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019年工信部启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以来，我在发表了深圳先进电池材料集群等几篇关于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文章。在2025年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想就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关键谈几点看法。

根据国家工信部的官方表述和权威解读，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指在一个区域里围绕先进制造领域密切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合作共生的网络化产业组织形态。从各地经验来看，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具体培育方法包括选择和激励“链主”企业、建立动态更新的“链主”企业培育库和配套企业库、鼓励数据共享和平台赋能，构建企业间协作创新生态系统。同时，支持跨区域金融服务、土地使用、能源供应等，完善跨区域的集群协同网络。

通过工信部遴选出来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有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看作“政策红利”和追求GDP的“抓手”。这与把国家认定的各类示范园区看作“符号资本”有点类似。具体来说，一些地方政府会把集群作为产业链，由一把手挂帅，作为“链长”，对银行担保，给高校出题，对龙头企业压担子，给“优势产业链”配套提供资金、人才、土地等，并将集群促进机构用作第三方“操盘手”，整合政府补贴、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利用公共平台分摊创新风险。

二

工信部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是“挂牌”，而是“遴选”出来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培育”，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生长的集群基础之上的。它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从零开始的纯技术建构过程。一些发达国家自199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集群政策。陈强和赵程程引介过德国始于1995年的三次集群策动；赵作权介绍过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创新的空间》（修订版）第八章回顾了多国的集群政策，并引用了M. Landabaso和S. Rosenfeld文章中的三张表进行说明。

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吸收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工业大国的国情和制度背景，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有幸参与这项政策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侯彦全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实践》一书中，具体表述了我国工信部采取赛马机制，遴选和确定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对象的方法，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需要强调，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度创新。代表集群向工信部申报参选的主体——集群发展促进机构是一种网络组织而非等级组织。它的设立标志着引入集群治理制度（cluster governance）并付诸实施。它不是政府（government）施用权力，而是多主体共同制定并遵循规则体系以解决公共问题。我认为，在有”强势政府“的地方，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意味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而且要超越经济主义的惯性思维。

三

深圳市场化改革最彻底，企业创新主力军地位和产业集群支撑是深圳创新之城的奥秘所在。以下，我再次以工信部首批遴选出来的深圳先进电池材料集群为例来探讨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圳的智能手机和消费类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和无人机、AI和机器人、新型储能等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无不得益于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在深圳市，像电池材料产业这样有集群生态系统存在的先进制造业案例不胜枚举。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中国生产了全球超3/4的电池。深圳市的电池产业已形成从材料、电芯、装备到回收的闭环生态，成为全球电池技术迭代的重要策源地，例如以清研电子、比亚迪为代表的干法极片工艺、以欣旺达为代表的6C闪充电池技术、以星源材质为代表的高安全隔膜技术、以新宙邦为代表的电解液3.0技术、以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为代表的铝基复合负极+抗冻耐热电池技术、以贝特瑞和格林美为代表的超短流程闭环回收技术等，都已在全球“领跑”。深圳电池材料产业的成长性和场景丰富度都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深圳电池材料产业的创业氛围十分浓厚。出口锂电池成绩亮眼。尽管电池相关的民营企业数量很多，但并不“内卷”，而是有协作精神。除光明区等地以外，这几年不少电池相关企业在邻近比亚迪的坪山区繁衍和集聚。深圳电池“四剑客”科达利、贝特瑞、新宙邦和星源材质都是为突破日韩垄断而创业的，分别占据了锂电池结构件、负极材料、电解液和隔膜领域的龙头位置。

深圳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的优势是能够凝聚专家的力量，进行产学研合作、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该集群频繁地召开各种会议，例如中科院院士和青年学者与企业的技术交流会、与国际龙头企业交流合作的专题会等，并应对河南安阳、内蒙古乌兰察布、山东济宁、福建永安、江苏溧阳等市的地方需求，进行跨地区协作。如此有高度凝聚力和协作创新能力的深圳先进电池材料集群完全不是设计出来的。深圳市清新电源研究院作为集群发展促进机构，发挥着组织协调、资源对接、公共服务的关键作用，使该集群成为和谐的创新社区。从深圳先进电池材料集群的经验来看，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在城市和区域的创新和创业环境。

四

创新生态系统使深圳先进电池材料集群获得并保持了国际竞争优势，我不禁想起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在1990年3-4月《哈佛商学评论》的简版）中的一句名言：“国家之所以能在特定的产业中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国内环境最具前瞻性、活力和挑战性。”波特的“critical mass”一词也值得回味（我在《创新的空间》（修订版）第49页意译为“核爆中心”，并有脚注）。创新集群的特征是有足够密集且多样化的行为主体，它们之间存在专业化分工和高频互动。Critical mass还指创新集群的“最小有效规模”，即某个地理区域内集聚的企业、供应商、服务商、科教机构、金融机构等关联主体在数量和质量上需要达到最低门槛，当门槛被突破，集群才会自我强化，催生创新，使该区域在特定产业领域拥有非凡竞争力。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作为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创新战略而付诸实施的创新集群。美国哈斯商学院恩格尔教授的Global networks of clusters of innovation把创新集群定义为有创新潜力、充满创业精神的商业环境，其特点是资源（包括人员，资本和信息）的高度流动性。创新集群是由初创企业、支持创业的企业和从创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成熟企业所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对创新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家和创业行为；直接或间接参与创新过程的利益相关者都愿意寻求合作机会。理解创新集群的关键是了解集群成员在协同工作中默契的关系，因为精细的商贸合同无法捕捉到默契的所有要素。

五

催生技术创新是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主要功能，而创业、企业繁衍和企业家密集是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表征。至于为什么集群会促进技术创新，我在著述中谈过很多，强调了相关行为主体的地理邻近和知识溢出（proximity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关键点在于当代创新的发生是非线性的社会过程，需要基于诚信的社会网络。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知识在具有相似技能组合或技术组合的产业间更容易流动（例如有传统农业知识和先进机器人知识组合的地方会发展农业机器人技术），在产业间潜在的交叉点存在创新的机会。同一个地方可能存在不同种类的本地知识重组向量（vectors of localized knowledge recombination）。政策制定者需要实时了解创新活动的地理，将集群识别为地方创新系统。

先进制造业集群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能力正是国家竞争力的根基。这已经得到了无数国际经验的证实。诚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已经积累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但是，对于各省市来说，到底为什么要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是什么？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仍需要继续深入思考，认真地想明白。先进制造业集群政策的研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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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持续关注国内外产业园区和创新集群。本专栏以园区之思为主题，求索园区的初衷和未来。

参考文献

王缉慈等, 2010.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 2016. 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等, 2019. 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 2023. 园区和集群[M]. 北京: 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