里试图找一个证人，此人是柳树人。柳树人当时为历史系世界史讲师，并不在纪庸领导的中古史教研室。既然柳树人可以作证，为什么不在1958年《从发现叫歇碑的事件中看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下简称《丑恶》）大字报写出时作证（见下图《大字报》），而在1979年出来作证？1955年12月柳树人是否当时在玄妙观的现场？还是1979年他回忆起1958年见到（听到）判柴德赓的《丑恶》，而出来作证？如果是后一种，成为不了证人，因为，只是回忆，提供的不是第一手资料；如果说他在纪庸“令人兴奋的下午”的发现工作时也在场参与，这没有公开的文献辅证，黄某的“新证据”《丑恶》，署名共八人：何保罗、周仪琼、吴清华、张梦白、钱兆隆、吴静渊、孟心平、沈颜闵，而1979年愿意为纪庸作证的柳树人却不在其列。

载于《江苏师院》报1958年5月29日

黄某看到《丑恶》如获至宝，更支持了他的纪庸发现说，和他手头的资料（纪庸的平反结论，纪英楠的回忆）一致，这是第三个支撑纪庸发现说的证明材料。《丑恶》这类大字报式的文章，可以乱扣帽子，不能作为证据，这一点应该在大家的常识范围之内。

现在看一下，当时为了批臭柴德赓，《丑恶》是怎样写的：

1955年间，右派分子纪庸为求名利，也在“研究”当时史学界较为重视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多方辗转才知道《吴门表隐》一书中载有苏州织工的史料。于是通过了种种关系，才向苏州图书馆借得该书。柴主任来苏州后，在彼此闲谈中涉及到一些苏州机户的问题。纪庸为了迎合柴主任并借此相互拉拢，便不惜将此“秘本”转借与柴主任。这便是“材料为有思想准备的人儿设的”真相。叫歇碑发现后，柴主任更拓下了大量碑文，并向北京寄发，尚钺也获得了一份。而且，在新著中应用了这个“珍贵材料”，并作附录，宣扬柴主任窃夺的发现功绩。这样，柴主任发现叫歇碑的“功绩”，便随该书的发行而传遍了祖国各地。怪不得浙江师专来我院参加科学报告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第一句话便是赞扬柴主任发现叫歇碑的“功绩”。从此柴主任也名正言顺地在任何场合下，介绍叫歇碑是“我”发现的了。

读罢《丑恶》，没有找到纪庸发现“叫歇碑”的字眼，只有柴德赓借得“秘本”的经过。结合黄某的两论纪庸发现“叫歇碑”，可以看到：

一、《经过》是1956年发表的，1957年纪庸被戴上“右派”帽子，已经是“死老虎”。1958年的“交心与教育改革运动”主要是批倒批臭柴德赓，所以在“叫歇碑”问题上做文章。何保罗等《丑恶》这一重磅的炮弹，也只能拿出《吴门表隐》事，而拿不出一个纪庸“一个令人兴奋的下午”的事实。倘若真有黄某所叙述的纪庸去玄妙观找到“叫歇碑”这种活灵活现的“事实”，为何1958年何保罗等《丑恶》不采用。二、柳树人既然说可以为此事作证，为何在1958年时需要批倒批臭柴德赓时不提供这样最直接有力的炮弹，而是匿藏不宣，大字报八人里面竟然没有他的名字。三、连柳树人这样的与纪庸并没有什么特殊联系的普通教师都知道“纪庸发现的‘叫歇碑’的全过程，为什么包括何保罗在内的八人，比柳树人更有地位和影响的人都不知道？当时为了批判柴德赓，历史系领导费尽心机，无孔不入，八人“再三核对”纪庸，居然没有问出纪庸亲自发现的口供？四、黄文说，纪庸发现“叫歇碑”后，回到学院，找到柴德赓，柴听了很感兴趣（说明柴以前不知有“叫歇碑”存在）。“一起办好相关手续”，“到有关部门几经交涉”，“这才终于获准取出了该碑”。动静如此之大，为何系秘书何保罗等均不知，未协助柴主任、纪庸主任的工作（何保罗系秘书的本职工作就是协助系主任）。“几经交涉”从何谈起。

面对这份大字报，笔者看到，纪庸没有直接指责柴德赓，都是“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当他们代表正义的一方质问一个“右派”分子时，纪庸不想供出柴德赓都难。

其实，这份《丑恶》的大批判文，何保罗已经否定过。1988年6月17日，江苏省社联在南京召开《江苏纪念六位史学家大会》，何保罗发言：

柴先生到苏州后，随时留心苏州的地方文献。有一次，他同历史系纪庸教授交谈有关苏州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清人顾震涛的《吴门表隐》一书中，得知机房殿有雍正年间的《永禁机匠叫歇碑》，但内容不详。后来他亲自去找，在玄妙观道士的指引下终于在机房殿的墙角下找到了，并请人把碑文拓了下来，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上作了介绍。这是一份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人罢工斗争史的重要碑刻资料，为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该文发表于1988年，这是拨乱反正后十年，何保罗亲自澄清自1955年以来关于“叫歇碑”的风波，代表官方所作的结论，和纪庸平反的结论一致。

如果到此，黄某还是认为，何保罗等1958年的《丑恶》仍有价值，笔者还可以再提供一个证据。1962年3月24日《日记》：

八时到网师园，与李[明中]书记谈话，余谈“双反”[1958年]时为《辛亥革命》、叫歇碑二事，批判不恰当，发动学生提意见，不实事求是，出于逼迫，影响师生关系，召集我借《太平天国外记》不应当夜追回，厚今薄古会议无交代，徐对以论带史，厚今薄古有偏见，吾无所隐也。

1958年对柴德赓批判，李书记亲自部署。《江苏师院》报在“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标题下，还有一篇报道《历史系师生大力帮助柴主任》，文章说5月21、23两日下午，全系师生大会，汇报讨论情况，提供具体材料（注意柳树人是必须参加会的）。连续两天的会议和柴德赓的工作笔记本所记录一致，两次批判会上发言有26人，除了领导、教师还有学生，受批判的柴德赓为了能接受批判，更好地检查，做了七千多字的记录，后来写了一万字的检查，并没有关于“叫歇碑”的内容，说明柴德赓在“叫歇碑”问题上从未承认犯了错误。

柴德赓向李明中书记提出的问题，李向院党委书记刘烈人进行了汇报，为了打消柴德赓的顾虑，经过院党委会的研究，1962年6月在南京开省政协、人代会期间，刘烈人来到柴德赓的房间，当面道歉：“反右整风后批判错误，违反政策，各方面有影响，当纠正。”这一天是6月12日，柴德赓记了日记。刘烈人不是说说而已，笔者查到江苏师院党委（盖章）的1964年《柴德赓六二年以来的主要思想情况鉴定》整理稿，可以印证《日记》中刘烈人代表党委会道歉的事实：

1958年后情绪一度比较消极，去年一月[1963年]去北京参加民主党派中央会议后，情绪有好转，去年甄别中，对他在1958年教改中受到批判的某些问题作了更正，政治态度向左转，目前对党的领导是服从的，对三面红旗未发现抵触情绪。

这就是江苏师院党委会对1958年出现的偏差进行的纠正的档案记录，同时否定了《丑恶》的内容。

笔者认为，黄某若能看到这里，应当摒弃前面的观点，《江苏师院》报上《丑恶》一文，完全是一场闹剧。后来笔者在苏州大学档案馆公布的资料上找到这一天的《江苏师院》报，特意剪接出来，放到了《瓣香终不负此生——柴德赓图志》一书中，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证据，证明当时曾经歪曲事实地批判过柴德赓，也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利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说“叫歇碑”，是为了澄清黄某认定的“叫歇碑风波”，告诉后面的读者整个经过，黄某所谓纪庸发现说，没有经得起考证的材料。

笔者在苏州十年，很想和黄某当面澄清以上这些问题，但时空交错，未曾谋面，实为憾事，仅在此公布一些分析和考证。另外交代一个问题，《日记》将由商务印书馆2025年6月出版，其中有很多关于纪庸的记载，即使纪庸后来被错划“右派”，柴德赓与纪庸的个人关系并没有中止，他们把个人交往停留在学术层面，柴德赓所写的所有文章在发表之前都要向纪庸征求意见，纪庸也是如此，并无网上所言二人的“文人相轻”。

柴念东

写于2024年3月26日，修改于2025年4月15日。

（本文得到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1960届毕业生、现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曹永年教授的指导帮助。十分感谢曹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