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大多数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交流信息上，其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发短信、发推文、上传下载文件、加密解码或者打电话。交流已成为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决定着政治、经济以及日常娱乐。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似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和时代都是崭新的，是前所未有的，并将之称为“ 信息社会”，仿佛在暗指此前的社会不怎么关注信息。那么请想象一下，在前信息社会，当男人在田间劳作了一天之后，或者，当女人偶尔在镇上的取水处聚会时，他们会交流些什么呢？

显然，认为前信息社会没有信息流动只是一种幻想。自从人类学会交换信号以来，每一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信息交流。现代通信技术的奇迹让人们对过去产生了误解，甚至让我们误以为交流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除非我们将银版摄影法和电报时代也纳入交流的历史谱系之中，否则思考交流就毫无意义。

确实，没有人会轻视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性。自古登堡时代以来，印刷术不断展现其影响力，学者们对此已有了解。书籍史现在被认为是“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人文和社科重叠的领域）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然而，古登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仍然不识字。虽然他们经常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交流，但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口语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缺失的元素找回，那么交流的完整历史将无法呈现。

《诗歌与警察》这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少数情况下，口头交流会留下存在证据，因为它们具有冒犯性。这些话语要么侮辱了要人名流，要么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要么暗中威胁到了君主的权威。更少见的情况是，国家或教会甚至会对这种冒犯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将大量与之相关的卷宗保存在档案馆中。本书附录部分的档案材料便是来自一次警察行动，此次行动涉及的范围是我在文献研究中见到的最广的一次。1749年，警察们试图在巴黎全境追查六首诗的下落。彼时正值政治危机，人们朗诵着、背诵着、修改着、吟唱着，并在纸上潦草地写下这六首诗，其中夹杂的各种书面或口头信息也纷呈而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开始的标志是警察逮捕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罪名是他背诵了一首抨击路易十五的诗。在巴士底狱接受审讯期间，这名学生交代了他是从谁手中获得这首诗的。被他供出的人随即被捕。第二个人被捕后也招供了他获得这首诗的来源。逮捕仍在继续，直到警察往巴士底狱的牢房里塞了十四名同谋者，罪名是背诵了未经官方许可的诗歌。镇压恶言非议政府的人是警察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逮捕这十四个人呢？这十四个巴黎人不仅十分普通、毫无威胁，而且还远离凡尔赛的权力斗争。由此警察的调查行动引起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凡尔赛和巴黎的当权者那么热衷于追缴这些诗歌？这个问题也引出了许多其他疑惑。通过追问这些问题，并沿着警方在逮捕一个又一个人时所追寻的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复杂的信息交流网络，研究信息在半文盲社会中传播的方式。

这当中涉及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好几种。这十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法官助理和教士，他们精通书面文字，在碎纸片上誊抄了上述的诗歌。多亏警察在搜身时没收了它们，其中一些纸片才得以保存在巴士底狱的档案中。审讯过程中，这十四个人中有人透露，他们还互相朗诵并背诵了这些诗。比如，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便凭借记忆背出了其中一首80行之长的诗。记忆的艺术在旧制度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则是音乐。“十四人事件”涉及的六首诗中，有两首被谱成了曲，可以按照人们熟悉的曲调演唱。在当时的歌曲收藏著作（通常被称为“歌集”[chansonniers]）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两首诗歌的踪迹。此外，歌集中还有另外一些歌曲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交流，比如笑话、谜语、谣言和俏皮话（bons mots）。

巴黎人一直在给老曲子撰写新歌词。诗歌经常谈及时事，随着事件的发展，匿名的“才子”又写出了新的歌词。因此，这些歌曲同时也是对公共事务的实时评论，而且数量非常之多。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十四人事件”如何融入音乐歌词，并通过传唱将消息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些音乐，至少能听到现代人用当时可能存在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歌集和没收的诗句中只包含了歌曲的歌词，但它们给出了曲调的标题或第一行歌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音乐部（Département de musique）的“解码书”以及类似的音乐注释文献中查阅这些标题，我们便可将歌词与旋律联系起来。埃莱娜·德拉沃（Hélène Delavault）是巴黎一位颇有才华的卡巴莱（cabaret）艺术家，她亲切地同意录制12首最重要的歌曲。作为电子补充材料，这12首录音提供了一条通路，尽管相对简略，但人们可以借此了解信息如何受音乐影响，如何在街巷间传播，以及如何进入两百多年前巴黎人的大脑。

从档案调查到“电子音乐”，此类历史研究会得出不同种类的观点和不同层次的结论。在处理声音和感觉时，精确地证明某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处理这些虽然有风险，但是也会有很多收获，因而值得冒险一试。如果能够重温过去的声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更加丰富。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奢望聆听过去世界的声音，而是说，任何恢复口语经验的尝试都要求在使用材料时格外小心。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提供了几份关键的文献材料，读者可以借此来评估我的解释。埃莱娜·德拉沃的电子音乐“表演”在本书最后。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证明材料，既可用作研究，也可听来欣赏。本书大致内容便是如此。让我们从一个侦探故事讲起。

追缴诗歌

1749年春天，巴黎的警察总监（lieutenant de police）接到一项命令，让他逮捕一首以“黑色狂怒的怪物”（Monstre dont la noire Furie）为开头的诗的作者。除了该诗的题目“莫勒帕（Maurepas）先生被流放了”之外，警察没有其他线索。莫勒帕本是海军大臣和王室内廷大臣，在政府中很有权势。然而1749年4月24日，路易十五将他革职并流放。显然，莫勒帕的支持者在此之后写了一些抨击国王的诗，用“怪物”一词来讽刺路易十五，以此发泄他们内心的愤怒。这也是动员警力的原因。毕竟，在一首公开流传的诗文中诽谤国王是一件国家事务，是涉及叛国罪的重大案件。

警方雇佣的大批密探接到调查命令，6月底，终于有一人找到了线索。他将发现写在一张纸上上报，只有两句话，没有署名和日期：

阁下，我知道几天前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藏了一首侮辱国王的诗，此事已基本坐实。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将他指认出来。

获得了12金路易（相当于一名不熟练的工人近一年的工资）后，这名密探上交了那首诗的一个抄件，并交代了藏诗者的名字。此人叫弗朗索瓦·博尼斯（François Bonis），是一名医学生，住在路易大王学院（Collège Louis-le-Grand），并在这里指导两个来自外省的年轻绅士的学习。该消息很快便上达政府的最高层，其传递路线如下：那名未透露姓名的密探将消息传给了书籍贸易监察官约瑟夫·戴梅里（Joseph d’Hémery），并由他传给了警察总监尼古拉·勒内·贝里耶（Nicolas René Berryer），然后传给了马克·皮埃尔·德瓦耶·德保尔米（Marc Pierre de Voyer de Paulmy），即达让松伯爵（comte d’Argenson），时任战争大臣和巴黎省总长，新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达让松伯爵立即做出反应，认为一刻也不能耽搁，命令贝里耶务须尽快逮捕博尼斯，并告诉他下达命令的密札稍后会补上，还强调这次行动必须秘密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将所有同谋一网打尽。

引发了一系列抓捕行动的某位密探的碎纸片（ 阿森纳图书馆藏）

从监察官戴梅里写给贝里耶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戴梅里执行命令的专业性令人钦佩。这位监察官在重要位置安排了岗哨，又在附近的角落里安排了一辆马车伺机待命，而他自己则在福万路（rue du Foin）和目标人物搭讪。他对博尼斯说：“ 诺瓦耶元帅（maréchal de Noailles）想要见你，此事与一件荣誉事件有关，涉及某位骑兵队长。”博尼斯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不会引起任何决斗（诺瓦耶负责裁决这类案件）。于是，他自愿跟着戴梅里上了马车，然后消失在了巴士底狱里。

警察采取了常用模式——一问一答——将博尼斯的审讯情况记录了下来，并以准对话的形式呈现。博尼斯和审讯他的警察专员阿尼昂·菲利普·米谢·德罗切布鲁恩（Agnan Philippe Miché de Rochebrune）在审讯结束后都对记录进行了确认，然后在每页上签了名。以下是审讯稿的部分内容：

问：他（ 博尼斯）是否写了一些反对国王的诗，并读给很多人听。

答：他（ 博尼斯）根本就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写任何诗歌来反对别人。但是，大约三个星期前，他当时正在圣主医院（Hôtel-Dieu）拜访那里的院长吉松神父（abbé Gisson）。大概在当天下午4点钟，一个教士也来拜访吉松；此人身高超过一般人，看起来35岁左右。他们在谈话时提到了报纸上的新闻，这个教士还说有人不怀好意，编了一些攻击国王的讽刺诗歌，并拿出了其中一首。之后，就在吉松先生的房间里，被告（博尼斯）把这首诗抄了一份，但并没有写下所有的诗句，而是跳过了其中许多内容。

总之，按照博尼斯的描述，学生和教士在聚会时讨论了时事，并互相传递讽刺国王的诗歌。然而，这场聚会仍然有诸多可疑之处。审讯稿中还有如下内容：

问：他（博尼斯）拿这首诗干什么用。

答：他（博尼斯）说他在路易大王学院的一间屋子里，当着几个人的面背诵了这首诗，然后就把它烧掉了。

问：他（博尼斯）所讲的不是事实，他不会为了之后烧掉这首诗才如此积极地抄下它。

答：他（博尼斯）断定这首诗是某位詹森派信徒写的，他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詹森派擅长什么，他们怎样思考，以及他们的风格是什么。

罗切布鲁恩专员通过宣讲传播“毒物”的罪恶，戳穿了博尼斯那漏洞百出的辩护。警察从博尼斯的某个熟人那里弄到了这首诗的抄本，从而知道博尼斯并没有把它烧毁。警察承诺会保护告密者的身份，而且他们对博尼斯在获得这首诗后如何处置它也不感兴趣。他们的任务只是沿着诗的传播路线向前查探，直至找到该诗的源头。然而，博尼斯并不清楚提供这首诗的教士的信息。于是，警察唆使他给圣主医院的朋友写信，询问该教士的姓名和地址，并编造说他有本书要还给那个人。警察和博尼斯收到了回信，得知他叫让·爱德华（Jean Edouard），是圣尼古拉德香榭教堂（St. Nicolas des Champs）的教士。于是，警察将爱德华也关进了巴士底狱。

审讯期间，爱德华说这首诗是从另外一名教士那里获得的，此人名叫安甘贝尔·德·蒙唐热（Inguimbert de Montange）。警察逮捕了蒙唐热，并按照他提供的线索，逮捕了第三名教士——亚历克西·杜加斯（Alexis Dujast）。杜加斯将一位名叫雅克·马利·阿莱尔（Jacques Marie Hallaire）的法律系学生供了出来，导致其被捕。阿莱尔则声称他是从一名律政职员那里得到这首诗的，该职员名叫德尼·路易·茹雷（Denis Louis Jouret）。茹雷被捕后，指认了吕西安·弗朗索瓦·杜肖富尔（Lucien François Du Chaufour）。杜肖富尔是一名哲学系学生，在审讯期间，他把同学瓦尔蒙（Varmont）“ 出卖了”。瓦尔蒙则因为及时得到消息，躲了起来，但后来他还是自首了，并供出了另一名学生，莫贝尔·德·弗雷纳斯（Maubert de Freneuse）。不过，警察一直未能找到弗雷纳斯。

每名被捕者都有自己的档案，里面的信息——以该事件为例，一首与之相关的讽刺诗就包含了大量讨论和相关的阅读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政治评论如何通过交流网络得以传播。乍看之下，传播途径似乎很简单，传播环境也相当类似。传递这首诗的人大都是学生、职员和教士，彼此间大多是朋友，而且都很年轻，年龄最小者只有16岁（弗雷纳斯），最大者也才31岁（博尼斯）。该诗的句子本身也散发出一种与这些人的气质相符的味道，至少达让松是这么认为的。他把这首诗交还给贝里耶，并写下评论：“这首诗太无耻了，对你我而言，它都充满了学究和拉丁语区的味道。”

但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又有五首诗出现了。在警察眼中，它们同样具有煽动性。它们不仅有各自的传播路线，而且，这些路线与上文提到的那首诗的传播路径有交会。人们在碎纸片上抄下这些诗，用类似的纸片与别人交换，念给更多的“抄字员”，将之记在脑海里，大声朗诵，印刷在地下小册子中，谱上流行的曲调，或者把它们当成一首歌来唱。除了第一批被押往巴士底狱的嫌疑人外，被关起来的还有另外七人。此后，第二批被拘押者又牵连出五人，只是他们逃脱了。最后，警察将这十四名传递诗歌的人投入巴士底监狱，这也就是这次行动在档案中名字——“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的由来。但他们并未找到这首诗歌的源头。事实上，这首诗歌可能没有作者，因为人们可以随意增减诗节和修改措辞。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例子；第一首诗与许多其他诗作交叉重叠，共同形成了一个诗歌的“流动”世界，从一个传递点跳跃到另一个传递点，使得空气中充满了警察所说的“坏话”（mauvais propos）或“恶意言论”（mauvais discours），到处都有配着韵律、具有煽动性的嘈杂之声。

《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美]罗伯特·达恩顿 著，谷大建、张弛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

（本文节选自《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序言、第一章及附录，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