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拯。

陈拯教授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陈拯：我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这几个国际关系学科分支领域的课程教学与学术研究，以学理研究为主，政策研究做的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中国人权外交）。核心研究领域是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演进的理论和历史分析。我的研究工作力图回应当前国家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战略需要，进而希望能够介入国际前沿，推动基于中国理念与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过去几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International Affairs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专著《新兴大国建设国际人权规范研究》（受国家哲社外译资助，入选国家哲社外译选题）《说辞政治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入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提出了“话语势能”和“说辞政治”等分析框架。此外，基于个人兴趣，我还试图探索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与中华传统思想的理论创新。

：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陈拯：我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之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博连读，2011年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入选了北大国关和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联合培养双博士项目，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两年，最后在2016年获得了早大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北大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先担任讲师，2018年晋升为副教授。在此期间入选过上海市晨光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2016年9月到2018年8月，我有幸入选Oxford-Princeton Global Leaders Fellow，在牛津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各从事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2020年5月经人才引进，调动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青年研究员，教授。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陈拯：我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得益于家庭、单位、老师、同事以及学生的帮助，职业生涯比起很多比我要更有潜质的同行来说已经算非常顺利了。如果说期间硬要说遇到过哪些困难的话，第一个大概是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学科研工作起步的同时还要兼顾早稻田大学博士论文的写作及审核，然后就是无论是副教授还是正教授都是评了两次才评上，短期内对个人心气的打击也很不小。幸而我到底比较幸运，两次遇到挫折后不久就很快有能给自己打“强心针”的事情发生。在交大的一次是入选牛津和普林斯顿的博士后项目，在复旦的一次则是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接收。青年学者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要考虑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压力（且不管有没有“非升即走”的要求），也面对着成家和立业的双重挑战，需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如果在大学里任教，还要兼顾教学和科研。我个人觉得，对青年学者而言，最重要的帮助还是来自单位。一是物质上普惠性的基本保障，比如大家谈论很多的住房等方面的支持，再比如说，我一直开玩笑，要是学校能有常态化的早教班、托儿所、晚托班、暑托班之类，青年教师的科研成绩一定会翻番。二是宽松、公平的学术环境。我总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有多的条条框框，将“破五唯”搞成了“要五全”，能不能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干预乃至折腾，不要填那么多的申请，应付那么多的评比考核，也少一些三六九等，人情世故。总之，要让大家能少点内卷和内耗，更安心地从事工作。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陈拯：就我个人而言，学术氛围对个人研究的促进主要来自于同侪先进们的刺激吧。有幸在顶尖大学任教，除了力争上游的压力、见贤思齐的激励，更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相互砥砺启发。这些年我在复旦和交大从来自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同事那里真的受益良多，包括从学生那里也学到不少。同时，我所在的国际关系学科，无论期刊发表、会议机会还是代际间“传帮带”等方面对青年学者来说确实还是比较友好的。这真的需要特别感谢前辈学者们对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维护。

：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陈拯：确实，市里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不少支持。我个人体会最直接也最深刻的，一是住房补贴，部分帮助我解决了“安居”的问题，使我能够安心做研究。二是一系列课题的支持，从上海哲社青年课题到上海市晨光学者和上海浦江人才项目使我获得了相关研究的启动经费，至少实现了“买书自由”，同时也搭建和拓展了学术合作网络。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陈拯：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我的课题名称是“‘话语势能’与国际制度竞争中的话语策略研究”。这个课题试图将国际政治社会学和国际政治语言学中有关话语政治的分析思路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主导下的国际制度竞争研究，以本人此前基于中华传统思想所提出的“话语势能”概念为中心，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探求国际制度竞争外交话语交锋的一般逻辑，力图将信号传递以及正当性争夺机制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这个项目尝试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不同类型的话语策略？二、促使国家选择特定话语策略模式的考虑有哪些？三、在什么条件下，国家更可能通过何种特定的策略实现自身目标？我期待这个课题能够进一步推动有关国际制度竞争与国际规范争论的前沿理论议程，特别是结合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经验，推动自主理论创新。推动构建更加正当有效、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关键任务。在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国际制度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我也希望这个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构筑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

：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或是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陈拯：获得“上海社科新人”这一称号，是对我此前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今后教学和研究的鼓励。这一称号所配套的项目资助与资源支持，将助力我继续推进此前已经启动的将国际制度竞争和国际规范争论相融通的理论探索。从长远看，“社科新人”平台将也将拓展我的学术网络，开拓视野，并为后续申报国家级项目积累宝贵的经验。

：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陈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核心在其吸引力和塑造力，基础则是发展和治理水平，集中体现为思想价值的引领力、制度规则的创新力和信息理念的传播力，而这些都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息息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既对城市管理者的理念和行动提供支撑，对一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对一座城市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决定一座城市吸引力与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别的不说，生活中，对一座城市，我们既有“文化古城”这样的美称，也有“文化沙漠”这样的批评，这些都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对一个城市软实力的影响。

：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陈拯：对上海而言，作为对外开放前沿，以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目标”，持续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国际关系学科学术研究对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就我的研究领域而言，近年来，在中央支持下，上海把吸引国际组织尤其国际经济组织“落沪”确立为一项重要工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研究所等相继落地。吸引国际组织在上海设立总部或者常驻代表机构，有助于系统性展示和促进上海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有关国际制度、规范与全球治理的学术研究，以及全球治理人才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相信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的创新挑战？

陈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更多是“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察者。就我所在的学科而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目前更多的还体现在研究议程方面：这一两年，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对世界政治现实与未来发展影响的研究层出不穷。就实际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而言，目前比较现实的还是借之收集和处理传统方法难以应对的海量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卫星图像、经济指标等，此外还有一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模拟推演以及实验。更重要的是，以预测而非传统的解释为导向的研究正在兴起，可能对传统的学科范式构成重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