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碎片里，“诗心”如何帮助诗人们走出困境，找到生存的价值？近日，青年学者黄晓丹携新著《九诗心——暗夜文学启明》于上戏艺术书店内做客第一期三联书城读书会，以“卡在时代的缝隙中，他们通过写作活下来”为题，从文天祥的生平与诗作，剖析南宋覆灭之际士大夫的精神突围之路。

黄晓丹

《九诗心》选取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九位诗人，他们都身处各自的“大变局时代”，面临同一个命题：当昔日安稳世界的许诺失效，人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一生？通过还原历史情境和文本细读，黄晓丹呈现了诗人们面对生命困境各自寻得的“办法”，并带领读者跨越古语障碍，在共通的生命处境中产生连接和共鸣。

《九诗心》

黄晓丹指出，“诗心”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大概念，她引用顾随和叶嘉莹的观点阐释，“它不取决于是否创作诗歌，而在于是否保有真诚无畏的心灵内核。”文学家陈世骧面对20世纪初的纷乱，阅读和研究了大量诗歌，曾写道：“文学是碎片中的碎片，残留中的残留，然而诗心幸存，正是人间的希望。”在黄晓丹看来，一个时代要求人们所创造的意义，尤其是科技、经济等物质上的意义，对于下一个时代来说可能毫无价值，但是在无尽流失的历史中，诗心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九诗心》的写作中，她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人如何度过生命的暗夜。“一种方法是改造外在现实，但历史证明社会变革从未真正消减痛苦的总量；另一种是寻求内在觉悟，但这需要特殊的机缘与禀赋。”黄晓丹说道，文学提供了第三种方法，也就是通过体验、感受和记录，来找寻生命的价值。

在《九诗心》的文天祥一章里，黄晓丹从南宋末年的崖山海战讲起，一直讲到他生命末年的终章。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流亡王朝在崖山海战中覆灭，面对元军的劝降，他写下《过零丁洋》作为绝笔，却被元军主将张弘范叹为好诗，幸存下来。在书中，黄晓丹没有记录文天祥的全传，而是以崖山海战和零丁洋作为开端，详述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文天祥43岁时写下《过零丁洋》，在此之前，他写过的诗几乎和他此后四年写下的诗一样多，但这两部分却有很大的差别。”黄晓丹说，在她看来，文天祥状元出身，但直到《过零丁洋》，他才真正地写出了好诗。

“人们也许会想，如果《过零丁洋》是文天祥的绝笔诗就好了，这是人们心目中英雄落场的样子，但它不是。”黄晓丹说，这首诗并非文天祥的终点，反而成为他精神探索的起点。同样在1279年，文天祥又写了一首《南海》：朅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这一时期，文天祥好像一夜之间，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慷慨激昂，变得惊惶恐惧，这是他经历的巨大反转。”

在被押往元大都的北行路上，文天祥整理旧作，编成《指南录》，与此同时又面临巨大的困境：宋朝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赴死还有意义吗？“因为原先附着的意义都不存在了，文天祥的生命产生了一种没有外在负累的轻盈感，同时内在就变成了没有内容的空洞感。”黄晓丹解释道，在这一时期，他游历南华山，写下“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目睹中原百姓在朝代更迭中的生活常态，吟出“中原似沧海，万顷与云连”。

1280年冬，在元大都的牢狱中，文天祥写下《逢有道者》：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诗中“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的顿悟，标志着他突破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框架，他不再将忠孝视为终极目标，而是如庄子所言“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完成了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黄晓丹认为，诗里的“大光明”并非南怀瑾所解读的某部佛经，而是一种境界，“是所有冲突、矛盾、害怕都消除后的光明境界，文天祥意识到，他一辈子都在读书来追求光明境界，却是经历了真正的患难之后，才迎来了这种大光明。”

在《庚辰四十五岁》里，文天祥写下“千载方来那有尽，百年未半已为多”。从千年的尺度来看，人的所有悲欢离合都是微不足道的。黄晓丹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天祥生命的最后四年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不妨碍他的精神和心灵继续成长，也正是因为他留下的诗作，后世的人们得以对宋亡以后消散的历史有更多的理解。

“回到‘诗心’，就像陈世骧所说的，文学是碎片中的碎片，残留中的残留。历史上有很多碎片性的时代，而唯一可以把碎片的历史凝结起来、为他们赋予意义的，黄晓丹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