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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星玥

指导教师｜李海波

编辑｜吴筱慧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老公寓里，81岁的谢方夏从抽屉里拿出五本荣誉证书，红色的外壳被塑料膜保护着，向老家来的客人们展示。

这套三室一厅是单位分配给两位老人的住宅。2024年国庆，客厅里围坐了8位来自谢方夏四川老家的亲人，其中最年长的老人，是她已故大哥的儿子谢庆良，今年75岁。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位小姑在内蒙古的家，他不知道曾经在老家声称自己在做牙膏的谢方夏身上，到底隐瞒了多少故事，能获得这么多国家级的荣誉。

五本红色的证书上印着国徽，下面刻着“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谢庆良接过其中一本，正要打开，就被谢方夏制止了。

谢方夏的两本《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者证书》，内部具体信息为保密内容

“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她重复着这句刻在她大脑里的话。这是为数不多能留下姓名的物件，但证书的具体内容依旧无法示人。

神秘的“牙膏生意”

谢方夏的老家在四川泸州。这一城市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重要军工城市之一。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1962年7月1日，五院在泸州高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部队番号为“750”。

1964年，四川化学工业学校中专毕业的谢方夏作为优秀技术人员进入了泸州军工厂的选拔。

谢方夏现在都还记得1964年9月的那一天，泸州化工的政审室弥漫着樟脑丸与汗液混合的气味，木质的门窗关得紧紧的，挂在天花板上的风扇“咯吱咯吱”响。政工干部一边在一沓档案里翻阅，一边问她政治思想、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问题。19岁的谢方夏盯着政工干部的红笔——笔尖悬在“家庭成分”栏的“佃农”二字上，几个问题后，红圈最终落下。谢方夏看到他在旁边写下：“红五类”。

她松了一口气：幸亏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一个月后，她接到了录用通知，被分配到了航空研究所。这场全校仅5人通过的首批“750部队”政审，在选拔成绩优异者的同时，还要求祖上三代无经商、无海外关系、无国民党背景。

高兴之余，她被再三要求对即将要去往的单位保密，并签署了保密协议。于是她对家里人说起工作，只回答是泸州的一个化工厂。但作为家里为数不多上了中专的人，她毕业的去向受到家里人的重视。父母大哥追问起来，她只好随口一扯：“做牙膏的。”

1965年，泸州航空研究所集体搬迁至内蒙古，原因是四川湿度太大，不利于实验结果。从四川到内蒙古可不是一件小事，家里不放心小妹去那么远的地方。大哥担心：“听说内蒙古出一趟门，耳朵鼻子里全是沙，你去那边干什么？”她只好将谎言延续，说工厂牙膏生意开到了内蒙古，要去跑业务，能升职加薪，每个月三十多块钱。

乌兰察布市的蒙古包，探亲途中拍摄

在那个1块钱能吃半个月的年代，三十多元钱无疑是一笔巨款，家里人也终于松了口，没再多问。

1965年3月，泸州货运站弥漫着煤灰与露水的腥气。1960年代的泸州并未开通客运列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和仪器都只能通过货运列车抵达内蒙古。车厢焊死了所有窗户，只在顶棚留两排拇指大的气孔。带队的排长扯着嗓子吼：“保持间距，人货混装！”研究人员与各种仪器共享空间。谢方夏蜷在军用列车尾厢的仪器箱隙间，她的行李很简单：“红五类”政审证书、三套新衣服、一罐母亲做的辣椒酱。新入伍的5名学生被编为S75至S80号，她是S76——这个编号将取代姓名使用35年。

到达内蒙古，掀开车厢门那刻，风沙就劈头盖脸砸来。等待军用卡车前来接洽的时间，她和初来乍到的同事们眯眼望着无垠的昏黄，好友拉了拉她的袖子，低声说：“棺材！那是运棺材的车吗？”谢方夏顺着好友的目光看去，六口刷着绿漆的松木箱堆在月台上，箱体印着“精密仪器”。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为万一猝死技术人员预备的——因保密条例，遗体需与设备同箱运回北京，结束保密后才能通知家里认领。

基地位于荒漠地区，周围没有村庄。谢方夏住进了内蒙古研究所原有的单元楼里。从窗户向外望去，附近只有八栋六层楼高的住宅楼。

研究基地离住宅楼大约步行半小时，但最难捱的是四五月的风沙天气。

1966年一场巨大的沙尘暴袭来，当地人叫这样的天气为“牛毛风”。那天钢电工研究组工程组测试项目，需要使用进口仪器，任务紧急，仪器又只有她能熟练运用。谢方夏只能和同事们前往工作。大风卷起黄沙，真像牛毛一样，黄色的，粗粝的，整个天空都是落日一样的橙红色，她走在黄沙里，能见度不足五米。

晚上七点多，研究所只剩测试结束后的几人，她和几位同事一起下班，结伴回去。出门一片昏黄，路全部被“牛毛风”吹起的黄沙掩埋，全副武装的几人穿着四五层衣服，戴着防风面具和护目镜，手挽着手，只能靠记忆中的方向往住宅区靠。狂风卷起拳头大的石子，就要砸在谢方夏的帽子上，她抬手抓住，放进了口袋。现在这块石头也和那五本荣誉证书一起，保存在了抽屉里。“可能是能够被允许留存的东西太少，我又太想记住。”她在日记里这样解释道。

内蒙古沙尘暴，相较“牛毛风”能见度较高

半小时路程，几人走了两个小时才终于看到了光亮，听到了呼唤他们名字的声音。原来是研究所领导发现几人还没回来，每半小时派出一拨人去寻找，直到第三拨人才找到风沙中走出来的他们。

谢方夏的工作是操作员，按照技术员的实验配方完成相关步骤，并记录在工作日志上。由于保密工作需要，每位研究员的工作日志都需写两份，当日收缴，进行模糊处理。

工作并不容易，谢方夏要面对技术操作的难度、生活环境的恶劣，还要承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压力。实验失败造成的损失太大，任何一个人都没法承受，她只能谨慎再谨慎，至少保证不是她这一环出现失误。

在谢方夏35年的工作生涯里，“保密”二字已经刻进她的骨髓。除了自己参与的项目外，系统内不允许同事间相互交流，更不能去别的科室串门。每一层楼都有解放军站岗，拿着“真枪实弹”巡逻。

刚到内蒙古基地的一个月，不允许与家里人联系，信件中更不能提到与工作相关的任何地点与要素。谢方夏寄给家里人的信，会被拆开审了又审，才会和她省下的薪水一起寄回四川，连同寄出的还有她为了做戏做全套托后勤购买的几支全新牙膏。

一次操作中，实验药剂性能突变腐蚀了手背，她在工作日志上如实记载了这一情况。下班交上日志后，科长递来半瓶修正液：“凡涉及具体操作的句子全涂改掉。”她看着自己的笔迹消失在白色涂层下：“在……中因化学物质变异导致谢方夏……”改成了“特殊工况下出现……”

涂改液凝结成痂片时，窗外响起运输车的轰鸣。三辆覆盖帆布的卡车正驶向铁路专线，车厢里装着谢方夏曾经参与项目的完整档案——那些写满人名的原始记录将永久封存在某个保密山洞里，洞口浇筑的混凝土标着“xxxx号机密”。而留给保密工作人员的，只有一本本具体内容不能公布的荣誉证书。

无法遗忘，不能遗忘

基地的食堂菜品并不丰富，四面的黄沙中种不出一颗青菜，所有食物都由军用卡车一车一车从外地运来。谢方夏的菜谱也很简单——辣椒酱拌青菜和土豆丝是她最常吃的菜品，青菜可以补充水分与维生素，土豆丝果腹，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俩加起来只需要五分钱。

她总是抱着铝餐盒排在队伍的最后，如果遇到少数菜有剩余，她就能吃到打折后一分钱的几片肉或者一个鸡蛋。

工资发放日，她将40元分成几份：25元纸钞寄给四川的母亲，余下10元换饭菜票，剩下5元用层层帆布包裹好，放在抽屉里上锁，以备不时之需。

有次她因贫血在岗位上晕倒，醒来时她攥着兜里的汇款收据和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的体检单，只选择开瓶葡萄糖，又回到了操作台上，“忍忍就好了”。

但并不是每个疾病都像贫血一样能够“忍过去”，工作强度和生活环境一点点侵蚀着她的身体。一场大病让谢方夏短暂离开了坚守的工作岗位。这险些夺走了谢方夏的生命，同时也让她看见了一位坚定的爱人。

1969年4月，她被检查出疑似肺结核与子宫肿瘤，这是他们工作的常见职业病。在根据流程进行隔离和治疗后，需送回家乡康养。在专员护送下，她回到了四川泸州。

养病期间，谢方夏见到了从内蒙古找来四川的同事宋世国。破败的土坯房，生病的母亲，和可能永远无法生育的女人，并没击退他“千里追妻”的决心。宋世国回忆起向单位领导请假的经历。在谢方夏回家养病期间，他多次写信向她求婚。但都被拒绝。在从谢方夏好友处得知她的病情后，他连续熬了几夜，提前将工作数据完善，和请假条一同交于组织。最终假条批注栏写着：限五日，按工伤探亲报销。

两人相识于1965年秋，谢方夏作为科室组织委员，负责联络、登记新入职的同事信息。北京来的小伙子对这位南方的爽朗姑娘很感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身份的悬殊让谢方夏不敢向前，她总会想起登记信息时，对方学历栏上的“天津大学”。她是中专学历的操作员，家里还有生病的妈妈需要补贴。谢方夏拒绝得很干脆：“我不能拖累你。”

见到来家里探望的宋世国时，她再次说。而这次他又一次回答：“我不在乎。”

父母和朋友都对这个青年很满意，在他的坚持下，谢方夏最终同意了他的追求。宋世国拿出从内蒙古带回来的奶豆腐、两匹棉布、两斤大白兔奶糖，就算是聘礼。两人去登记，领了结婚证，拍了张照，并没举办婚礼。

四川泸州，谢方夏从小生活的老家院子（修缮前），她生病时在此康养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国家实行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要求北方各军用工业基地向南方迁移。

1970年11月7日深夜，上级发布“战略转移”，内蒙古基地所有研究人员与实验设备需迁移至湖北山林。谢方夏用哺乳巾将三个月大的儿子捆在胸前，后背绑着火箭的陀螺仪保险柜，和丈夫搀扶着行进。孩子营养不良，轻飘飘的没什么重量。十五公斤的钢柜压得她椎骨脆响，导致现在她的腰椎都存在畸形。

几次辗转，研究所进入湖北深山，实验室建在峡谷里，从进山到实验基地几乎要走一天时间。夜里很冷，谢方夏和几位同事每天背着孩子上山捡柴火，捡了，往下一滚一扔一滚，另有同事在下面接应，集中分发。谢方夏11年的日夜都在湖北这个说不出名字的山沟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生活与工作。

山里的生活环境比内蒙古的黄沙还恶劣，地理原因导致白天很短，夜里没暖气，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只能靠一层一层的被子和衣物扛过去，原始森林里还有老虎和狼出没。夫妻二人的任务也一天比一天紧急，无暇照顾体弱的儿子。1974年春节将至，二人与组织沟通，决定将刚学会说话的儿子连同年货一起送往四川外婆家，委托列车员照看。谢方夏向家里解释的理由是孩子不适应工厂环境，加上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请大哥帮忙照顾。

但悲剧发生了。那时候的信件总是延迟，谢方夏收到儿子走丢的消息已经是一个月后。大哥寄来的信中写道：“腊月初八接站，广播喊了整天孩子的名字，没见到人，怀疑中途下错了站。”随信纸寄来的还有派出所出具的《走失证明》，报案人签名处按着大哥的指纹。

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想找到一个孩子无疑是大海捞针。走丢孩子基本就是永生难见。极大的打击下，谢方夏的身体再一次垮了，病危通知书送到陪床丈夫手里。愧疚，心疼，她躺在病床上想：要不就这样死掉算了。她不知道应该怪谁，但总有人需要对这个悲剧负责。那就怪自己吧！谢方夏忍不住哽咽，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她仍然这样想。

好在上级对此极为重视，派了专员在途经站附近寻找，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孩子，送回了四川老家。家乡的信寄来，大哥写道：儿子身上全是伤，问起经历只一味地哭，哭累了就盯着家人，也不爱说话。孩子到底怎么走丢的？没有人知道。夫妻二人心疼，着急，但能做的也只有多省下点钱，寄回给家里——项目正是关键时刻，不允许离开岗位。同一年，母亲去世，谢方夏也没能回川吊唁。

夫妻二人再次见到儿子已经是20年后。工作缓和的二人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回到了四川老家，几天前，大哥去世了。小院里的枇杷树下，二十多岁的青年被亲戚拉扯着站在夫妻二人面前，扭头就想走。“是我对不起他。”谢方夏谈起儿子就哭。青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五官与夫妻二人很相似，但对于他来说，自己是这个家的“外人”，是被抛下的一位。他记忆中不愿触及的伤痛，都来源于眼前的两位老人，他做不到释然，甚至连联系方式都不想留给他们。

女儿生于1979年，刚出生就被确诊佝偻症，头像鱼一样又宽又扁。

这种畸形在医学上被称为“舟状头”，病理名称又称颅缝骨化症，是由于先天发育障碍所致。佝偻病在婴儿期较为常见，是缺乏维生素D引起体内钙、磷代谢紊乱，而使骨骼钙化不良的一种疾病。

谢方夏只能一遍遍在日记上写下“对不起”，她并不知道哪里错了，但后果总需要有人承担。夫妻二人又开始为女儿的病情奔走，好在检查结果乐观，都只是因为孕期营养不良导致的畸形。终于在两次手术和几年的治疗后，女儿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但体质偏弱，发育也较同龄人迟缓。

闲暇时，一家三口去各地旅游，爬过黄山、泰山，去过高原。走过最远的地方是韩国，材料申请审批了一个月才通过。走过的全国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城市，全在客厅中挂的世界地图上标注出来，合照先是3人，女儿结婚后成了4人，有了孙女变为5人。但旅游目的地没有湖北。谢方夏不愿意谈理由，“我闭上眼就会想起来儿子盯着我看的眼神，跟看陌生人一样。”她又开始道歉。

谢方夏很喜欢看史铁生的书，在基地时她就常去文献部借阅，放在床头看。退休后，她的日记和史铁生散文集一起放在书架上。日记的扉页写着：“工作的记忆，不允许被留下，那痛苦为什么无法遗忘？”下面摘抄了史铁生《务虚笔记》的话：“‘忘记’这两个字能使一切珍贵的东西消灭，仿佛不管什么原本都一钱不值。”

她的名字，代号S76

2000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内蒙古实验基地的后勤部，谢方夏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小窗后递出一张建设银行存折。上面新打印着字样“月退休金4376元”，下方几条横线划掉了一排字，仔细看能辨认字迹：“保密津贴：1200元”。她询问起原因，财务人员解释：“解密人员不享受保密补偿。”

她还是很开心。家里的经济早已没有了重压——丈夫没到退休年龄，女儿也有了家庭，小夫妻二人都有稳定的工作，还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

军用客车把谢方夏送到最近的县城，她感受着周围的人烟味，又顿感迷茫：35年每天都在和操作台作伴，世界好像变样了，应该要干什么？她脑子里只剩一个词：回家。她搭乘大巴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呼和浩特市，这是退休流程的最后一步，在省公安厅做解密报备。保密科内，钢印重重压下“解密期三年”的备注——三年内她不允许擅自离开内蒙古，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向公安系统备案。

处理好一切，她攥着存折走向百货大楼，在羊绒专柜前徘徊了很久。最终，她买下一件一千多元的暗红色大衣和一件同款的灰色大衣。暗红色的长款大衣穿在了女儿身上，正好合身。灰色大衣至今没能寄给它的主人，因为儿子的一切信息都无从得知。

他住在哪里？电话多少？孩子几岁了？一家人过得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她。那位青年在谢方夏大哥去世后，与所有亲戚断了联系。这件灰色大衣带着81岁老人洗不掉的愧疚，永远锁在了衣柜的最上层。

退休生活很丰富。谢方夏爱上了做饭，尤其爱做川菜，仿佛遗失在记忆里的故乡，都能通过美食找回来。她每天按时接送孙女上下幼儿园，其余时间就收拾家里，准备三餐。

孙女喜欢乐高，谢方夏的退休金每月总有一部分花在上面。她也很喜欢这种玩具，可以找到操作台的感觉。她拼起乐高来又准又快，总能得到孙女的赞叹，她笑着说：“孙女都成我的‘小粉丝’了。”

她还加入了老年协会，成为了副会长，周末与会中同伴一起骑行、散步。她常组织老伙伴们骑行郊外，在晴朗的天气里，沿着大青山脚缓行。与记忆中内蒙古基地那遮天蔽日的黄沙不同，近年来植树造林，大青山植被茂盛，风沙也温和很多。偶尔，她会独自骑得远一点，望着无垠的草原或城市的轮廓。她喜欢骑行的感觉，因为前半生的方向都跟着墨绿色的军用车行进，现在终于能自己选择东西南北了。

谢方夏与四川老家的亲人恢复了联系，加入了“欢乐一家亲”的微信群。但她很少回四川，只逢年过节在群里聊聊。

2024年的国庆，她邀请亲人们来呼市玩耍，这也是大哥在世时没能完成的愿望。谢庆良想替父亲来看看这位传奇的小姑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地方。谢方夏跟大家聊内蒙古的风沙、聊曾经不能说的荣誉、聊退休后的生活，唯独对那三十五年的具体工作，依旧守口如瓶。

展示过后，谢方夏拉开那个陪伴多年的旧抽屉，将荣誉证书放回最上层。证书下方，压着那块从1966年“牛毛风”中拾回的拳头大的石头。旁边，是一份“集体三等功”的奖状复印件，那颗返回式的卫星带来的荣誉，如今只剩下这张黑白复印的纸，上面能找到的她的存在，是批注行的参与人员编号，其中就有S76。她的名字无法完整留存其中。

客厅里，那幅标记着五十多个城市足迹的中国地图依然醒目。只是湖北那片区域，始终是地图上一个沉默的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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