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惯犯在押期间长期隐匿真实身份引怀疑，检察机关抽丝剥茧找到关键证据，发现24年前命案逃犯。

近日，最高检新闻办举行了“新媒体走基层看检察”中央网络媒体采访团走进昆明活动，在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了解到一起由该院办理的典型案例。

饶建勇与廖某谈话。受访单位供图

2024年9月，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饶建勇与看守所民警谈话时，发现了一起身份不明，刑罚难以顺利执行的案件。此后经两个月调查，查实该在押人员的真实身份，发现其是公安机关网上追逃24年、一起抢劫杀人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2024年9月13日，饶建勇回忆，其像往常一样到五华区看守所的派驻检察室工作。工作中发现，在押人员廖某应该被转入监狱服刑，但却没有转入监狱服刑，看守所可能面临着违规留所服刑的问题。

饶建勇解释，按照相关规定，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上的，要转入监狱服刑，彼时廖某的刑期还剩下四个月。通过和看守所民警了解，由于廖某的身份信息一直未得到核实，其姓名、年龄等均为自报，身份信息不明，暂不能转入监狱。

同时，饶建勇通过查阅了廖某的案件判决书和相关诉讼材料发现，“廖某的判决书只有三页纸，但他的前科材料就占两页，说明他的前科很多，历经了很多次判决，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犯人‘不简单’。”

饶建勇回忆，为进一步了解犯人廖某的真实情况，其当即决定与廖某谈话，希望借此获取一些信息，帮助查实其真实身份。“廖某解释说自己十二三岁就跑出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一直在犯事，就没再和家里联系，之前也没有落户。”

廖某的回答让饶建勇心生疑惑，廖某自称在1977年出生，他的（第一次）判决是在2002年，那他此前的25年都经历了什么呢？廖某是自幼离家还是另有隐情？为什么以盗窃为生不工作？

同样让饶建勇疑惑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于2004年1月正式启用，第一次盗窃刑满释放时间为2005年8月，但廖某一直不办理身份证，也不愿意回归家庭，存在故意隐瞒真实身份的可能，背后可能还有重大隐情。

通过和廖某谈话，饶建勇没有获得任何有效信息，“如果无法核实廖某的身份，就会面临超期留所服刑的风险，存在监管安全隐患。”此后，饶建勇通过查找裁判文书了解到，在2002年至2024年，廖某10次被法院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但10次判决书中载明的身份信息均为其自报。且廖某盗窃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其在江苏、四川、云南等多地都实施过盗窃。“从这里看就能发现廖某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盗窃犯，我们最大的怀疑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饶建勇向解释，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机关是可以按照嫌疑人的自报姓名来完成诉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司法实践中，有时候要查清有些罪犯的身份信息，会因侦查条件受限，以及办案时限等影响，造成嫌疑人身份信息在审判前一直无法查明。到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就以他的自报姓名来完成整个诉讼过程，以及到最后收押、服刑都是以他的自报姓名完成的。”

饶建勇亦指出，此前各个监狱也是以自报姓名就把廖某收监服刑了，但随着监狱执行、管理越来越规范，廖某想通过隐匿真实身份服刑的想法变得越来越难。“现在监狱对收押身份信息不明的人员会特别关注，特别重视。”

从五华区检察院了解到，此后五华区检察院发函建议公安机关进一步核实廖某的身份信息。但反馈，仍是“无法查明”。为消除因在押人员身份不明产生的一系列风险隐患，五华区检察院向有关部门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希望再次核实廖某的身份信息，并依法将其转入监狱服刑。此后通过进行多渠道查询，扩大核查范围，将DNA信息与打拐平台信息进行比对等方式，最终查明廖某是一名隐瞒身份潜逃24年的命案逃犯。

饶建勇介绍，廖某1975年出生，家中还有母亲和一个哥哥。2000年，廖某伙同他人在广西抢劫了一个摩的司机，并将其沉入河底溺死。

面对证据，廖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供认，2000年7月抢劫后，他连夜爬上火车逃亡，辗转四川、江苏、云南等地，沿途靠盗窃维持生活，一直使用假名隐藏身份。

“办案中，除了依法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查明他的身份，更多的也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想帮他办理身份证，让他真正回归社会。”饶建勇说，“不管是看守所也好，还是检察机关，都对这个案件的最终的结果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受到，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份工作有坚持才能从细微处入手，发现问题，充分履行监督职能。”

从检察机关了解到，2024年12月，在廖某刑满释放当日，其被依法移交给了广西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